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下午，劉詩昆去北京醫院弔唁。周恩來的遺體安放在醫院後院一所小平房裡。劉詩昆是坐著葉劍英家的蘇聯制吉姆牌汽車去的，除司機外就他一人。白色車牌開頭號碼是「辰3」，這是當時少數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專用車牌，到哪都暢行無阻。

在粉碎「四人幫」40周年前夕，《中國新聞周刊》對劉詩昆進行了長達8個多小時的專訪。劉詩昆曾是葉劍英的女婿，現在也仍然親如一家。由於歷史機緣，這位著名鋼琴家曾深深地參與到這段歷史中，見證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

劉詩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當時有意把車停在了北京醫院後門外。等送靈車隊一啟動，他就讓司機跟上去。車隊共有二、三十輛車，其中不少吉姆車，前面是靈車和幾輛大紅旗車，沒有警衛車壓後。他的車跟在最後，沒人問沒人管。

車隊到八寶山殯儀館天已黑。裡面有間大廳，周恩來的遺體移出靈車，就安放在大廳中一個簡單的長方形木邊框玻璃罩內，周圍也沒鮮花。

大廳不太大，進去了三、四十人，警衛人員等都候在廳外。劉詩昆隨人流進了大廳，誰也搞不清誰是誰，大家都穿著藍布、灰布制服或綠軍裝，都一個樣，難以辨出身份。

主要送靈人是王洪文、汪東興和鄧穎超。大廳里氣氛凝重悲痛，沒有司儀，也沒有儀式，大家圍著遺體作最後告別。鄧穎超撫棺邊哭邊說：「恩來啊，你走吧，你走吧！」說了一遍又一遍。劉詩昆一直留意王洪文，只見他鐵青著臉，木無表情，不言也不動。時任外交部長喬冠華把頭埋在玻璃罩上，嚎啕大哭。哭聲之大，引人注目。

人們在大廳里停留了約二、三十分鐘。站無排序，走也沒人招呼。送靈人群自發離開大廳後，遺體就要被推進緊連大廳的火化室火化了。

劉詩昆是最後一個離開大廳的。他出來後，厚厚的兩扇大紅門就在他身後關上了。但當時他所不知的是，1976年中國政治和社會巨變的歷史大幕，才剛剛拉開。

入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劉詩昆是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老師，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資產階級接班人」，投入校內「勞改隊」（即「牛棚」）。他右胳膊小臂骨被紅衛兵用軍用皮帶打成嚴重骨裂，當時國外媒體盛傳他彈琴的手指被打斷。實際上，他去醫院綁了石膏弔帶，因年輕，不久自愈，未留下後遺症。

不久，進駐中央音樂學院的工作組被撤走，「勞改隊」的其他「牛鬼蛇神」因沒人管了都自行解放。但他不同，因他背後是他當時的岳父葉劍英。

「文革」初期，葉劍英身居要職。1965年12月羅瑞卿被打倒後，他接任了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職位，同時還擔任「文革」初專門成立的「首都工作組」的組長，負責中央的保衛和首都的治安等重要工作。彼時葉劍英等元老和江青等人關係緊張，1967年2月，發生「二月逆流」事件，葉劍英等都靠邊站了。

1967年4月2日，「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戚本禹專門到劉詩昆所在的中央音樂學院召開全院大會，點了劉的名，同時影射點了葉劍英的名。他說：「劉詩昆是壞人，是趙燕俠式的人物（趙是當時被江青定性為「反革命份子」的京劇名演員），是埋在我們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他背後有隻很大的黑手，很大的黑後台。」4月5日，他又到劉詩昆的妻子葉向真就學的中央戲劇學院召開全院大會，點了劉和葉向真的名，又影射點了葉帥。4月20日，他又到北京中央樂團作同樣講話。他三次親自出馬，並特彆強調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來的。他講話後，北京街上到處貼出「打倒葉劍英」「揪出劉詩昆葉向真背後的黑手葉劍英」等大標語和大字報，一些院校成立了「揪徐葉聯絡站」（「徐」為徐向前元帥）的造反組織。

