1975—1982，任何一個對黨史、國史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八年在共和國曆史上意味着什麽。1975年整頓、「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周恩來逝世、四五運動（又稱「天安門事件」）、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鄧小平第三次複出、真理标準問題大讨論、平反冤假錯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對外開放和創辦經濟特區、作出第二個曆史決議、華國鋒辭職、中共十二大召開，等等，一系列重大的國史、黨史問題，均密集地發生在這八年裏。這一時段，中國政治用「暗流潛湧」和「波谲雲詭」來形容并不爲過。每一個曆史事件都事關中國政治走向和發展全局。恰如《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一書的「轉折年代」四個字，這八年，确是改變中國前途和命運的轉折年代。

作者程中原是這八年中國政治生态的權威研究者。自1991年春調入中國社科院剛成立的當代中國研究所至今，他在這所國史研究重地已經耕耘了23個春秋，主要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文化大革命時期）、第四卷（1976—1984）的編撰工作。在研究中，他逐漸形成一個看法：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爲裏程碑的「偉大曆史轉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重大的事情。這個轉折，從最初的醞釀、嘗試到最終的實現、完成，就是在這将近八年時間裏完成的。其中，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頓，是轉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爲曆史轉折創造了前提。此後的兩年爲曆史轉折作了準備。1978年冬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最終實現這一曆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以鄧小平爲核心的第二代黨的領導集體，開辟了一條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本書與初版最大的不同，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就是「叙述轉折曆史的視角發生了改變，更加突出鄧小平在偉大的曆史轉折中所起的作用」。他從鄧小平帶有傳奇色彩的個人經曆切入，集中展示了這一時段中國最高層的重大變革，并對上述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解析，突出地叙述了鄧小平過人的智慧和膽識。我認爲，這本書最大的成功在于作者将鄧小平這個人寫活了，寫出了鄧小平直言敢怒的真性情，寫出了他敢于面對毛澤東力陳「四人幫」的禍害，寫出了他面對「兩個凡是」時的堅持原則，寫出了他在曆史決議時對毛澤東是非功過評價的高超智慧，寫出了他在經濟、政治、思想、外交等諸多領域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魄力和勇氣。

作者認爲，鄧小平是一個曆經磨難、充滿智慧、堅持原則、敢于碰硬、善于鬥争的偉大政治家。這一主旨，貫穿了全書。在作者眼裏，鄧小平總能在曆史的關節點，抓住機會，破解難題。即使在紛繁複雜的局面中，他也力争使事件朝着有利于黨和國家的方向發展。例如，在文革後期的1975年，作爲「第二号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鄧小平爲什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還會被重新啓用？作者寫道：「曆史的機緣，政治合力的作用。其中最爲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何謂「人的因素」，既包括毛澤東的信任，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還有就是鄧小平自己的智慧。他見不到毛主席，怎麽辦？寫信！信件，成爲他與最高領袖聯系的紐帶，從中表達對主席的情感和出來工作的願望。此外，人民群衆對文革亂象的反感，也是他能站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央的種種人的因素。

偉人命運多坎坷。1976年4月，不肯順遂毛澤東爲「文革」做「三七開」結論的鄧小平，在「四人幫」的誣陷下，被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但黨籍保留，以觀後效）。鄧小平的黯然離職，距離周恩來逝世僅僅3個月。5個月後，毛澤東逝世。沒有了周、毛的神州大地，如同大廈傾覆，人們普遍不知道革命江山将落入何人之手，中國确實面臨着如17歲的楊小凱發出的「向何處去」的茫然和恐懼。好在曆史在1976年10月6日來了個急刹車，中國這艘巨輪才得以緩慢進入到理性的主航道。餘生也晚，沒能感受到那一個時代，但是，通過本書，我理解了，「文革」之後，中國之所以能走進一個與毛澤東時期完全不同的嶄新、務實型時代，說功在鄧小平的魅力和智慧，亦不爲過。

