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的「公報」中在提到用人政策時強調，選拔任用幹部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幹部標準。並指出必須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
「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這二十字「好幹部」標準，最早是習近平二零一三年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其中的「敢於擔當」，要求幹部面對大是大非敢於亮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鬥爭。說到底，就是要做有正氣、有勇氣、有底氣、有銳氣的幹部。
敢於擔當」的幹部「好標準」，同樣適用於我們澳門特區。這就要求澳門特區的各級官員，必須要有為特區分憂的大局觀、為民解困的人本觀、奉獻自身的價值觀，做到敢擔當、能負重、有作為、善成事。因此，要敢於擔當就要有較強的工作能力，敢於承擔難事、棘手的事、得罪人的事，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能夠團結帶領群眾奮勇向前，取得各項工作的新進展、新突破、新成效。
而從最近幾天的情況看，有個別官員確實是充分發揮了「敢於」擔當的精神，尤其是文化局長吳衛鳴和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李燦峰在新中央圖書館和東望洋「爛尾樓」復工等問題上，還有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在傳染病大樓和舊愛都酒店改造等議題上，敢於堅持原則，排除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認准了的就堅決去做，以避免繼續發生「議而不決，決而不做」，拖拖拉拉，「萬事成蹉跎」的情況。當然，也為自己修築了「防火牆」，主動提出邀請廉政公署和審計署加入興建新中央圖書館的各種，以監督工程費用的運用。這就使得自己的敢於擔當立於不敗之地，毋用擔心有人捕風捉影地攻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而正這些近年來聽到耳朵都已經生了繭的「關鍵詞」，往往就讓各級官員不敢擔當，遇到反對意見就退縮下來，以至特區政府的各項行政工作，尤其是一些矛盾比較集中的工程計劃，躊躇不前，效率低下。在內地各城市的市政建設已經突飛猛進，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的對比之下，本來擁有「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有利條件的澳門，反而遠落於人後。倘這種情況不能及時得到改善，這個「剪刀差」還將會進一步擴大。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客觀的原因很多，但就來自外界的干擾來說，主要集中在兩點。其一是「歐文龍事件」發生後，有人為了「為自己挪火煮食」，以實現自己的「宏圖大計」，就籍著自己主持某司法機關的便利，在偵辦案件的過程中，濫用司法權力，對在「歐文龍案」中只是證人的公務員和商人，在問詢時當施以「嫌犯待遇」，並使用了超逾程序正義的手段，實施「白色恐怖」，以震懾公務員和商人，使得公務員不敢盡責工作，甚至「杯弓蛇影」地不敢處理有關圖則和土地的行政業務，從而導致行政效率嚴重受挫，癱瘓土地工務行政主管部門。這又反過來形成「特區政府爛透了」的主觀形象，使得他及其信徒大力製造「公務員治澳不行，商人治澳不行，只有法律人才能治澳」的論述，更具「事實基礎」。在此「白色恐怖」氛圍下，人人為了自保，而不願成為「多做多錯」的犧牲品，而寧願取得「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庇護」。
其二是社會利益多元，訴求多樣，各種意見相互矛盾但各持己見，甚至是「凡政府必反」，也使得各級官員無所適從，有如「父子騎驢」，不知聽從哪一種意見，因而只能是「企系度」，「郁不得其正」，無法推動和實施計劃。這幾年出現了一些所謂「意見領袖」，活躍在各種輿論場域，無論是討論什麼議題，都好像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士」，「似層層」地發表反對意見，總之凡是政府的計劃和決策都要反對，其實並非對相關專業領域的認知是似是而非。實際上，就連作為立法者的立法會議員，都對司法機關的審理標準一知半解，主張將由新《土地法》不夠完善的規範而產生的法律衝突，全部交由司法機關裁決，而遭到終審法院院長拒絕為其「背書」，就更遑論那些並未實質接觸過法律及公共行政以及各種專業領域的師奶阿伯了。但偏偏就是這些人，以能夠阻滯特區政府的發展計劃為樂，不管有關項目是否存在「利益輸送」，總之就是要反對，讓自己能展現「喊水能凍結」的「實力」就感到夠「爽」！「爽」了自己的「意見領袖」滿足感，卻阻滯了特區的發展和「澳人」的福祉。
更有一些人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反對特區政府的決策計劃。政治上的「反對派」自不必說了，由於明年就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因而無論是要爭取連任的，還是希望能夠打進立法會的新人，都利用一切機會及場域，來凸顯自己，也是採取「凡政府必反」的手法，就連某些建制派也是如此。
在此情況下，偏弱的特區政府，就只能是「一遇反對就缩沙」。比如，明明是澳門特區的深層次矛盾之一，是居民「上樓難」，對社會房屋十分渴求，但也明知澳門缺乏土地興建社會房屋，特區政府有見於此，計劃利用望廈體育館的土地興建高層社會房屋，以容納較多的「無殼蝸牛」。但卻被「意見領袖」們以「消防工具高度不足」為由予以反對。結果特區政府就果然被「嚇窒」了，缩矮了一大截。按此邏輯，香港特區和內地各城市興建的比其更高的高樓，並非都要「倚天抽寶劍」地「把汝裁為三截」？
對於這種「民主亂象」，就連號稱「民主派喉舌」的《蘋果日報》，也有不耐煩的時候了。實際上，台灣《蘋果日報》本月二十一日就發表題為《全球民主退潮》的社評，指出「美國總統大選出現川普暴走現象，更減損了新興國家對西方民主的信賴。歐美長久以來被新興國家視為政體模範的時代正在結束，中國模式的政治高壓控制加上開放式的經濟政策，已逐漸取代行政效能遲緩的美式民主模式，成為全球民主退潮的主因。」「全球民主退潮主要表現在中國和俄國發展模式的成功上。他們勝過西方模式的特點包括：經濟的快速增長、高效建設的執行度、中國提供貧窮國家無條件又慷慨的經濟及技術援助、與中國交往時享受到平等對待的待遇。」「從四小龍到眼下中、俄的經濟成功，並沒有政治民主化的前提，民主不是經濟成長的充要條件；而新興的中產階級也沒有促成政治的民主，說明經濟成長也不是政治民主的充要條件。」
另外，十月五日題為《中國模式大戰西方模式》的社評更是指出，「中國以前經常批判西方民主，但都有點心虛，對自己的專制政體也缺乏信心，經常被國內和國際自由主義份子責備和譏嘲。但到了二零零零年中期，中國在經濟茁壯後，找回了政治的自信心，尤其是西方經濟一蹶不振，民主政治的缺陷暴露無遺，更給了中國對自身體制的信心。」「最具象的演出是『華盛頓共識』（美國價值）已遭到新興國家傾向學習中國模式的『北京共識』所挑戰，甚至取代。到了二零零八年美國造成的金融海嘯幾乎摧毀了每一個主要民主國家的經濟，新興國家受害尤劇，放棄美國模式，轉向經濟幾乎沒有受害的中國模式遂成為新興國家的趨勢。連許多西方領導人都開始懷疑他們的政治制度是否隱藏了可能無法解決困境的深度缺陷。美國前財政副部長阿特曼說，經濟危機導致『美國模式……不受歡迎』。反之，中國流暢而明快的決策過程，特別明顯地反襯出西式民主的缺陷，一時之間北京共識頗有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趨勢。」「中國模式已成為只要經濟自由化，不要政治自由化的代號。」
那些仍在迷戀「民主」的人們，是否也應當認真聽取自己的「教師爺」的肺腑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