在戚本禹授意下，中央音樂學院各派群眾組織隨即聯合發布了一道所謂「勒令」，限劉詩昆在4月6日午夜零點前回到學校，接受「群眾專政」。

當時劉住在北京北長街81號葉帥家裡。為了不連累葉帥，已被定性為「反革命份子」的劉詩昆於4月4日同葉向真匆匆去北京衛戍區政治部辦理了離婚手續（那時負責北京市婚姻登記事務的單位都受北京衛戍區軍管，且都癱瘓了），在4月6日午夜零點前走出了葉家大門。中央音樂學院滿載紅衛兵的小汽車、大卡車早一溜排開守在門口。

劉詩昆說，如果他逾期不出去，紅衛兵定會衝進葉帥家。當時葉帥自己已處在政治懸崖邊上，他不能再給葉帥雪上加霜了。

劉一出門就被押上汽車拉回學校，從此完全失去自由。同年9月2日，他被扭送到公安部，由此開始了五年九個月的監獄生涯。先關進功德林監獄，後轉半步橋監獄，最後是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

劉詩昆記得一天半夜，半步橋的「政治犯」集體大轉移到秦城。開始他不知去哪裡，轉移車隊開到京郊一處漆黑的荒郊僻野時，不知何故，突然停了許久。當時他以為要在那裡被拉出車槍斃了，但也沒覺得恐懼，一切聽天由命了。

在劉詩昆之後，葉帥的二子、二女（包括葉向真）、一婿以及劉詩昆與葉向真的一名保姆都被抓了。

但對葉劍英本人，始終留有餘地。原因之一，大家認為，是葉在紅軍長征中報信救過毛的命。

關於這段歷史，有人持不同觀點，認為沒有這回事。但劉詩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從多個可靠渠道聽到過確有此事的說法。據他所知，毛澤東至少六、七次公開提起過長征中葉劍英救他命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在「文革」前一次中央大會上，毛澤東曾針對此事說：「劍英同志，我贈你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文革」初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去武漢時，毛曾指著自己脖子對楊說：「要不是劍英同志，我的這個早沒啦（指早被張國燾殺了）。」文革後劉詩昆親耳聽楊成武講過此事。

在劉詩昆眼中，葉劍英是位胸有丘壑、足智多謀的人。葉和蔡鍔、朱德等人都出身於中國最早的軍校——雲南「講武堂」。葉是儒將，有舊軍人甚至還有些舊文人的風範，護衛過蔣介石，中山艦事件時保護了孫中山，又救過毛澤東。他有文化，喜歡寫詩，還會簡單彈鋼琴和拉二胡。他性情溫和，人情味重，懂得中庸之道，在政治權位上寧退一步不搶半步，這一點讓毛澤東放心。劉詩昆說，大家認為，這也是毛每到關鍵時刻總要保葉的又一原因。

出獄

在獄中審理劉詩昆案的是當時「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專管軍界大案）一個幾十人的龐大專案組。

專案組多次在劉面前指名道姓逼他寫揭發葉劍英的材料。他們對劉說：「你只要揭發你的黑後台葉劍英，就算將功贖罪，放你出去。你不要再為葉劍英背黑鍋，當犧牲品了。」還欺騙他說，葉劍英已被打倒關押。

「畢竟他們在葉帥其他子女面前不好這麼露骨去做，而我是離了婚的女婿。」他說，「我當然沒有揭發——要揭發也沒得可揭發，逼我我就批判自己。」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後，經毛澤東決定，葉劍英復出，取代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職位更高了。葉家人都被釋放了，但就是不放劉詩昆。

監獄每天下午向每名在押人員發一份當日《人民日報》作為政治學習材料，傍晚收回。但劉詩昆發現，常有一些天不發給他，他開始有所懷疑了。

1969年中共「九大」過後大半年的一天，一名監獄新看守一時疏忽，把當日報紙扔給他，又急著回來，一邊喊「不准看！」一邊將報紙從他手裡奪回。可他已經看到報紙上葉劍英的名字了。專案組對他說葉劍英已被打倒關押的謊言完全穿幫了。

