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到香港教書，一呆就是二十幾年。香港已經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這二十幾年，加上在1980年代後期在香港大學讀研究生的時間，我親歷了港英政府時期、香港的回歸，然後看著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著「本土」旗號搞港獨的團體出現的今天。

大家都覺得近年香港經濟在掉隊

近來，香港經濟眼見越來越不行，各種指標——包括港人常常引以為豪的「自由經濟」競爭力排名，開始下跌。甚至，我們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標」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飛機等行李的時間越來越長，各種消費服務越來越貴且品質下降——在一個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個新電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圖之不二之戀》，居然斷片10分鐘，這是我在香港居住這麼多年第一次碰到。

當然，我的這種描述，比起最近見到的常住廣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輕描淡寫得多了。在他們看來，香港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形態上已全面落後：經濟上，在製造業離開、又沒有高科技接力發展的情況下，過度依賴地產和服務業，已經無法有未來；政治上，因為被西方長期洗腦，無法真正實施一國兩制，更無法與內地融合；民眾眼看著被大陸趕超，仍然孤芳自賞，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結論是：回頭是岸，與深圳聯手發展一個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像力的明天。

我以為，他們的確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內地很多人對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過指日可待；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藥。

但我覺得，這不是香港的現實，而是對香港的偏見。而這些典型的偏見，來自他們可以看到的關於香港的報導及他們短期到訪香港留下的印象。作為一個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瞭解內地的學者，我想與大家聊聊我對今天香港的認識與看法。

看數據 近十年香港經濟很健康

按內地的習慣，我先從GDP說起。2014年，人口730萬的香港的GDP是2910億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對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015年是29,156美元，北京2015年是30,241美元）。沒有找到深圳的可比資料，但深圳南山區2014年的人均GDP高達49,000美元。

香港過去十年經濟增長速度雖比中國大陸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間（2015年為1.9%），但縱觀過去40年，香港經歷了製造業帶動的經濟起飛、從製造業進入服務業主導結構的平穩過渡、新結構下再上升這樣三個階段 （見圖一）。數位也清楚顯示，香港經濟起伏是外部經濟決定的：每每世界經濟出現波動——比如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香港都跌個底朝天。但從較長的時段看，香港在自己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內地以後，一直依託著中國經濟增長的走勢向上，特別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費帶來的直接收益。

其他一些指標，例如百分之三的失業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貨膨脹率、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為33%等，皆顯示出，香港經濟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屬於很健康的，尤其考慮到她已成為一個發達水準的經濟體，在如此風高浪急的十年中繼續以2-4%的增長率前行，已經很幸運。

香港爬行：沒有向新經濟轉型

那麼，我們在香港和在大陸的人，為什麼都感覺香港經濟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我覺得有以下幾個原因。

我們通常會將香港與新加坡和中國內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廣州）做比較；比較的結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的主要經濟城市都在猛進。

與深圳比，深圳有一個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聯網經濟搞上去了。這兩點，香港根本不是對手，主要在於，從一開始，兩者就沒有向同一個方向發展。就像一個是世界游泳新冠軍，另外一個是帆船賽明星。香港沒有龐大的互聯網市場是事實，香港政府沒有及時投入去發展IT也是事實。

還有一個比較，就是把新加坡放進來一起比——從本世紀開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為什麼？直接與根本的差別，就在新加坡有很強的高科技產業和石油加工工業，而這兩個行業的產品在過去十幾年間都越賣越貴。

與此相反，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旅遊，遊客還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漸從中國大都市開放到二三線城市，這裏的內地遊客消費支出主要在購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觀光，見後面的討論），香港話叫做「旺不旺財」。

港口也是，越來越多的是低收費的中轉集裝箱（從2000年的占總吞吐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陸路直運的高收費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開箱物流增值服務的轉口貿易箱，都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香港雖以其非常高的效率處理著增加的流量，但每個單位的流量（集裝箱）帶來的增值卻越來越小：城市的主要經濟支柱進入了效益遞減的通道。這其中間接或稱作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轉型發展高科技的年代，沒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樣，在政府引導下整體投入並向著新經濟轉型。

