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意見認為本澳應降低賭稅，也有聲音認為賭稅應將中場及貴賓廳分開。不過，在2015年初特區政府啟動賭牌中期檢討，有財經界分析預料本澳賭稅將會調升。澳門至今仍然是一個以賭立命的經濟體，其安身立命的主要產業博彩業。博彩稅如何調整，影響巨大，本澳社會動見觀瞻。當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後果凸顯，已經使澳門政府與各界開始重新關注於多年來未能實質性推進的經濟適度多元化。賭稅將中場及貴賓廳分開，以及降低賭稅，基本只是博彩業界的聲音。從長遠來看，降低賭稅對於本澳無異飲鴆止渴。

博彩業發展不能完全放任

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無論是傳統博彩業壟斷專營的過去，還是適應現代博彩業發展出現變化的今天，在澳門的產業版圖中，只有博彩業能夠在100多年間保持地區比較優勢和具備世界性地位。這個產業的發展和演進，是市場的選擇，也是澳門在這個區域中比較優勢的體現。

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博彩業的「一業獨大」是澳門經濟長期且可持續發展的常態呢？事實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與通過產業專業化或一業獨大，取得世界競爭力的其他微型經濟體不同的是，澳門博彩業急速一業獨大的發展，不僅潛伏著經濟的波動性與風險性；更為突出的是造成了資源、要素供需矛盾與激化，市場與經濟的全面失衡，本土企業的發展窒息，收入分配扭曲，侵蝕澳門經濟未來發展的基礎等等的後果。最終導致了今天一業獨大的博彩業逆勢大幅下降，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種狀況凸顯了一個事實：不能用一般的產業與經濟學，以及全球微型經濟體的實踐經驗，去分析和引申出澳門經濟的「一業獨大」和經濟適度多元化。

明眼人都知道，澳門目前一業獨大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不在「一業獨大」本身，而在於一業獨大的特殊產業——澳門博彩業的特點。《澳門中小微企白皮書》分析，澳門的博彩業既具有一般博彩業的特點，更兼有區別於拉斯維加斯、摩納哥蒙地卡羅等全球知名賭城的本土特徵。而二者的結合，尤其是後者，正是造成博彩業急速一業獨大，由此產生澳門經濟全面失衡和矛盾的基礎。

無論是本年度政府對博彩業進行的中期檢討，還是2022年博彩專營權的合約期滿，對現有博彩制度的取捨與否。博彩業的發展不能完全自由放任，需要適度控制，已經成為全民之共識。不少專家已經指出，本澳高度依附性的一賭獨大，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首先，博彩業是一種特殊產業，其本質上屬於財富再分配性質的活動，並非一般產業的財富創造。博彩業的產業鏈條短、財富再分配特點，以及所需人力資本素質不高和產業本身存在的社會負面影響，等等。一旦它發展為經濟的主導產業，所具有的暴利、沒有經濟控制力即完全由供給創造需求的性質，使產業具無限擴張的內在衝動。由此而產生的吸聚資源、要素的「窪地效應」，必然在其一業獨大的過程中，產生對其他產業資源極其嚴重的「虹吸」現象，以致於擠佔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嚴重的則窒息其他產業的發展。加之博彩業的產業鏈條很短，與不同產業在產業鏈條和價值形成鏈條上的經濟相關度很低，更放大了對其他產業的排他性與擠出效應。其次，在經濟發展外向度很高的經濟體中，博彩業的財富集聚會凸顯「以鄰為壑」的特點，大量的財富從其他地區的流入實質為其他地區的國民財富流出，其表現為開賭地區的服務貿易巨額順差與禁賭地區的逆差。開賭地區吸聚財富的力度越大，則禁賭地區的財富損失越大。這不僅凸顯其經濟體系的寄生性，其增長方式也是難以持續的。更為致命的是，博彩業屬於非健康產業，如果控制失當，會衍生出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人力資本提升緩慢、社會風氣受到影響等一系列的矛盾。對經濟體帶來極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如果一旦成為長期趨勢，則會直接侵蝕經濟體產業長期發展的重要基礎，即企業創新與創業的活力、人力資本的培育和商業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由此把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的即時擠出效應，延伸到長期的產業擠出效應。這種產業排他性的長期延伸是毀滅性的，它將從根本上切斷經濟體未來新興產業孕育與發展的種子。

