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總統任期間，在美中關系上把握住了整體方向。要評判具體原委，還需要從其個人背景、兩國國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圖整體的變化等方面去分析。

評估奧巴馬時代的美中關係，我會想到在西方政界流傳的一個著名小故事：有人問周恩來總理，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他回答說，「現在說為時尚早。」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任期將盡之際，我們都站在歷史進程的一個節點上，所以要給一個最為中肯的評價和定位，恐怕還有些早。

但不可否認的是，從2009年到2016年，奧巴馬兩個任期內的美中關係，無論是對美中兩國還是整個世界格局，都至關重要。就像其本人所評價的，「美中關係是21世紀裏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同時，美中建交44年來，兩國史無前例地處在「第一」和「第二」經濟大國的關係上，其中既有競爭又有合作。

總的來說，奧巴馬總統任期間，在美中關係上把握住了整體方向。要評判具體原委，還需要從其個人背景、兩國國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圖整體的變化等方面去分析。

奧巴馬避免與中國武力相抗

歷任美國總統中，奧巴馬是首位上任第一年就訪問中國的——可見在金融危機中上任的他，當時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和期待。同樣有意思的是，相比前幾任，他也是不多地在擔任總統之前從未到過中國的美國總統，無論是他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期間，還是後來做聯邦參議員期間都與中國接觸不多。所以相比其他人，上任時他對中國的瞭解著實有限。

這樣的背景下，奧巴馬2009年11月的訪華，開啟了他第一次對中國的親身體驗。作為律師出身的非洲裔總統，奧巴馬非常注重人權問題，他自然也把這些關注帶到中國。這次訪問中過程曲折，有一些細節讓他感到意外。所以對於奧巴馬的中國首秀，當時的美國媒體評價較為負面，認為他被中國牽著鼻子走，沒有表述美國的價值觀念等。一些熟悉對華事務的美國前官員也指出，「來中國前，起碼要做足功課。」

可以說，奧巴馬時代的美中關係，從他本人的角度，是在這樣一個「遺憾」中開啟的。緊隨其後的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中，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這使得奧巴馬對中國產生了一些經驗性的見解和較為負面的解讀，也改變了他之前有些理想主義式的想像和期待。

儘管相比其他總統，奧巴馬對中國的瞭解稍晚，但不可忽視的是，他個人成長經歷中的全球化背景在其後來的總統任期中發揮著重要影響：他出生在美國夏威夷，幼年和少年時期在印尼和夏威夷生活過，青年時期才到美國本土生活。

這樣一個有著全球化成長背景的總統，對於新型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種種變化有著清醒的認識。奧巴馬多次公開表示：「21世紀的美國要做什麼，是從一個領導者變成一個夥伴」，「領導力是有代價的」，「不光要有領導力，還要有相應的實力」，「我們要意識到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變化」。

在我看來，戰後美國的歷任總統中，奧巴馬是最不強調「老大」觀念的。他強調要融入變化中的世界，而不應該也無法一味狂妄地左右世界，這也是為什麼他積極參加七國峰會和二十國峰會的原因。

對華關係上，他多次說過「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並強調「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同時，這種全球化的烙印和國內治理多元化的理念，也體現在他第一任期的內閣組成中——有三個亞裔，其中兩位華裔。這是史無前例的。

而在美中關係空前複雜的現實下，我們常看到，有時美方的一些敵對情緒會隨著一些輿論發酵，甚至出現武力回應的呼籲。這需要中方瞭解一個背景，美國是個權力制衡的國家，不免有人會對中國有敵意或想要教訓中國。但我們需要區分這種聲音，它們是來自于奧巴馬本人麼？據我瞭解，奧巴馬及其團隊一直避免走上一條和中國武力對抗的道路。畢竟，他是因為推動世界無核化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在他第二任期中他尤其注重減少軍備開資。他的很多理念和政策，也都是推動世界向和平方向發展的。

