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四天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於前日在北京閉幕，會議所發表的「公報」首次以「核心」形容習近平的領導地位。「公報」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範，……贏得了黨心民心，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證。」「公報」還要求「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此顯示，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領導中共全黨和中國全國人民進行的反貪腐鬥爭及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事業，以及在外交領域樹立熱愛和平卻敢於抗禦侵犯的大國風範，已經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為保障「兩個一百年」「中國夢」的順利實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在這場深刻而又艱難、複雜的鬥爭中，習近平在全黨全國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起來，就像當年工農紅軍在長征中，毛澤東的核心地位在受到經歷了錯誤路線的折磨，因而更為明確他的軍事和政治路線的正確性的全黨全軍自然建立那樣。

維護核心、維護核心的權威，這是中共全黨的最高利益，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而中共全黨和全國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緊緊圍繞著習近平這個核心而開展及進行。既然如此，對台工作也必須凸顯習近平的核心領導地位。實際上，習近平同時又是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因而對提出這個命題，也就具有更為充分及貼切的理由。

而在此之前的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雖然中共總書記也是兼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但由於中央領導層實行「九龍治水，各管一攤」的分散情況，也就使得對台工作的研判、決策、執行和檢驗，往往處於互相扯皮的狀態，未能發揮最大的績效，相反有時還事倍功半甚至是遭受錯頓。尤其是中台辦與國台辦「合二而一」辦公的體制，更是未能適應目前日趨複雜的台海情勢。因此，在對台工作中凸顯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回歸中台辦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辦公室的角色，實行中台辦與國台辦分家的問題，也就提到人們的面前。

實際上，隨著蔡英文的當選及她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台灣問題及對台工作事務的複雜性更為增強，其政治性質進一步提升。中央對台工作系統有必要「轉換腦筋」，轉移對台工作重心，將「以經貿交流為主軸」調適為「以政治鬥爭為綱」，經貿交流只是這個「綱」下諸「目」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而主持對台工作的團隊，也宜以「政治工作型」專才來替代「經貿工作型」人才。

筆者之所以有此思考，是從多年對台灣政情及兩岸關係的觀察及評論的過程中，深深地感受到，對台工作從來就是十分複雜的政治鬥爭。而中央過去的對台工作指導方針，也顯然是建基於「政治門爭」這個「綱」之上。無論是五十年代初提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口號的時期，是如此；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也是如此。其中，毛澤東指揮「八‧二三炮戰」過程中的「打政治仗」手法，簡直是出神入化，駕馭自如，爐火純青。即使是在人員配置方面，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也基本上是在立足於「政治工作」的基調上進行。「文革」前不必說了，就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委派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現國家安全部）部長的羅青長主管對台工作；「文革」後，鄧小平起用的對台工作負責人先後是楊蔭東、楊斯德、丁關根、王兆國等人。其中楊蔭東在國共內戰中，以其黃埔軍校學生的身份，策反了國民黨軍隊中的大批校友，在戰場上起義，加快了解放戰爭的進程。楊斯德長期在軍隊（三野系統）中任「敵工部長」，「淮海戰役」的第一仗，就是他奉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之命，深入虎穴，向表面上是「徐州剿總副司令」、實質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的張克俠、何基灃轉達「起義」命令，並現場指導了戰場起義，為「淮海戰役」的最後勝利打下了良好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長期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因此，在那一個時期，中央的對台工作是處於主動作為的態勢，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業九條」、「鄧六條」的發表，到廖承志、鄧穎超分別致蔣經國、宋美齡的信，無不讓台灣方面限於被動，被動回應。

但在李登輝主政之後，尤其是在「千島湖事件」、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李登輝訪美，以及台灣當局六度「修憲」、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至陳水扁上台、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問題的複雜性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時期」的情況下，中央的對台工作不但是沒有緊緊抓住「政治鬥爭」這個「綱」，以高超的政治鬥爭藝術，高屋建瓴，牢牢掌握主動權，進一步發揮「防獨促統」的作用，反而是「以經貿為主軸」，這就變主動為被動，甚至是被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牽著鼻子走」。而對台工作的具體策略，也往往是原則性未能與靈活性有機地融合起來，因而連台灣的「統派」人士也在埋怨：北京的對台工作策略「僵化」。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當然主要是由於李登輝背棄了蔣經國的「防獨促統」政治理念、縱容「台獨」勢力。但似乎也與中央的對台工作忽略了「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而過分偏重經貿交流，脫不了干係。實際上，就正在台灣地區的「台獨」勢力已經抬頭之後，卻不但是背離了「黨政分開」的原則，中共中央台辦與國務院台辦合併辦公，且其主要負責人亦突然改為經貿人才，鮮見政治工作專才，更無諸如羅青長、楊蔭東、楊斯德這樣的政治人才，甚至還將羅青長等人帶進中台辦的工作人員，統統「禮送」出中台辦。儘管這些經貿人才也是盡心盡力地工作，甚至是廢寢忘餐，但由於受其專業領域才能及政治經驗所局限，就可能會力不從心，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轅北轍。

儘管說，當時的中央將對台工作的主軸定調為兩岸經貿交流，以商促通，以商促統，是對頭的；兩岸經貿交流在「反獨促統」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是不容否定的。但與此同時，也不應把對台工作停留在兩岸經貿交流，更不能只是將主要的精力投放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務方面，而淹沒了對台工作應當擺在第一位階的政治鬥爭，尤其是長遠的政治戰略、策略研究，對台灣政情變化及早作出預警並提出預防及因應方案的重要工作。

因此，在台灣地區的政情更趨複雜化之下，對台工作應有新思維、新思路，與時俱進，中央對台系統從執行團隊到路線策略都應進行調整。這除了是上述的應當將對台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政治鬥爭為綱」之外，最好是捨棄目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的做法，讓「中台辦」與「國台辦」分工分家。其中「中台辦」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承擔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的責任，直接向習近平負責，專門進行對台政策和策略的研究和制訂，從而把那些紛繁瑣碎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務，都歸由直屬於國務院、作為國務院辦事機構的「國台辦」負責。使到「中台辦」可以從那些兩岸經貿、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事務工作的汪洋大海中跳脫出來，專門去了解掌握國內外涉台事務的重要信息，調查研究對台工作中的情況和問題，研擬對台政策、策略及提出開展對台工作的意見。也就是說，「中台辦」與「國台辦」實行「黨政分開」：「以政治鬥爭為綱」的工作，由作為黨務部門的「中台辦」承擔；「以經貿交易為主軸」的業務，則由作為政府機構的「國台辦」來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