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點32分，林彪座機三叉戟256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的時候，機組中的9個人，只有4個人在飛機上，因為種種原因，我（機組副駕駛員）與另外4名機組人員沒有登上飛機。他們是機組第一副駕駛員老陳，領航員老李，通訊員另一個老陳，機組服務員小魏。40年過去了，這些人現在如何呢?

林彪乘機已去，留下機組5人個個受審查

林彪事件對5名機組人員來說，如晴天霹靂。機組9人頭天晚上11點之前還集中在山海關機場招待所開會，機長潘景寅向大家安排了第二天的專機飛行工作。可是，做夢都不會想到，深更半夜，機組4人載著林彪等5人強行起飛了。機組剩下的5人與在場所有人員一樣，望著逐漸消失在黑暗中的飛機，表情茫然，不知所措。回到宿舍看到3個機械師的被子胡亂疊著，用手一摸餘溫尚存。此刻，腦子裏堆滿了數不清的問題：「機組沒有全部上飛機，怎麼能起飛？」「林彪（乘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最重要的專機，怎麼就這樣起飛了？」「只有機長一個人駕駛飛機，這在世界的客運飛行中從來沒有過呀！」…．．機組每個人的臉上讀到的是同一個表情：「這究竟是怎麼啦？」

面對突發事件，大家不停看手錶，因為飛機上只有12噸半燃油，理論上最多只能飛行兩個半小時，也就是說，飛機在凌晨3點必須落地。等飛機落地的時候，總會有消息的。

9月14日中午，在機場我們被告知「不要去食堂了，就在招待所吃飯」時，我立即走出房間，看到招待所的周圍已經佈滿崗哨，我們已被看起來了。當天下午，看守人員2個，機組人員1個，以2比1的比例乘車來到山海關火車站，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每人一間軟臥，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軟席臥鋪。前天剛從空中飛來，今天卻從地面回北京，命運開了一個天大玩笑。

當晚，在北京車站月臺上，我們直接鑽進吉普車沿長安街向西駛去。北京的夜晚仍然是流光溢彩，燈火輝煌。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想，十幾天後的國慶日還能像往年一樣熱鬧嗎？我家就住在廣場南側的小胡同裏，看來短時間內是不能回家了。機組服務員小魏在火車進站時就能看到自己的家，當時她才是個不滿20歲的姑娘。

我們被關在翠微路海軍大院西側的一所院子裏。當海軍們收繳機組人員身上的褲腰帶、錢、手錶的時候，曾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副駕駛員老陳很氣憤地說：「如果要交出手錶，我就摔在地上……」擔任飛行團副參謀長的他，執行過多次重要專機任務，眼前，一晚上過去，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從「座上客」—_下子跌為「階下囚」，落差太大了，心理上無法接受。一天，我被人叫到一間堆滿舊傢俱的房子裏，問：「山海關機場發生了什麼事情？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匆匆問完又匆匆離開。可以看出，作為海軍最高領導層的人員，他們也是蒙在鼓裏。

9月19日，距離事件發生6天之後，機組乘坐大巴被轉移到位於北京市西郊的中央專案組。已工作到深夜的中央領導之一紀登奎告訴我們，林彪搶班奪權不成，乘飛機外逃，蒙古墜落，機毀人亡。不知道為什麼，按說我應該因為未登機而僥倖的，可是，當時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負責看管我們的都是像我一樣的連排幹部，他們就坐在房間內，24小時監視。窗戶釘死並用紙糊上，一日三餐就在房間吃，理髮刮鬍子不讓用刮胡刀，廁所大便不能關門。有一次，晚上做夢被狗追趕，我用力踢了一腳，驚動了門口的警衛，走到床邊說：「怎麼啦﹗還想飛呀?」

中央57號檔只說林彪墜機死亡。9月11日午後，我曾給愛人打電話說我任務值班，被拘留期間又一直被斷絕與家人聯繫，可想而知，愛人聽到傳達檔後該有多著急。再說，河南老家的母親還躺在病床上。想到這些．心急如焚。時間到了11月份，天氣變冷，我們總不能穿著專案組給的棉大衣過冬吧。由於任務緊急，副駕駛與通訊員兩個老陳連牙具都沒有帶。經機組要求，專案組同意經過空軍、專機師等有關部門到家裏取過冬衣服的時候，我愛人才知道我還活著，沒有死。「要奮鬥就會有犧牲」，飛行員在飛行中隨時都有付出生命的可能，那是屬於烈士。然而，在如此驚人的政治事件中的生與死，其性質卻非同小可。