美中艱難尋求新定位

這八年中，美中關係之間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中國在2011年成為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不斷崛起，美國作為守成國，不免感到敏感而有壓力。美中之間也繼而在這個變化上去互相適應，尋求平衡。

奧巴馬上任之初，讓美中組成G2（兩國集團）的說法在媒體上流行一時。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奧巴馬的想法，而是來自美國前官員布熱津斯基。當時中方也謹慎處理這個概念，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就綜合實力而言，當時的中國和美國並不排在一個對等的位置上領導世界。我也不贊同這個提法，如果美中是G2，那麼俄羅斯、日本、印度、歐盟等國家又在什麼位置呢？這個提法有不合理的排他性。

中國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從字面上來講，「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不錯的概念，但具體內容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比如美方一直質疑「核心利益」的內容以及如何定義大國，其概念和現實的差異等等。

相比八年前，如今美中關係的關注點也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不再僅僅圍繞兩國貿易、人民幣匯率、臺灣問題、西藏問題等。隨著中國在亞洲地區和世界經濟中的崛起，南海問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東南亞地區問題，以及氣候變化、無核化、網路安全、反恐、脫貧等全球性議題也成為兩國關係新的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美中關係變得空前複雜。

官方層面上，八年來，美中關係有很多建設性的合作和發展，經濟方面，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美中經濟空前「綁定」在一條船上，兩國擴展經濟與戰略對話機制、進行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機制建立，從「十萬強」到「百萬強」計畫、美國對中國護照實行首次10年免簽等。

政治上，美中不僅沒有表現出直接的意識形態衝突，還渡過了一些敏感的突發政治事件，比如王立軍案、斯諾登事件等。

習近平上任後，兩國元首頻繁見面，從國事訪問到國際會議會面，各個場合統計下來共有11次。而兩國領導人單獨訪問中，無論是在美國的「習奧莊園會」，還是北京的「瀛台會」，均有豐碩成果。雖然並沒強調說建立了友誼或者私交，但在美中和世界形勢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兩國領導人保持這樣的交流，是尤為值得稱讚的。

認知誤區干擾兩國關係

在美中尋求定位的階段，正如兩國一些學者所言，兩者處在「信任赤字」階段，但是信任不是光說就能建立的，更多的是需要相互瞭解和尊重。過去的八年中，雙方在不夠瞭解的情況下，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諸多誤讀或者說認知誤區。而這些誤讀和誤區，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塑造或阻礙著兩國關係的發展。

「重返亞太」戰略是奧巴馬第一任期期間，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提出的。提出後，中方反應強烈，以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專門為遏制中國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當然，中國有部分同仁也理解到，這個政策的原意是當時美國從中東地區撤軍後，所做的整體性戰略轉移。而亞洲地區當時經濟增長且活躍，朝核問題日趨嚴重，也最容易發生矛盾衝突，所以美國才會有所調整。

而現實層面上，美國接下來也採取很多措施去防範中國，包括美國的利益集團、國防部、軍隊，在諸如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建立、南海建島和網路安全問題上，提出和表現出的一些強硬姿態。需要注意的是，他們的這些主張，有時不完全是為了要把中國怎麼樣，而是為了獲得預算。這也表現在涉及南海議題時，美中兩國在輿論上總顯得激烈而緊張。

從TPP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個協議一開始也不是要針對中國，但是後面情況開始發生變化。2016年年初中國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奧巴馬團隊認為中國在制定全球遊戲規則，所以加快了對TPP的談判。應該說TPP是奧巴馬在後期所追求的一個政績，所以在其任期內一定會努力推動。

同樣的，奧巴馬和其團隊對中國的經濟也存在誤解。他認為，雙方經貿往來上，現在的中國不像上世紀90年代，會給美國企業很多優惠，中國政府對美方有了很多限制和自我保護主義，因而他判定中國經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這個理解是有偏差的。