由上述對博彩業一般特點的描繪，可以判斷，博彩業所具有的對其他產業的排他性、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以及對社會、經濟整體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決定了博彩業一業獨大即一賭獨大，不同於正常創造財富產業的一業獨大，對經濟體的未來發展具極大的負面外溢效應及危害性。一賭獨大在短期內可以提升經濟體在區域及世界的競爭力；然而從經濟體的長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看，一賭獨大的後果不是糖果，而是毒藥，一旦成癮，形成依賴則後患無窮。由此，一個經濟體從博彩業的一業獨大，逐步走向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具有長期的經濟合理性。

事實上，目前除澳門之外，全球並無一個博彩業一業獨大，或一賭獨大的經濟體。雖然全球開賭的地區與國家不少。但是，這些地區與國家無不把賭作為「末業」嚴加控制。即使是最為開放的拉斯維加斯，在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一賭獨大之後，通過適度多元化的努力，目前其博彩收入所占當地GDP的比重，與其他的會展酒店等業基本持平，再無坐大稱雄之勢。而世界第三大賭城的蒙地卡羅所在地摩納哥，是更為典型的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微型經濟體。其經濟主要支柱為貿易業、金融與製造業。博彩稅僅為當地稅收的5%，排在支柱產業的末位。

外資掌控龍頭產業分配流出

《澳門中小微企白皮書》指出，澳門博彩制度一業獨大的產生，源於大量資源向博彩業的集中。這實質是市場力量對博彩業暴利追逐的結果。在正常的競爭性市場作用下，高額利潤往往引致資本大量流入產業而加劇競爭，競爭的結果則是全部行業的利潤率均等化，從而保證資源在市場機制下的合理配置，糾正經濟失衡的發生。

而在壟斷性的市場結構中，競爭不能充分展開，資本在產業間的流動受阻，壟斷產業的高額利潤就不會參與利潤均等化過程，則資源配置就會向壟斷產業極度集中。由此可見，一業獨大與經濟失衡，最終是由市場結構，即競爭機制的力度大小決定的。觀察澳門複製拉城模式的過程，就不難發現，澳門複製過程中產生的制度性、市場結構的變異，是複製結果最終變異的根本原因。

拉斯維加斯賭業實行的是大眾性博彩，其從業者的准入是規範條件下的市場進入，即市場登記制。只要符合規範即可進入，並不存在對準入者的數量之限制。這就是今天僅有澳門1/7博彩總收入的拉斯維加斯，擁有300多家賭場的原因。

實際上，拉城實施的是完全開放性的博彩市場體制，造就的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競爭態勢使博彩純利潤率維持在3-4%水準，並非暴利。這種狀況正是拉斯維加斯能夠保持博彩業的適度擴張，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的基礎。

澳門的複製在博彩制度上，是在保留原有博彩專營制基礎上的政府批出經營權，即由政府招標選定企業，然後與中標企業簽訂承批合約批出經營權。2002年的制度變遷，其含義僅是從博彩的獨家專營，變為6家專營，且向國際招標。這種「一變六」並未真正改變市場結構的性質。有限進入的市場開放使得過去的壟斷格局走向寡頭壟斷市場及利益格局。壟斷性便意味著巨大的商業利益。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博彩業調查資料作出計算，2009年博彩業的博彩毛收入收益率（增加值與毛收入之比），高達47.8%，而這個數字在2013年則攀升到57.8%的水準。即使澳門政府對博彩業實施高額徵稅，博彩企業的利潤仍然處於高位。以威尼斯人2004年開業的金沙賭場為例，當年投入經營，當年回收投資。利潤率高達30%（稅後）。這就回答了為什麼澳門僅有拉城1/10的賭場數量（澳門賭場在30多家），卻賺了7個拉斯維加斯的巨額博彩毛收入的原因。