這之後，他開始冥思苦想怎能向葉帥和外界送出自己的消息。有一天更換監室，新監室地上有一頁殘留的舊《人民日報》，他靈機一動，立即收藏起來。

他從監室內的掃把上撅下一根小尖棍，用它從每天發的《人民日報》摳下十餘個小字，用發的又餿又黏的玉米窩頭做漿糊，將一個個小字貼在那頁舊報紙上，花了幾個月時間拼貼出一封信。在信中他寫了專案組怎樣採用各種卑劣手段甚至殘酷的變相刑訊，指名道姓逼他揭發葉帥，但他堅決不從，未寫有關葉帥隻字片語。

1973年4月，葉向真終於獲准來監獄探視他，這是他入獄5年多首次有人探監。他從接見室的桌子底下悄悄把那封信塞給了她，她不動聲色地收進褲子口袋，回去後立刻交給了葉帥。

劉詩昆曾在蘇聯得過國際鋼琴比賽大獎，受過赫魯雪夫接見，並曾留學蘇聯，因此他的案子是以「蘇聯間諜」為名目的，葉劍英也無法介入。有了這封信，葉可以有所動作了，他立即將信交給汪東興。汪交給毛澤東，毛當即指示：立即釋放。

送出信後約半月，劉詩昆獲釋。這期間，他發病被送進當時專為重要政治犯治病的解放軍304醫院。

當時，他身體已完全摧垮。入獄前幾年，頓頓飯吃不飽，水都不給喝夠，冬天監室無取暖設備，不發冬衣，他穿著剛入獄的夏衣挨過一個個寒冬。有時幾個月不「放風」，見不到陽光，加上營養極缺，他頭髮全白了。挨打挨罵更是家常便飯，有時還受變相刑訊。關押無期限，不知何時才能獲釋，更是嚴重的心理折磨。直到1972年毛澤東批示廢除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制度」，加上葉帥又重居高位，他獄中生活才有一定改善。五年九個月監禁中，他一直一人獨關一室。開始還有人提審，後來審訊都沒了，最後兩年他幾乎沒跟任何人接觸或說過話。這導致他的身體在獄中出現一種奇怪的症狀，整日昏天黑地，語言和行動極為困難，痛苦異常，但查不出任何身體器質性毛病。

劉詩昆獲釋後，1973年9月，根據毛澤東指示，由周恩來親自安排，公安部給他做了平反結論，又給他補發了工資。他那時工資很高，每月89元5角，而大學畢業生才40多塊錢。從進中央音樂學院「勞改隊」那天起算，約7年的工資，一下補發了8000多元。不跟毛澤東的稿費比的話，他覺得自己簡直成了當時全國「首富」了。

他領著當時8歲的兒子一起去存錢。如此巨款，哪敢都存到一家儲蓄所，那不嚇死人啊？一家儲蓄所只存400元，一張存單200，存兩張單，已令儲蓄員眼睛都睜大了。那天他跟兒子提著包走了北京差不多20家儲蓄所，才把錢存完，十分緊張。

9月的一天，葉帥辦公室接到江青辦公室電話：「江青同志要接見劉詩昆。」對此，葉帥只對劉說了一句話：「看來這回是好意了！」

劉詩昆被接到釣魚台江青住地。在場的還有姚文元、王洪文，時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文化組成員于會泳、浩亮、劉慶棠，以及音樂家李德倫、殷承宗。

江青一見他，就顯得很熱情地站起來說：「劉詩昆，坐這兒坐這兒！」又握手等一連串熱絡的動作。開場白是：「劉詩昆，主席很關心你，主席說：『你們要關心劉詩昆，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要讓他繼續演出。』」算是傳達了「最高指示」。接著又說：「『中央二辦』很壞，他們整你，給你搞專案，實際上是搞葉帥的專案。他們還給我搞了兩個專案呢，我不怕！這都是林彪和四條漢子（指「黃吳李邱」）搞的。」她還說：「去年我到葉帥家，看到牛妞（葉向真的小名），都怪我，當時就是忘了問起你。」她還有些神經質地親自摘了好多室內養的白蘭花和茉莉花交給護士，讓放進冰箱，等劉走時帶給牛妞。