毋庸諱言，現在市面上的好多黨史書，給人的感覺總是資料征引單一，寫法機械枯燥，脫不掉呆闆單調的面孔，且有替人背書之嫌。但是讀這本書，完全沒有「興味索然」之尴尬，他的文字完全可以當作曆史紀實作品來讀，他的一句「活着的‘四人幫’害怕死去的周恩來」，令人叫絕，一句話點破了不同性質的兩種人的沖突和矛盾。作者不僅有自己獨到的思想理論評述，還呈現了具體而生動的細節，再現了重要的曆史場景，而且，場景一個接着一個，時時刻刻給人一種走入曆史的現場感。其所增訂的十萬字，很多都是他根據檔案史料還原的曆史原貌。

本書還披露了一些以前未曾發現的檔案信息，例如1975年12月，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福特和夫人，雙方就提到中國和美國要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問題。毛澤東懷疑福特所言不過是放空炮、罵娘而已，但福特表示，「我們做的會比那要多」。當毛澤東提出「你們有實炮啊」的問題時，福特明确回答：是的。除非他們挑戰，否則我們的火藥将保持幹燥……毛澤東當即表示，「那我們達成君子協議」。

不回避問題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通過本書，有幾大問題得以澄清。

關於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作者指出，毛澤東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已經明示了。四五運動前後，中央領導層私下也有計議，胡喬木曾向汪東興提出先把張春橋「搞起來」，但汪表示隻搞一個不行。王震曾當面向葉劍英提議，「爲什麽讓他們這麽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了嗎？」等等。而且，密謀解決「四人幫」，「賦閑在家」的鄧小平也是知道的。「鄧小平、陳雲、譚震林、李先念、鄧穎超、康克清等先後找葉交談，寄予厚望。」但何時解決，并不清楚。本書引用了鄧小平小女兒毛毛（即鄧榕）的回憶說，鄧小平和夫人卓琳、鄧榕和她的兩個姐姐都擠到衛生間裏，關上門，打開自來水，在嘩嘩的水聲中聽賀平（鄧榕丈夫）帶來的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四人幫」的真正解決是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下的命令。

華國鋒如何評價，他有沒有故意阻止鄧小平複出？這是黨史界争論的問題。作者認爲，華國鋒粉碎「四人幫」，功不可沒。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也是葉劍英推薦經過中央批準的。盡管是「兩個凡是」的提出者，但華國鋒并非有意阻撓鄧小平的複出。盡管他也說，「華國鋒沒有否定‘文化大革命’，……還是繼續堅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想以‘兩個凡是’來‘抓綱治國’，這就違背了曆史進步的潮流，落到了時代的後面……」，但最後還是寫道：「華國鋒并不反對鄧小平複出，但出于對形勢的判斷，對全局考慮，認爲時機還不成熟，采取等一等、拖一拖的辦法。」作者材料中提到，早在毛澤東逝世當天（1976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研究治喪期間，江青等人提出了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問題，就遭到華國鋒、葉劍英的抵制。華國鋒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也将原先「凡是涉及、講到鄧小平好話的地方全部删除；現在凡是講鄧小平好的地方，一律不删，保留了十幾處。讓大家讀，知道毛澤東是看好鄧小平的，顯然，華國鋒是爲鄧小平的複出做鋪墊」。

而且，華的「拖一拖」，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後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想法，也獲得了葉劍英的支持。他曾對熊向晖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或許，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似乎「理解」了華國鋒沒有讓鄧小平及時複出的原因了。

1977年7月17日，華國鋒在自己主持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正式宣布了恢複鄧小平的一切職務。

胡耀邦也是促使鄧小平複出的有力推動者之一。1976年10月12日，他就在中央提出了「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産狠狠抓，人心樂開花」的治國理念。本書對胡耀邦在處理冤假錯案和思想解放方面着墨較多，也爲我們呈現了一個銳意進取的改革者的高大形象。

總之，本書實爲一部不可多得的、可信耐讀的黨史書。

這裏多說一句。黨史的書寫和出版意在宣傳和弘揚革命傳統，總結曆史成敗的經驗和教訓，給人以警示和啓迪。俗話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筆優美不可強求，思想不深邃也可以諒解，但是研究者要沒有司馬、董狐之史家良心，那我還是奉勸諸君，盡早擱筆也罷。

（胡孝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