也就是說，澳門目前在全球博彩業中的優勢地位，並非通過競爭獲取的。與拉斯維加斯等賭城相比，澳門博彩業具有2個本地特徵，更放大了風險和對本土經濟擠出的迭加效應，對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首先，澳門博彩業是一個政策支撐性極強的非自主型產業。與其他市場自立型博彩業極大不同的是，澳門博彩業是建立在某種有利的制度與政策條件上的，通過特殊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性支撐，而非市場競爭取得其一業獨大的地位。澳門博彩制度的專營製造成博彩業的寡頭市場結構；以及內地的「自由行」政策。使得澳門博彩業近年來的超高速發展，實質上是一種政策性的超常發展，而非市場主導型的正常發展。一旦政策變化或糾偏，就會給博彩業帶來極大的衝擊。本輪博彩業的大幅下滑，其背後的主導因素就是內地反腐敗和自由行政策收緊。

其次，構成澳門目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博彩龍頭企業，大全部分均為外資。而非本土的企業。由此形成了外資龍頭產業與本土其他產業的資本關係，以及大型外資企業與本土中小企業的特有產業組織結構。在這種狀況下，澳門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的擠出效應，本身就內涵了外資大型企業對本土中小微業的擠出效應。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性支撐持續激發龍頭博彩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張下，無疑放大了對本土中小企業的擠出效應。一般來說，由外資掌控一個經濟體的龍頭產業，不僅顯示本土經濟的命脈控制在外資手裡，為本土經濟風險帶來隱患；且外資掌控經濟體中最為賺錢的產業，在競爭中對本土經濟占盡強勢，不僅不利於本土經濟的成長，更會形成不利於本土的分配結構。2013年澳門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資料反映，當年外資在澳門獲取流出本土的資本收益達到787億澳門元，接近當年GDP的20%。即幾乎1/5的本地生產總值為外資掌控並流出。

如果一個旅遊經濟體中，僅有旅遊業的發達興盛，而沒有其他產業的配合，則旅遊總收入必然會出現大量的漏出。這種通過進出口活動對旅遊總收入的侵蝕，稱之為收入漏出。在全球旅遊經濟體中，漏出效應是客觀存在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生產旅遊所需要的全部投資品和消費品；同時，各經濟體的旅遊業中也都普遍存在外國的投資者。但是，漏出效應的大小是不同的，這主要取決於各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一般來說，產業結構越是多元化、經濟越發達的經濟體，漏出部分一般佔占旅遊總收入的10-20%；而產業結構單一的小型經濟體，往往漏出部分高達旅遊總收入的40-50%。

澳門旅遊業近十多年的發展，可以說明，即使存在著本土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在一業獨大的情況下，這些市場空間卻無法成為培育本土產業發展壯大的土壤，致使澳門的收入漏出處於高位。以澳門的狀況看，由於政府採用了對博彩收入徵收高額稅收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旅遊總收入的出口流出（即外資資本收益）。即使如此，因澳門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已經十分嚴重，客觀上無法使漏出部分處於較低水準。以2013年澳門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帳計算，則當年的全部漏出淨值佔占服務貿易淨值的44%，而漏出總值占旅遊總收入之比也為44%，充分顯示澳門經濟一業獨大的結果。

因此，從根本上看，澳門博彩業維繫的比較優勢基礎，既非本土的自然資源和內生的資產，而是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更何況，目前澳門龍頭產業——博彩業的資本，大多數均是國際資本，而非植根性的澳門本土資本。當一個經濟體中龍頭產業的發展與本土內生的經濟因素沒有聯繫，則缺乏植根性的產業「一業獨大」必然衍生出以下的問題：即一業獨大不僅會導致一系列矛盾的產生，更致命的是，這個龍頭產業的發展，並不會形成經濟結構中的升級轉換能力，反而會嚴重壓抑本土自主、內生的經濟因素成長，使之難以激勵和孕育本土的「創造性資產」，阻礙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動力形成。這就是中央政府多次指出的澳門「深層次」問題所在，以及澳門必須推行經濟適度多元化策略的關鍵所在。