當晚還放映了一部叫《紅袖傾城》的美國影片。片中有許多彈鋼琴鏡頭，江青說是專為劉詩昆放的。看電影時，他作為主賓被安排坐在江青身旁。江青很不見外地把自己的白色亮皮塑膠大皮包放在他腿上：「你給我拿著！」他就抱著她的皮包看了兩小時電影，心想：江青真不愧是演過戲的演員。

有半年多時間，江青多次接見他，或看「樣板戲」叫他陪同。「等她台階下了，對我又冷淡了。」

寫揭發材料

整個「文革」期間，葉劍英與江青的關係都勢如水火。

1974年，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走後門」三箭齊發，其中「批走後門」很大程度上是衝著葉劍英去的，因為葉帥把小女兒葉小瑛送到福州軍區當兵。

一天葉劍英去開會，江青在會前把他叫到旁邊一間屋裡，板著面孔說：「你竟然送女兒走後門當兵！」葉回家後對劉詩昆和葉向真講起此事說：「這個人老是不斷踩我。」邊說雙手邊在臉上比一個眼鏡的手勢（他常用「眼鏡」代指江青）。

老練有謀的葉帥立即給毛澤東寫了封「檢討信」，信中「檢討」了送女兒開後門當兵，並表示「接受江青同志批評」。收到葉的信後，毛考慮了數日，口授其機要秘書張玉鳳代他在葉的信上寫了一段重要批示，其中說：「從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雜著反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現在，形上學猖獗，片面性。」葉帥接到這一批示後，當晚欣喜地告知家人，劉詩昆也在場。葉幽默地說：「這才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此，張春橋感嘆：「利用檢討告狀，也是一大發明。」

1974年至1975年，復出後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葉帥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緊密。劉詩昆聽葉帥說過：「他（指鄧）在前面打衝鋒，我在後面送子彈，有時我們二人也一起往前沖。」

那時鄧常來葉家。每次兩輛大紅旗汽車一前一後開進北京什剎海小翔鳳胡同葉家院子，二人總是在葉帥臥室外的書房密談，談時總是開著收音機，以防竊聽。

劉詩昆獲釋後，調入當時作為「革命樣板戲」單位的中央樂團，從事鋼琴演奏和作曲。他在文藝界、體育界及其他一些領域都有不少人脈，因此實際擔負起葉帥聯絡員的工作。另一名「聯絡員」是葉的侄子葉選基。

劉詩昆常往國家體委宿舍跑。他常晚上去，跟徐寅生、李富榮、鄭鳳榮、鄭敏芝、陳祖德等體育界名將在鄭敏芝家裡秘密開會。這些人都知道，劉的背後是葉帥。

1974年江青一手掀起「黑畫風波」，將黃永玉、黃胄、李可染、李苦憚、蔣兆和、亞明、宋文治、謝稚柳、程士發等大畫家都定為「黑畫家」。謝鐵驪導演、錢江攝影的電影《海霞》也被批得體無完膚。這些文藝人士都對江青極為不滿。劉詩昆同他們暗中來往，在他們與葉帥之間聯絡、通氣。

1974年至1975年間，劉詩昆和葉向真共同寫過揭發于會泳、浩亮、劉慶棠的材料，但葉帥沒往上送，壓在那兒了。劉詩昆明白，這些只是文藝界的事，在他心中份量不夠大。不過，這些材料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清查中起了作用。

1975年，劉詩昆又親手寫了三份揭發江青的材料。

一份標題是《江青同志在大寨的一些講話》，寫了江青在大寨的一些內部講話。江說：「現在很多人反我，反得最厲害的一個是廣東（葉帥祖籍廣東），一個是四川（鄧小平祖籍四川），還有軍隊。」等於點了葉和鄧的名。又明顯影射周恩來說：「現在，中央就有《水滸》中的投降派宋江，想架空晁蓋。」這是隨江去大寨的中南海攝影師杜修賢告訴他的。杜厭惡江青，常給葉家透信。

