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準確姓名的背後，都是一張真實的面孔，一個鮮活的生命。他們是誰?他們曾經有怎樣的人生?

1941年，在波蘭維爾那集中營里，一位名叫大衛•博格的猶太人，在他生前的最後一封信里寫道：「我希望有人記得，一個名叫大衛•博格的人，曾經活在這個世界上。」

2004年11月22日，「猶太大屠殺遇難者姓名中央資料庫」建成，為大衛•博格實現了遺願。全世界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藉助這個資料庫查詢到300萬左右死於納粹屠殺的遇難者姓名和出生地、職業、配偶、遇難地點，甚至還可以查詢到遇難者講述的「名字背後的故事」。

這讓許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如坐針氈。30多萬遇難同胞的人生，如何才能一一找回?

實際上，這一工作一直沒有停止。1995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建成遇難同胞紀念牆，又名「哭牆」，長43米，刻有遇難者姓名3000個。2007年，姓名增加至8244個。2011年，紀念牆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個。至今仍有數千人的姓名在做核實，準備陸續上牆。

每一個準確姓名的背後，就是一張真實的面孔，一個鮮活的生命。他們是誰?他們曾經有怎樣的人生?

二戰結束後，猶太人馬上就開始對遇難者資料進行調查，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真正開始。「動手太晚了」，這幾乎是所有參與南京大屠殺調查的人共同的遺憾。然而在這份遺憾的激勵下，名單牆仍在艱難地延伸。

戰後即啟動的調查

最早一次對死難者進行的調查是1945年12月。

當時，尚未重返南京的國民政府發出公告，動員南京市民「盡情陳訴遭受敵偽暴行迫害事實」，並設置了首個敵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機構——「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當時的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陳光虞出任委員會召集人，並負責該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這次調查涉及面廣、參加部門眾多。不僅有當時的南京市政府、地方法院、地方檢察院、憲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廳、商會、農會、工會，甚至軍統、中統、三青團也曾參與其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檔案。

南京市檔案館管理處處長夏蓓研究員，曾專門研究過國民政府執政期間，南京的「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和「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三個調查機構，對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掠以及破壞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罪行進行調查。

「1945年前後，雖然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八九年，但仍是遇難者名錄調查的最好時期，因為南京市內有大量的倖存者、見證人及遇難者家屬。但令陳光虞想不到的是，經過了八年戰爭之亂的摧殘，南京市民已元氣大傷，自動申報、舉發日軍罪行者甚少。」夏蓓說。

委員會不得不改變調查方式，由自行申訴改為派工作人員上門調查問詢。「被訪市民竟有噤若寒蟬，或否認其遭受掠奪，或因家中女性被姦淫，為了名譽赫然不宣，有時工作人員上門調查，因為時過境遷人去樓空者有之，生死不明無從探悉者有之。」

儘管困難重重，陳光虞聯合委員會下屬14家機構通過艱辛的努力，還是得到一些可靠的調查結果。1946年6月，為配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又專門設置了「南京市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而陳光虞所負責的調查的結果數據為法庭調查提供了詳實的基礎。

從1946年7月1日《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這份檔案來看，陳光虞在會議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數據，即為敵人慘殺者為295885人，其後救濟總署加入對被害人家屬予以救濟，因之續有數百戶人民申請救濟，由此續得到統計為96260人，共計已有39萬人。據一般估計被害人在50萬以上」。

如今，南京檔案館藏有「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函送當時南京市政府的《首都地方法院檢查處奉令調查敵人報告書》，陳光虞正是這份報告的提交人。這份珍貴的《報告書》由「調查經過、敵人罪行種種、戰犯等有關材料，以及調查後之感想與建議」等幾項內容組成。

報告書的提交人陳光虞在《感想和建議》里建議，「讓生者有所養，死者有所安」。對於倖存者，由於「田園荒廢，骨肉生離，饑寒交迫，日望救濟者有之」。而對於死者，則應建立遇難軍民的紀念性設施，「似宜建佳城，使安首丘，復鐫碑勒銘，載其事跡，以慰幽靈」。

儘管調查表之間相互交叉重複，也有諸多缺失，但民國時期進行的這次大規模調查產生的史料，仍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名單來源的主體。

直到每一位死難者都有姓名

2007年12月3日，作為55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重要組成部分，8卷《遇難同胞名錄》在南京出版。名錄中共收錄了13000餘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較為詳盡的個人信息，這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遇難者名錄。

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姜良芹是《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的主要編纂者。她介紹，自2000年開始，學者們便開始搜集並陸續編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名錄》。該名錄採取卡片的形式，以檔案文獻、口述資料及群眾來函等為基礎，收錄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較為詳盡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所、職業、被害時間、被害地點、被害方式、調查人、陳述人等。每位遇難者信息，均有史料或出處。

如何從歷史檔案、一份份調查表中找到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姓名，製作成名錄和詞條?

姜良芹舉例，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證言裡，編輯者們看到了高大有遇難的經過：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敵寇入城之際，余因經濟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家具什件被劫，卒未離去。當日下午，即有日兵數人持槍敲擊屋門，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內蓄米箱內。同屋高大有則因年邁自寬，前往開門，不意日寇進門怒容滿面，向高大有喃喃責問，高因不懂日語，被數人捆綁椅上，以槍擊斃。余蹲箱內見此情形，幾乎昏絕。

而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593-27敵人罪行調查表之七，編輯者們也看到了關於高大有的記錄。於是，這個叫高大有的遇難者被收錄在名錄中。

「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從這些60年前的資料中，積累著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已收錄遇難者信息卡片14961張，除重複調查者外，本次史料集共收錄13000餘名遇難者的個人信息。」姜良芹說。

除了叢書的編撰者，還有很多人在為了名單牆的延長而努力。

退休前，費仲興是南京炮兵學院的數學老師。該校坐落於南京湯山，是南京的東大門。2001年，他從湯山地區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暴行。此前，他一直以為大屠殺發生在城內及長江南岸。

他說，「南京陷落後，他們在城東掃蕩時進行了瘋狂屠殺，其延續時間又比城內長得多。這些暴行顯然只是南京大屠殺的一部分。」

2004年，費仲興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時間。從南師大申請了專項基金資助後，費仲興開始蹬著他那輛400元錢買來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車，開始了他為期3年，對湯山地區3個鎮、90多個自然村的漫漫走訪。在3年的調查時間裡，費仲興總共訪問了350多名當地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用田野調查的方式為遇難者名單增添了834人。

仍然有很多像費仲興一樣的人，在繼續研究檔案、開展實地調查，紀念館也一直在努力與海外的南京人取得聯繫，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更多新的線索。

（蔣芳、蔡玉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