港府長期「積極不幹預」經濟自然成型

不可否認，不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政府都沒能下決心改變「積極不干預」政策，因為該基本「市策」被認為是香港過去經濟成功奇跡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將這個政策調整為「適度有為」。過去這麼多年堅持該政策的結果，就是市場（其實就是主要投資者或本地大資本家和財團）不認為香港會在高科技等明日工業中有前景，因為香港是這樣一個缺少研發傳統的經濟體，而這類工業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於是資本便選擇走向中短線回報最好的服務業、旅遊業、房地產，以及將大量資金投放到中國內地以及近來的東南亞、越南等地。

這樣做的後果，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

先說顯性的。

香港過去這二三十年，沒有再出現哪怕一個新的大企業，但卻聚集了大量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特別是金融和其他服務業的）。而原來的大企業，比如和記黃埔、新鴻基、東方海外等，則主要到中國內地或其他國家投資，中小企也成批湧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業，去掙政府出口退稅的錢。

另一個更顯性的變化，當然是旅遊業從滿口日語到「煲冬瓜（普通話）」。銅鑼灣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貨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個服務員都要會用日語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論崇光還是莎莎，不僅售貨員普通話流利，顧客中也幾乎見不到幾個說其他語言甚至粵語的人了。

在內地的投資再造一個隱形的香港

再談談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市場選擇帶來的隱性轉變。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一個專項調查，香港企業在中國內地的離岸投資於2013年產生的增值量，已超過香港當年的GDP總值。也就是說，香港資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個香港。我們不知到底這部分GDP產生的利潤有多少回到了香港來消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它們沒有被計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從香港經濟指標表現上看不到的這一巨大財富，也許是香港貧富懸殊的隱性原因之一。

也許，這可以幫我們解開一個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謎：為什麼香港經濟貌似不好的情況下，高端餐廳和娛樂場所卻往往天天爆滿。那裏通常是商人和講本地話的80後、90後年輕人，他們開Tesla和BMW，是內地經濟起飛製造的香港富二代。他們與在香港社會底層工作、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一批藍領與底層服務業白領，與住在新界北公屋的新移民，完全生活在兩個世界。

香港政府長期執行這種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後果，從經濟結構上說，導致了香港與深圳如今進入兩個完全不同的軌道。我在最近的一個會議的發言中指出，深圳與香港差別（不是差距）越來越大，是指這兩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越來越不一樣。深圳成功轉型為一個以網路和電子科技為核心的製造業基地。相反，香港經濟中僅有2.5%的製造業，主要是金器首飾、手錶等傳統高增值的產品，而九成以上的國民產值來自服務業，其中所謂高端服務業的金融占16%，貿易、運輸與物流、旅遊、商業與餐飲，多數都是中低端的。可以說，香港經濟是以流通為本的服務型經濟。科技產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市場對像騰訊華為這類高科技公司的高估值，讓我們一眼就看到深圳經濟的成長性，以及在對比下香港經濟的過氣狀。

「自由行」使香港更依賴內地

附帶說一說另外一個有得有失、影響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情勢的決定，即2003年香港經濟遭到「非典」打擊之後推出的的自由行。

所謂自由行，是一個准許中國大陸居民以個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旅遊的計畫，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況下，只要在計畫範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簡單的特別簽證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逗留一周。現時，49個中國大陸城市的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訪香港旅遊。

以2014年香港的過夜旅客統計資料看，平均每一個內地遊客在港的消費額達到7000多港元，高於大多數其他地區的遊客。他們在年齡構成、職業構成方面，都與其他地區來的遊客很相似，但在消費內容上差別極大。內地遊客將不到三成的錢花在吃住上，七成以上的錢花在了買東西上，而國外遊客通常將四成以上的錢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購物方面則是二至四成不等。

2002年的時候，內地遊客總量已達到每個月300萬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萬遊客總量的七成多。內地遊客生意迅速膨脹，以及相應與眾不同的消費方式，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給經濟發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強心針，即便真正帶來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決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業。但另一方面，從著名的奶粉限購政策到網上網下狂罵「蝗蟲」的情況，處處反映出短期內不少本地人難以接受如此大量內地遊客訪港在切身感受上帶來的種種衝擊。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內部的衝突，惡化了陸港兩地關係。

不論製造業全部轉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還是每個月三百萬的內地遊客，都反復在證實著一個簡單的事實：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外向依賴型的城市經濟。讓這樣一個城市活好，讓香港市民活好，並不需要考慮重新構造什麼「合理產業結構」，但需要維護一個長期、多元的對外網路聯接。近20年，這個聯接越來越偏重於從與內地交往中獲益，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覺地忘記發展自己的國際能力。

（王緝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