降低賭稅相當於消弱政府「大股東」

在全球競爭中，小微經濟體之所以能夠通過做大特定產業，獲取國際競爭力，根源於經濟體自身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這種優勢越是不能為其他經濟體替代或輕易複製，則競爭力越持久，越能為經濟體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但澳門至今仍然是一個以賭立命的經濟體。當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後果凸顯，已經使澳門政府與各界開始重新關注於多年來未能實質性推進的經濟適度多元化，社會各界也開始在如何推進適度多元化上尋求與達致共識。但是，經濟拐點的出現並不等於澳門經濟會自動且順利地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適度多元化的含義，也並非通過博彩業的大幅下降而收斂比重，達致經濟結構的平衡。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呼聲雖然日漸高漲，但多年來實施未果的現實性凸顯了這個戰略最終落地實現的困局與艱巨性。

這些問題的根源是建基於賭業開放的制度安排。澳門博彩業寡頭市場結構並不是由於企業規模的擴張或是特殊需求曲線特點，自然產生的結果。而是政府通過少量進入方式的規製造成的。也就是說，政府以行政手段限制競爭，造成中標企業處於寡頭壟斷地位，阻礙整體產業的利潤參與社會的平均化過程。由於政府批出的牌照數量極其有限，牌照必然成為市場上最為稀缺與最為昂貴的資產。政府作為這種資產的擁有者和批出者，也就是資產的最大股東身份，通過與博彩企業簽訂的專營合約，參與博彩業的高額利潤分配。也就是說，在政府以行政手段造出一個不參與利潤平均化的寡頭市場結構同時，政府是以大股東身份，通過徵稅代表澳門參與博彩利潤的分配。一方面用所得收入去投資澳門經濟的未來發展、社會與民生；另一方面則限制牌照企業過高利潤。

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與拉斯維加斯的區別在於：拉斯維加斯是通過博彩業參與利潤的社會平均化過程，使其他產業與博彩業共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僅是市場之外的服務與監管角色。而目前澳門的博彩制度則是通過政府制訂的博彩高稅率，以及政府與博彩寡頭的雙方協定來推動多元化發展。

因此，在目前澳門的博彩制度下，政府具有雙重身份，第一種是大股東，通過收取博彩稅體現；第二種身份是政府，要對企業的活動，尤其是博彩企業的活動進行監管。

還有一個十分具有澳門特色的博彩制度，博彩業近年來的爆炸式增長，7成動力來自貴賓廳。大量資源向貴賓廳的集中，使得過去澳門傳統的博彩產品，例如賽馬、賽狗等活動大幅萎縮。因這類產品的收入劇減，更造成了生存空間縮小，而難以繼續立足澳門。由此可見，博彩業一業獨大不僅擠壓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更在博彩業內部，產生幸運博彩擠壓其他博彩產品、貴賓廳業務擠壓中場業務的「獨大」趨向，使整體博彩產業發展的動力也單一化。如果說，澳門經濟近乎絕對地依賴博彩業，而博彩業又絕對地依賴於貴賓廳業務，則澳門經濟發展的單一性更呈極化趨勢，這種狀況必然隱藏極其巨大的風險。

如今，藉口賭收下跌和周邊地區開賭等因素，出現降低賭稅以及將中場及貴賓廳賭稅分開的聲音，令人感覺另類的反常。特區主要稅收來自賭稅，若降低賭稅，需更多博彩收益才能維持現時收益水準，長遠變成更側重博彩業發展，與政府現時提出經濟適度多元的方向不同。從本澳長遠發展來說，就是飲鴆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