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美國反恐戰略失當 難抵恐怖主義“新常態”

【香港中通社9月11日電】2001年9月11日,美國航空公司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各兩架客機遭到恐怖分子劫持,其中兩架分別撞毀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一號樓和二號樓,一架撞塌五角大樓部分樓體,一架墜毀。這一系列恐怖襲擊導致近3000人死亡,造成數千億美元經濟損失,成為美國本土遭遇的史上最嚴重恐怖襲擊。15年間,美國以冷戰思維指導的反恐戰爭陷入泥潭,其本土安全形勢並不容樂觀。而恐怖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亦成為“新常態”。

“9•11”事件三個月后,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藏身的阿富汗實施大規模軍事打擊,更在2003年3月,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薩達姆政權支持恐怖分子為借口,不顧國際社會反對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雖然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但新華網9月11日評論稱,美國政府濫用國際社會對反恐行動的支持,把反恐戰爭當作清除異己和劃分敵我陣營的工具,亦藉助反恐重整國際格局,通過“新干涉主義”推行美國式政治制度和理念,造成多國局勢持續劇烈震蕩。

“9•11”事件15年後,“基地”組織沒有被鏟除,中東局勢長期動蕩,種族、教派鬥爭和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地緣政治衝突和大國博弈加劇,不僅為“基地”組織提供了擴展勢力的空間,更催生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反恐問題專家李偉表示,“15年來的國際反恐形勢總體效果不佳,恐怖主義活動愈演愈烈。”美國著名全球發展問題專家、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傑弗里•薩克斯亦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伊斯蘭國”迅速壯大負有重大責任。“伊斯蘭國”的出現,本身就標誌著美國反恐政策的失敗。

與此同時,據中新網11日報道,“9•11”事件也成為美國政府“以安全之名限制自由”,不斷侵犯言論、集會自由和隱私權的藉口。2001年“9•11”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美國即頒佈反恐法案《愛國者法案》,授予美國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等機構3項反恐監控特權:截取和長期存儲公民通信數據、使用“漫遊竊聽裝置”監聽嫌疑人通話、追蹤“獨狼”恐怖嫌疑人等,並要求所有大企業必須和政府合作,全方位為政府提供情報。

而根據前中央情報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的“棱鏡計劃”,美國情報機構利用微軟、谷歌、蘋果、臉譜、雅虎等9家互聯網公司及一些大型通信服務商提供的數據,肆意追蹤民衆的私人關係與社會活動。央視網11日援引《華盛頓新聞報》評論稱,“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官方加大了監控力度,甚至針對盟友和平民,使得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不自由。

但是,2015年以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惡性恐怖襲擊說明,15年來,美國一手策劃的以國家利益為主導、奉行雙重標準的反恐戰爭無助於國土安全,甚至使“恐怖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成為“新常態”。

澎湃新聞11日評論援引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家棟分析稱,當下,國際恐怖主義開始呈現出去中心化/多元化的特徵,不僅“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的追隨者來自於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的近百個國家,叙利亞、也門、利比亞、尼日利亞等國也相繼成為恐怖主義新策源地。與此同時,國際恐怖主義還呈現出本土化趨勢,很多恐怖分子並沒有直接參與到中東“恐怖主義中心”的建設過程,就完成了恐怖主義化的過程。這其中,互聯網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普及,為恐怖主義宣傳、人員招募、資金籌集和恐怖活動策劃提供了便捷。

張家棟進而指出,當代恐怖主義問題的惡化,有著深刻的國內和國際根源,是大國鬥爭、經濟衰退和意識形態混亂的綜合產物。因此,僅僅把目光緊盯在恐怖主義身上,是解決不了恐怖主義問題的。國際社會、尤其是主要大國,要把應對恐怖主義威脅,放到整體上解決國際政治矛盾和重振世界經濟的大背景下去分析,才有可能在根源上解決或減輕恐怖主義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