另一份標題是《江青同志看完電影的講話》。《鴿子號》是一部美國影片，片中有個情節：一男一女分別在兩艘遊艇上，中間隔著百八十米，女人穿著衣服跳下水游向男人，雙方在遊艇中發生了婚外情。江青對陪她看這部電影的多名文藝界人士說：「要是我，我也會跳下去的！」當時音樂家吳祖強和電影演員王心剛在場，覺得身為毛主席夫人的江青公開講這種話簡直不可思議，悄悄告訴了劉詩昆。

第三份標題是《江青同志在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講話》。江青說：「你們要去造軍隊最高層一些人的反，要放火燒荒，要砸爛總政閻王殿。」明顯影射攻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帥和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幾個聽到此話的人都告訴了劉。

劉詩昆將手寫的這三份材料交給葉帥，葉很重視，當著他的面，把材料小心放進一個印有「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字樣的大信封里，親筆寫上「專人專送鄧副總理」幾個字，又親自用膠水封上口，把貼身警衛馬錫金叫到跟前，叮囑他馬上送到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家中。

不久後聽說，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告訴鄧，毛看後非常生氣，遺憾的是沒有寫批示。

1975年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掀起後，形勢急轉。劉詩昆心裡打鼓，因為據他所知，時任新華社社長的朱穆之就因寫了一份反映江青問題的材料（內容還沒有他寫的重）送毛澤東，未送到被江青截獲，當即被打成「反革命」。然而，他這裡卻一直無動靜。

粉碎「四人幫」後他才知道，無論張玉鳳、汪東興或毛澤東身邊的其他工作人員，無人將此事透露給江青。「他們與江不是一條線上的人。」劉詩昆說。

替葉帥去廣場觀察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葉帥也「請病假」在家休養了。「有人說他是主動請病假，其實是奉命不得不請。」劉詩昆說。

軍委日常工作改由陳錫聯主持，但葉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並未撤消，影響力還在，而且比以前更大了。

1976年「四五運動」發生時，葉帥無法親自去看，但渴望知道外面的真實情況，幾乎天天問劉詩昆：「有什麼消息嗎？」劉每天去天安門廣場觀察，回來把每個細節都講給葉帥聽，他總聽得聚精會神。

那些天，天安門廣場每日人山人海。最多的是工人，他們排成整齊隊列，手挽著手，面色凝重，踏著正步入場，領頭者舉著大橫幅或大旗。曙光電機廠的工人還開來大型起重機，把周恩來巨幅畫像和鐵制巨型花圈吊裝到人民英雄紀念碑頂端，比天安門城樓還高。紀念碑後面的松柏樹、矮樹叢、路燈杆和欄杆上，掛滿貼滿了寫有各種詩詞、短文、口號、漫畫的白紙條和小白花，密密麻麻，有如雪景。

劉詩昆感到，整個廣場瀰漫著一種異常強烈的情緒。《中國新聞周刊》問他覺得這是一種什麼情緒，他思索著說，是一種悲憤、肅穆、憂心、嚴峻、倔強、無畏交織的情緒，令他想到描繪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那些油畫。

他告訴葉帥，廣場上的活動主要有幾個主題：一是悼念和讚頌周恩來總理；二是宣洩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憎惡；三是懷念和讚美楊開慧，實際是諷刺江青；四是為鄧小平又被打倒鳴不平。看得出，葉帥聽後很高興。

劉詩昆說，那時，舉國上下、黨內黨外、軍內軍外，都憂心忡忡，甚至心急如焚。毛若去世，江青一夥會不會接掌全權？「這成了當時全國廣大幹部和群眾最擔憂的未知前景，也是『四五運動』爆發的心理誘因。我深感當時葉帥也對此極為不安。」劉詩昆說。