眼看1972年的春節就要來臨，機組除了說清楚256飛機從北京飛往山海關的經過，也沒有別的事情，專案組決定讓我們回到單位。機組5人又見到了以前一起工作、一起飛行過的同事。不同的是這次見面形同陌路，不但不打招呼，不說話，甚至把頭轉向別處，視而不見。

花開花落，在學習班又聽到了1973年春節的鞭炮聲。

老家兩次加急電報：「母親病危，速歸！」母親終於抵擋不住疾病與對兒子的思念與擔心，撒手人寰。我身陷圖圄，竟不能見母親一面。等我結束拘留審查，回到生我養我的家裏，看到的只是母親的一座新墳。想到我飛行10餘年，不但沒有在老人面前盡孝，而且最後還因我的不幸讓母親擔驚受怕，痛心不已。

不知道什麼時候，在被審查者吃飯的隊伍裏看不到了機組服務員小魏。後來知道她已經從空軍學習班畢業，回到了專機師專案組，等級降低了，但星期天可以回家了。

我在綜合交代材料中，承認自己政治學習不夠，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不能識別林彪等人的叛逃陰謀，做了敵人的工具。此外，在材料的副本中，用削尖了的鉛筆，字裏行間密密麻麻地記下了事件發生的詳細過程。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已經想到，有朝一日我要用紀實文學的形式把這一切記諸紙上。

在中央及空軍專案組拘留審查近兩年之後，我帶著「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有方向路線錯誤」的結論回到了專機師學習班。有的戰友見我就安慰說：「想開點，這種事情碰到誰都一樣的。」真是一句話就打開了頭頂上的一片藍天。

幾個月後，副駕駛老陳、領航員老李、通訊員老陳也回到我身邊，他們的結論與我不同的是，在「方向路線錯誤」前邊多了「嚴重」兩個字。

在專機師學習班主要是參加勞動，在後勤部門的磚廠搬磚、裝窯、推煤。在那裏一起勞動的還有機場場站、大飛機飛行團及其飛行大隊的領導、團機務主任等，我在這些被審查的行政及空勤幹部中是年齡最小職務最低的一個。

時間到了1976年，被審查的人員除了個別留隊以外，都要復原或轉業地方工作。凡是空勤人員，也一律停飛。本來按政策規定，飛行人員因各種原因停飛可以就地轉業。可是這次例外，必須離開北京回原籍安排。此前，我曾多次給師部寫信請求留下，三叉戟飛機很需要我，就是不飛，也可以翻譯、編寫飛行急需的材料；再說我的第二個孩子剛一歲多，能否延遲離開部隊。但這些都無濟於事。我只好把妻兒三人留在北京，隻身奔走他鄉。1976年的4月，從團政治部拿一張紙條，到財務部門領了10個月的工資，默默地離開了工作10餘年的部隊和我苦苦留戀的飛行事業。

踏上飛行不歸路

1976年4月，我又一次背上鋪蓋卷，登上了開向塞外的列車。

機組第一副駕駛老陳是解放前甩掉給地主放牛的鞭子出來當兵的。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被挑選出來的100名飛行學員分乘兩輛卡車回國，途中遭遇美國轟炸，他親眼看到一顆炸彈落在前邊一輛車上。他懷著國仇家恨刻苦學習飛行技術，成了我國早期優秀的專機飛行員，執行過很多重要專機任務，也是我的帶飛教員。他文化不高，性格直爽，飛行作風潑辣，技術精湛。有一次，他非常惋惜地對我說：「老康，我們可是我國三叉戟飛行員的鼻祖啊！」他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安徽老家，擔任縣工商局副局長。

機組通訊員老陳，也是飛行團的通訊副主任，上世紀50年代初參軍，是當時少有的能夠用英文進行空中聯絡的空中通訊人才。有一次，載著周恩來總理飛往阿爾及利亞的途中，阿爾及爾發生政變，這一資訊就是他從外國的飛機通話中知道的，這一重要資訊的截獲為緊急情況處理爭取了時間，專機備降開羅，保證了領袖的安全。他愛人也是空軍的一名軍醫，只好隨他一起轉業回家。因為他有問題，還不能隨妻子進入杭州市，只能在浙江的一個縣醫院當支部書記。