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背景來看，90年代中國急需外資和技術，所以才會給外企相應的優惠政策。但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尤其是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不僅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很多私營企業也發展迅猛，現在我們看到百度、阿裏巴巴、騰訊（BAT）等大的私人IT公司非常活躍；很多企業和領域不再需要外商投資，反而近兩年中國企業大批「走出去」，美國也是中國企業非常青睞的投資目的地。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對外經濟和貿易政策也有所調整。而外國企業尤其是IT企業覺得在中國發展舉步維艱。

美中之間一直在談判，也讓中方一直力推的雙邊貿易協定（BIT）產生諸多難以達成的因素。現在看來，BIT最快應該是和TPP同步，或者有可能在這之後達成——因為在現在的政治氣氛下，這個決議很難被美國國會通過。

在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中，一些他個人所追求的政績也引起中方的誤讀。在他第二任期中，一方面，我們看到他結束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關閉關塔那摩基地，減少軍隊開支；另一方面，尤其是第二任期，他正在「化敵為友」，比如與伊朗簽署核協定，訪問古巴、越南和日本廣島，化解一些歷史積怨。以上種種在一些中國人眼中，同樣是遏制中國之舉。

但我想指出的是，客觀上，中國不是誰想遏制就能遏制的；主觀上，作為一個大國，美國有著自己的戰略、理念和行為規範，中國不能把其任何舉措都認為是遏制自己。而同樣，美國也不應把中國的任何舉動都認為是對其發出的挑戰。雙方不應在陷於猜測對方的陰謀論中走向極端。

應關注美中關係的大背景

美中關係是在兩者相互塑造和影響中形成的。任何一方的動作，都不能只從一面去理解。比如美日關係的變化。在第一任期期間，奧巴馬對美日關係是謹慎的，他要防止日本的右翼政客利用美日同盟來挑釁激怒中國。也就是中國人所認為的，美日聯合起來制衡中國。而實際是，美國不願意被第三國的利益左右美國的對外政策。而現在這個階段，美日關係迅速提升。但這個變化不僅僅是美方的改變，也要考慮到中國和俄羅斯關係的升溫。

有中國學者評價稱，奧巴馬的兩個任期採取了兩個不同的外交團隊，因而對華態度上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希拉蕊做國務卿時期，對亞洲以及中國事務更加積極；而第二任期的國務卿克裏更加注重中東事務，而對亞洲事務冷淡，甚至讓美中關係處在「漂流」狀態。

我並不同意這個說法。第二任期中，有很多其他複雜因素影響著美中關係，比如兩國之間的內容議題不斷增多，包括雙邊、多邊和全球性議題；美國國內沒有形成氛圍去推動美中關係；或者奧巴馬自己的意願難以達成，等等。

而中國方面，從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到2011年GDP成為全球第二，近幾年更加走向全球化，這些以經濟實力增強帶來的變化，使得中國更加自信，或者說，在外界看來，曾經一直低調的中國變得咄咄逼人（assertive）。我認為，中方心態的變化沒有什麼錯，對自己國家有信心是好事。但一個國家真正意義上的崛起，是對世界有更多的瞭解，有更多的換位思考。這樣全球比較的視野也有益於知道很多中國本身的問題；對外，才能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相比美中關係眼前一些大小不一的摩擦，我們應建立更多有效的交流和溝通機制，同時也應看到，美中關係走到今天，還有很多大背景的變化：不僅有中國在世界地位上的變化；還有一些新型領域的迅速發展，比如科技不斷向前、新媒體迅速成長等，這些有時會超越政府的反應速度以及採納政策的能力。另外，現在全球經濟仍不穩定，世界秩序也在重新洗牌；環境、疾病等問題也在不斷挑戰全人類。這些問題都在考驗著「21世紀最重要的」美中雙邊關係，我們有太多的理由期待兩國領導人和有識之士也將繼續在這些問題上努力尋求著合作與共贏。

（李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