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殺戮的死難者，都是國家公祭日的公祭對象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中指出的，國家公祭是「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之所以定名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主要是因為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抗日戰爭期間最集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說。

為何從1874年算起？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源頭，一般有三種觀點，從遠至近分別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

然而，國家公祭日所表述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卻將這一時間維度更加拉長。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在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迅速走上擴張軍備、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道路，並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為主要侵略對象的所謂「大陸政策」。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起，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不斷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彼時閉關鎖國的晚清難逃厄運。

由於戰略地位重要，地處日本西南太平洋上的琉球和臺灣成為其對外擴張的首選目標。

1874年初，日本政府以臺灣居民於1871年殺害琉球漁民為藉口，發動侵台戰爭。5月初，派遣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3600餘名日軍開始向臺灣進犯。曰軍在瑯灣登陸後，燒殺擄掠，對臺灣人民犯下了嚴重罪行。由於臺灣人民的英勇抵抗和中國政府的抗議，日本政府於同年10月31日同清政府簽訂《日清兩國間互換條款及互換憑章》（又稱《北京專約》），迫使清政府支付50萬兩白銀賠款。

史學家認為，如果要追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究竟從何時染指中華大地，1874年是一個較為準確的界定。正因為此，當國家公祭日在表述公祭物件時，才使用了「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這樣的表述。

為何稱作死難者而非遇難同胞？

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名稱不同的是，國家公祭日使用了「死難者」這一稱謂。這有何深意？

作為「確立抗戰勝利紀念日和設立國家公祭日」專家組成員，朱成山透露，圍繞著公祭日設立，相關檔從用詞到形式都經過了十分嚴密和慎重的討論。最先提出的就是「稱呼」問題。

「僅『死難者』這一用詞的敲定，前後就召開了多次專家座談會。」朱成山介紹，起初準備同紀念館的名稱保持一致，用「遇難同胞」，但「同胞」一詞意味著是同一國家或同一民族的人民，這對於今後要來參加紀念活動的外國人士來說，顯然不對，因此便將「同胞」改成了「者」。

隨著討論的深入，專家們覺得「遇難」一詞含義過於寬泛，不能充分表現侵略戰爭帶來的災難及後果的特殊性與嚴重性。，還有專家提議用「受難」，但同樣存在意義寬泛的問題。此外，還曾考慮過用「殉難者」這個詞。

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殺包含屠殺、強姦、焚燒破壞及公私財物的掠奪，但公祭對象非常明確，即被侵華日軍血腥屠殺的30多萬死難者。於是，他建議採用「死難者」一詞，最終獲得了一致認可。

不分平民與軍人、不論在國內或海外

南京究竟是不是一座不戰而亡的城市？大多數人都只記住了令人歎息和哽咽的結局，而忘記了悲壯和慘烈的開頭。

作為南京保衛戰的一名士兵，也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李高山每到12月13日這天，心情都格外複雜。1937年12月13曰南京失陷時，他只有13歲，是粵軍一五四師三營三連的一名勤務兵。他在挹江門內被日軍抓捕，押至八字山公館遭到日軍機槍掃射，在集體屠殺中倖存，後被日軍抓去做苦力，又躲進寧海路難民區倖存下來。

「77年前南京城破的歉意，至今難以消解。但我既然活了下來，就要保重身體為歷史作證。」李高山說。

平民，無疑是戰爭最大的犧牲品。而在抵抗外敵入侵的戰爭中，每一位犧牲的士兵都是英雄，也都是為國赴死的死難者，他們也是國家公祭祭奠的群體；每一位曾經在南京保衛戰中浴血奮戰，城破放下武器卻遭遇了日本侵略者殘忍集體屠殺的中國軍人，他們是英烈，也是死難同胞。

盤點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德國「大屠殺受害者紀念日」、新加坡「全面防衛日」及日本「廣島、長崎核爆紀念日」等多個國家的公祭活動，祭奠對象均包含了陣亡者與遇難者，可見這是國際通行的慣例。

除了軍人外，還有死在異國他鄉的勞工。天津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有一間專門的勞工骨灰的陳列室，陳列著2863名勞工的骨灰。而在紀念館西側的黑色大理石名錄牆上，鐫刻著6723名在日殉難同胞的姓名。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為彌補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採取「以戰養戰」的政策，1943年至1945年，在中國佔領區先後強征了4萬餘名中國勞工赴日本35家企業的135個作業場所，從事無償繁重的非人苦役。侵華日軍強征和日本企業奴役中國勞工，手段極其殘酷，欺壓極其殘暴，造成眾多中國勞工死傷。據日方資料統計，僅在日本死亡人數就達6830人。他們即使死在了異國他鄉，也將成為國家公祭病奠的對象群體之一。

日本銘心會訪華團團長松岡環在《南京•尋找被封閉的記憶》一書中寫到：「越南戰爭中，1968年美軍屠殺了數百名越南居民的『松迷（越南一個村莊的名字）事件』，震撼了全世界，而日本兵在中國大陸所到之處，不僅犯下了諸多類似的『松迷事件』的慘案，而且習以為常地進行了更加陰險、更加淒慘的殘殺。不知道的只是槍聲後的日本民眾而已。南京大屠殺是類似的無數個慘案當中更為突出的事件。」

在國家公祭網的主頁上，列出了作為祭奠對象的七大群體：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化學武器死難者、細菌戰死難者、勞工死難者、慰安婦死難者、三光作戰死難者、無差別轟炸死難者。

這七大群體雖代表了日軍典型罪行的受害者，然而，依然無法涵蓋所有。

（蔣芳、蔡玉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