「四五運動」後清查時，劉詩昆去天安門廣場的事被人揭發了。單位領導奉上面之命接連找他談話，想從他嘴裡套出是葉帥指派他去的。幸好他從一位同事那裡得知，指證他的只有一人。「一對一，孤證難定，我就咬緊牙關，堅決不承認自己去過，他們也沒辦法。」

「缺一不可，多一不必」

粉碎「四人幫」前，劉詩昆親身參與了葉劍英跟老同志們的通氣工作。

葉劍英專門通氣的，一位是陳雲，一位是鄧穎超。在葉帥心中，對「四人幫」採取行動，必須與他們打招呼取得原則共識。

葉帥與陳雲的會見是秘密進行的。葉選基用葉帥自己乘坐的紅旗車將陳雲接到小翔鳳胡同葉家中，這樣可不停車進出葉家大門，連8341部隊的門崗都不知車裡坐著誰。劉詩昆則負責在家中客廳迎候。葉選基告訴他，陳雲離家時把保險柜鑰匙交給了兒子，以防萬一出事回不來。

陳雲到時，葉帥正在家中治牙。葉選基和劉詩昆陪著他在客廳等了近一小時。治療結束，陳雲被請進葉帥臥室外的書房，兩人開著收音機密談。

所談內容，劉詩昆和葉選基都不清楚，只知兩點情況：一是葉、陳二人對採用非常手段解決「四人幫」達成了共識；二是解決的具體計劃和時間，葉並未告知陳。

鄧穎超是坐自己車到葉帥家的，也是葉選基和劉詩昆迎候。

1976年10月6日晚，成功抓捕「四人幫」和毛遠新後，葉劍英即讓秘書打電話通知全家人一句話：「四害已除。」

在抓捕「四人幫」這一行動上，劉詩昆的看法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缺一不可，多一不必」。

據劉所知，起初華、葉、汪三人間也經歷了相互揣摩、試探、摸底的微妙過程。過去葉與華並不熟悉，華屬三八式幹部，資歷不深，二人沒有歷史關係。葉與汪也無特殊關係，汪本人沒有「山頭」，只是毛的總管。但拿下「四人幫」對這三人而言都是勢在必行，三人實際已形成了命運共同體。

粉碎「四人幫」後，劉詩昆問過葉帥，對「四人幫」的抓捕行動事前除他們三人外，還有沒有其他同級別的人知情，葉說：「沒有，就我們三個人，已經夠了。」

「這麼接地氣的高級領導人不多見」

粉碎「四人幫」不久，葉劍英即安排鄧小平住進了自己西山住處旁邊的25號樓，每日給鄧送去與他本人所閱相同的全套中央文件，並派兒子葉選廉開車將鄧接到自己家中面談。

1976年底，鄧小平做前列腺手術，葉親筆批示：「精心治療，精心護理，妥善安排，注意保密。」根據該批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將南高幹病房樓的一整層都安排給鄧住院。

葉帥還安排自己兒女輪流探望鄧小平，劉詩昆和葉向真也受命去探視。他們去前，先去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和解放軍總參第二部負責人熊向輝處，向他要內部書籍帶給鄧。熊高興地拿出兩本海外出版的中文版《江青列傳》和《江青外傳》，並托他們向鄧問好。

他們在病房中同鄧小平長談了三、四小時。這次談話，給劉詩昆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在他看來，鄧小平不高談闊論，不講抽象大道理，而是很實際，很「接地氣」。和一些高級領導幹部不同，他對社會與民間的真實情況、下面的實際問題，了解之清楚，認知之深入，令他們驚訝。他們和鄧小平談話，沒有小百姓對大領導的感覺，倒像普通人之間的交談，直截了當，一說都明白。

「我接觸過那麼多高級領導人，『接地氣』接到他這樣的，實不多見。」劉詩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交談中，劉詩昆對鄧小平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大肆批判您說的『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這句話，其實廣大群眾非常讚賞這句話。這麼多年，全國人民被極左的一套害苦了。」

鄧小平說：「不是『黑貓白貓』，我的原話是『黑貓黃貓』，當然意思一個樣，但他們連原話都沒弄清就批！我生平說過不少錯話，但對這句話至今不悔，依然堅持。」他又說：「這些年來，很多問題的發生，思想根子就出在我們黨的實事求是原則遭到削弱或破壞。『文化大革命』就是最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事件。」