機組領航員老李也是上世紀50年代初入伍的，因為他模仿《拉茲之歌》有名，人們送他外號「拉茲」。老李絕頂聰明，能熟記全國主要機場的領航資料，導航台的頻率就像電話號碼那樣脫口而出。他曾一度到越南擔任領航顧問。他愛人和他是同行，我國第二批女飛行員之一。他愛人曾因為他停飛一段時間。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何人，是被養母帶大的。處理他時由於廣州老家無人，愛人還在部隊飛行，就同意他到愛人的老家上海安置，在一個企業的銷售科工作。他是機組幾個中轉業安置最好的一個。

機組服務員小魏，因為是個戰士，復原到當兵所在地北京，在一個報館當排字工人，一干就是8年。

遺憾的是，歷史給三叉戟256號機組人員留下的5人，沒有留下一張合影。這是一個深刻著歷史烙印的殘缺不全的機組。

4月份的塞外春寒料峭，下火車後，我把行李放在自行車上，一路打聽，來到張家口地區的懷來縣農機修配廠。這個縣城也叫沙城，位於北京一包頭與豐台一沙城兩條鐵路的交匯點，也是北京與我國西北方向航空路線的空中走廊口。過去我駕駛飛機不知多少次經過這裏。

由於在我的轉業鑒定中有「方向路線錯誤」的結論，在縣組織部報到後，「林彪飛行員」的消息不脛而走。

從北京的部隊—下子來到這裏，首先面臨的就是生活問題。家裏的老岳母和愛人帶著兩個孩子，愛人還要上班。穿衣問題必須自力更生，我開始學習做衣服，把舊衣服拆成片狀，從轉業費中拿出100多元買了一台縫紉機，經過反復操練，終於可以自裁自做普通的衣服了。此外，從向女工學習織襪子開始，學習編織毛衣、線衣。把用不完的勞保手套拆成線狀接起來，加上一根白線，織成線衣線褲。加上花樣織成的小背心穿在兒子身上，也有幾分童趣。晚上，工人們都回家了，我一個大男人關起門來，在燈下手拿棒針用笨拙的動作，編織著生活的希望。

從當飛行員吃穿之外的70元工資，到轉業後的57元，生活水準下降了一多半。大的節假日都要回家，老家還有老父親，生活中不得不節衣縮食。

該廠不足百人，廠區沒有圍牆。有一次，我在睡午覺，一個腦袋鑽進蚊帳裏，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工廠外面過路人向我打聽方向。每到休息日晚上，全廠只有兩個窗戶是亮燈的，除了我還有一個家在延慶的老職工。治安情況很差。有一次，從北京探家回來，發現小偷把我僅有的衣物全部卷走。我的全部家當者防炙在一個包裝暖氣瓶的紙盒子裏，工人們主動給我捐布票救急。幾個月後，沙城派出所通知我取回了被小偷拿走的部分衣物，其中還有一本飛行員工作日記。這個小偷是在天津作案時被抓獲的，還認為他在空軍作案，根據小偷的交待找到了我。這是我僅存的一本日記本，裏邊夾著10元錢及一些糧票。

時間到了1980年年底，一天，無意中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了一條振奮人心的消息。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同外國記者的談話中直接提到「九一三事件」中兩架被林彪騙到空中的飛機和飛機上死難的飛行員。鄧小平說：「飛行員是好人。」晚上，在塞外農機修配廠職工的宿舍裏，手捧報紙，借著昏暗的燈光，不知反復讀了多少遍，激動的淚水模糊了視線，心潮起伏，久久難以平靜。多少年來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這些嗎？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報紙拿起來讀幾遍，並反復揣摩其中的含義，並帶著各種聯想猜度著領袖的講話會給我們這些無辜受牽連者帶來多大的福音。我屈指一算，已經在這裏生活了4年多。在塞外小城，消息閉塞，與機組其他4人之間沒有通信聯繫，我相信他們的情況不會比自己好多少。當然，更不知道機組4位遇難者的家屬及其子女的情況，也不知道直升飛機上活下來的那位老同學是否解除了隔離審查。

時間的腳步在不停地前進中迎來了專機師保衛科副科長老劉的光臨，他在專案組幹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帶著興奮的心情一見我就開門見山地說：

「根據上級『兩案』問題（林彪、『四人幫』）座談紀要的有關精神，對你在『九一三事件』中所受牽連一事不做結論，對個人檔案中有關的文字材料全部銷毀。」

我瞪大雙眼，屏住呼吸，聽他繼續說下去。

「這樣一來，從你的檔案中就再也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任何痕跡了，換句話說，就等於你在歷史上根本沒有那麼回事。」

「停止飛行資格怎麼辦？轉業處理怎麼辦？轉業外地又怎麼辦？」我一連提出幾個問題。

「除了撤銷文字結論，其他一律不動。」可以看出老劉對我提出的問題早有準備。

接著，老劉將檔案中有關「九一三」被審查時的交代材料及他人的揭發材料全部取了出來，並對我說，．關於轉業時那個「方向路線錯誤」的問題，他會按照轉業的表格重新製作一份，填好後還寫上當初轉業時的日期，加蓋6年前原來部隊的印章，這樣以來，在我的檔案中就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任何痕跡了。『讓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問題已到夠不上做文字結論的程度，那麼，當初按此問題進行的停止飛行資格、清理出部隊、強行離京安置等種種懲罰性的處理也應一併撤銷才對，面對如此決定，我無可奈何。

奔回北京

在河北省懷來縣沙城農機修配廠工作8年零7個月之後，於1984年11月份返回北京。

愛人為把我調回北京疲於奔命，費盡周折。愛人所在的工廠人事部門終於為我爭取到一名進京名額。

回家的感覺真好。8年對人生是個不短的里程，如果從「九一三事件」算已經整整13年過去了，我從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我抬頭看看初冬塞外的天空，正有一架飛機向著我國大西北的方向飛去，此時，心中又浮現出那4句感悟：

昔日翱翔長空，

而今感慨滿胸。

埋下話語萬千，

隻身塞外小城。

在北京前門附近的小胡同裏，不足14平方米的家裏又增加了一名北京戶口。當我看著戶口本上一家四口的名字，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從30歲結婚，15年過去了，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有「家」的感覺。

當時我大學本科的學歷有利於工作調動。開始在愛人工廠擔任車間支部書記，後又到市稅務部門搞教育管理。從此我工作生活在一個新的環境。

回北京後，一方面做好分內的工作，另一方面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走訪專機師的戰友，瞭解「九一三」發生時的一些情況。又有近10年過去了，我在有關林彪事件的各種報導的啟發之下，開始撰寫親歷「九一三事件」的文章。

撰寫回憶錄

1997年第一篇文章《林彪倉皇出逃目擊記》在《傳記文學》發表，當時距離「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26個年頭，我已經到了57歲的年齡。

經過4年的努力，終於在2001年完成了近40萬字的書稿。書名為《親歷「9•13」事件》，副標題為「林彪座機副駕駛自述」。

光陰荏苒，轉眼就到了「九一三事件」的第40年。當年機組中最小的服務員小魏也到了花甲之年。她復員後從排字員幹起，憑自己的聰明才智與苦幹精神贏得了群眾與領導的讚譽，最後擔任報社辦公室領導，成為一名處級幹部。

領航員老李在上海某企業的銷售崗位上幹得很出色。後來，他愛人從部隊調進上海民航繼續飛行，一家人團聚。40年前，他愛人也曾被審查，只有岳母帶著兩個女兒度日。如今兩個女兒長大成材，還有留學國外的。

通訊員老陳退休回杭州全家團聚。他還學著做過盆景的生意。近來老陳身體欠佳，年紀大了，那些老年人常見的疾病是否無法回避。老陳很聰明，年輕時下象棋，不看棋盤也能贏別人。

機組第一副駕駛員老陳是我們幾個中年紀最大的。別看他駕駛飛機是一把好手，大膽潑辣，技術精湛，但到地方後，對基層領導工作不能適應，患上癌症。上世紀90年代末，他到北京來過，我特意看望了這位老上級。他消瘦了許多，共同回憶當年，無限感慨。老陳回家後不久，不幸辭世。在我的回憶中，一個老專機飛行員的形象仍然那樣鮮明。

我在北京市某區稅務局教育科工作的時候，市稅務局教育處處長希望我到他那裏幫忙，這正是我為了寫書所需要的工作環境。由於新單位並不知道我的那段歷史，還認為我為了當官才改變工作的，對此我沒有在意。世紀之交，我以副處級待遇退休。

退休半年後，我被引薦到註冊稅務師協會會刊編輯部幫忙，一干就是十年，我深深覺到，自「九一三事件」以來，這是我工作最輕鬆愉快的十年。

如今我已到古稀之年，當年本來就殘缺不全的256機組，而今也只能在回憶中存在了。我懇切地期盼著書稿獲得批准，讓關心歷史的讀者更多地瞭解這段歷史。

（康庭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