劉詩昆說：「我記得許多年前我從傳達中聽到您說過這麼一段精闢的話：『不是光過右不好，過右和過左都不好。一個人走在橋上，從橋的右邊掉進河裡或從橋的左邊掉進河裡，你說哪個較好，哪個更差？沒兩樣，結果還不是都掉進河裡，都不好，都有害。』」

鄧說：「我看，這些年來，我們的問題最主要的有四條：一條就是過左、極左；一條是不實事求是；一條是好人受害、壞人當道；還一條是個人說了算，黨章、憲法、法律、集體都不算數了，最後甚至演變成『四人幫』說了算，聯絡員說了算（註：『文革』最後期毛遠新成為在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傳話的『聯絡員』 ），也不知聯絡員說的是真是假，沒有證人。」

回去後，劉詩昆和葉向真向葉帥匯報了探望鄧的情況，講到鄧說的四條主要問題時，葉說：「一針見血，正中要害！」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後，劉詩昆常去鄧家，多次在鄧家吃飯。他當時較年輕，飯量大，鄧家吃飯人多而菜不多，每次他都不好意思多吃，總是沒吃飽。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鄧小平、葉劍英等最高領導人每月工資大約都是400元，還要從中扣除固定的房租和黨費，全家一切開支都從工資中出，所以家裡吃的飯都很一般。

為葉帥起草講話稿

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12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葉劍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分別作了閉幕講話。

葉劍英的閉幕講話，是劉詩昆和葉向真商量後，根據葉帥的思想觀點，由劉詩昆執筆起草的。

這篇講話指出：「文革」中全國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九分之一。「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份子，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

講話中還首次提出「發揚民主，加強法治」的重要課題。

關於民主：「我們要在全黨全國造成濃厚的民主空氣。」「幹部的任免一定要有健全的制度，使群眾有權選舉和罷免自己的勤務員。」

關於法制：「我們的法制從建國以來，還沒有很好地健全起來。」「一個國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這種法律和制度要有穩定性、連續性。」「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實行人人平等，不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講話還明確提出：「對一些冤案、錯案、假案要徹底平反，不留尾巴，這些案件的複審工作一般不要由原辦案人員主持。」

9月12日晚劉詩昆起草完這篇講話稿後，葉帥讓他和葉向真連夜拿給黨內理論家鄧力群修改，鄧只作了少許文字改動。

13日早上，葉帥又將時任中組部部長鬍耀邦請到自己在京西軍事科學院內的住處，請胡對這篇講話稿提出意見。胡來時，葉帥還沒起床，劉詩昆和葉向真接待了他。胡對這篇講話稿只提出一條建議：應該提一下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建設相結合的重要性。

胡走後，他們向葉帥作了匯報。葉問他倆的意見，劉詩昆說，耀邦同志的意見從理論原則上講是不錯的，但在這次閉幕式上講話還是暫不提為宜，因為，這次會議大家議論最多的內容之一就是，毛批示或同意過的決定，對的要堅持，不對的就應當糾正和改變。這時如提耀邦說的這一條，不容易說清、說全面。葉帥同意劉的意見，講話稿未加這一條。

葉劍英的講話，反響強烈。于光遠後來在所著的《1978我親歷過的那一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中寫道：「葉劍英同志這篇講話，講得是多麼好呀！在黨內生活了幾十年，實在很少看到在黨的文獻中對發揚民主這件事情講得如此透徹。」

對華國鋒的閉幕講話，人們總體上是給以肯定的，因為他在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會議期間又為「四五運動」平了反。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

劉詩昆認為，粉碎「四人幫」和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兩件大事如同一部文學著作的上、下兩集，或一首音樂作品的前、後兩個樂章，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組織解決，後者是思想解決。沒有組織解決，就談不到思想解決；沒有思想解決，組織解決就得不到鞏固和發展。這兩件大事，共同構成了劃時代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