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瑞士小鎮，隱居在阿爾卑斯山的懷抱裏，山道崎嶇，五穀不出，總人口才一萬多。

它最早被世人所青睞，靠的是好空氣。就像有些北京人，霧霾一來就喜歡躲去海拔一兩千米的「雪都」崇禮一樣，在缺少肺結核有效治療藥物的19-20世紀，達沃斯也是因為海拔高、空氣清新，成為了著名的療養勝地。

而如今的達沃斯，不僅戶外運動盛行，更成為全球每平方公里億萬富翁人數最多的地方，一份熱狗能賣到40美元（約270多元人民幣），廣告冊上投放的內容都是「如何幫您管理私人飛機」之類。還有人開玩笑說，捏一團雪扔出去，能砸到三個總統。

但最重要的是，這個世界經濟論壇的「大年會」，早已超越經濟領域，成為「全球事務風向標」——2003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達沃斯「隔空喊話」：美國即使未獲得安理會通過新決議授權，也至少有十二國支持美國向伊拉克開戰。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明白美國要打伊拉克了；2017年初，世界局勢亂雲飛渡，「逆全球化」水漲船高，以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為核心的「特朗普陰影」攪動著全世界的不安情緒。

未來會如何？ 2017年的達沃斯論壇會釋放出什麼信號？在這個歷史性的十字關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參加達沃斯論壇，且率領的是中國參會以來規模最大的代表團，「中國舉動」和其釋放出的信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達沃斯的「超級場」

為什麼達沃斯能從一個小鎮，僅用了47年，便發展到像今天這樣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舉足輕重？

這首先要從創辦者的「基因」說起。無論在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極權主義土壤裏，都不可能誕出形神俱備的「達沃斯」之花。

達沃斯的創始人施瓦布是一位哈佛畢業的德裔瑞士人。瑞士人的特點，用他們自己的話：「瑞士之所以成為瑞士，是因為有些德意志人不願做德國人；有些法蘭西人不願做法國人；有些義大利人不願做義大利人 。」於是這些人一起成了瑞士人。瑞士居民中操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羅曼斯語的分別 占了65%、18%、12%、1%，還有4%操其他語言。他們和諧地生活在一個國度裏。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認了瑞士為「永久中立國」，瑞士迄今也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其積極參加聯合國所屬的一些專門機構的活動。所以這種擁有多元化視野、保持中立卻又左右逢源的風格，是深植在施瓦布的基因之中，也令達沃斯論壇「年逾四十而不惑」。

施瓦布曾明確表示，達沃斯不會給出答案，世界經濟論壇的初衷也並非找到解決方案，而是提供一個討論的平臺。一個看似「務虛」的地方，為什麼會吸引那麼多日理萬機的大boss親自赴會？

這至少要從達沃斯的四大「功能」來說：

1. 超級風向標

達沃斯論壇以商界為主，政治色彩不濃。為了讓會議更加務實、有效率，每年都要確定一個主題，聚焦當前全球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更容易出現大量前瞻性的建設性探討，凝聚共識，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和輿論具有重要影響，總給人以天下大勢、盡在掌握之感。

已故的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曾認為，1992年、1998年的達沃斯論壇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甚至對國外的大規模投資起了決定性作用。1992年，達沃斯請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去是有一定膽量和壓力的，當時的論調是中國要垮。李鵬在論壇上作了《90年代的中國經濟》的主旨演說，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及堅定決心。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對中國充滿了疑問，李嵐清副總理又在達沃斯作了《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的講話。

2001年，馬雲初次到達沃斯的路上滿腹抱怨：「交通不便，一路輾轉16個小時，去時想著以後再也不去了。」但去了以後他被達沃斯論壇迷住了，去了又去，因為那個地方「總是能夠給我方向感」。阿裏巴巴的「誠信通」即是馬雲在達沃斯上受窮人銀行家尤努斯的啟發。達沃斯也影響了中國寬頻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甯的職業生涯。他1997年第一次參加達沃斯，加入網通前就受到論壇上電信業「放鬆管制」話題的啟發，後來主做的寬頻產業基金，也是源於2005年論壇上的「數位生態系統」。

2. 超級資訊場

五天會議，列入正式會議議程的場次就多達220餘場，私底下還有大量非正式聚會、研討，讓達沃斯成為獲取黃金資訊之地。參加過達沃斯的戰略諮詢專家王志綱曾回憶說，2002年的達沃斯上，高盛公司的一位證券分析師預言納斯達克指數好景不長，將災難性下挫，結果不幸而言中，當時聽信了這一預測並狂拋網路股票的人都占了大便宜。

3. 超級社交場

達沃斯是一個平臺，更是一個圈子。參與者通常分成這幾個組：各行業領袖組（世界主要工業領域內最知名公司的高管）、未來全球領袖組（新一代全球性的決策者）、媒體領袖組、論壇嘉賓組（政治、經濟、科學、社會、科技等領域內的 知名人士）、政界人士組（各國政府領導人以及主要國際組織的領袖人物）、文藝精英組，成員基本都是各行各業遊戲規則的制定者或最有影響力的人，絕佳的潛在商業夥伴、政治夥伴。他們之間的合縱連橫，動輒就是震動世界或行業的大事件。據說美國時代華納和美國線上的並購事件，就是論壇期間兩家的首腦一拍即合，利用峰會瞬間達成意向後回去落實的。

4. 超級秀場

達沃斯全球矚目，來自網路、紙媒、廣播和電視媒體的500余名記者群集，在這裏任何一個聲音，都會被瞬間放大，傳播到世界各地。這是任何推廣自己觀點、擴大影響力的人不能放過的平臺。

總而言之，達沃斯對世界的影響力，分為「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兩部分。通過媒體的鏡頭和筆觸，人們通常看到的是一個「正襟危坐、坐而論道、被公開報導的達沃斯」，但達沃斯真正的精華卻在一場場大boss們的私人宴會和私人研討上，無數的人脈、資訊、陽謀、陰謀在這裏交匯、交換、達成。

去年1月，馬雲在達沃斯的「絲綢之路」私人晚宴，堪稱一場政界、傳統行業、學界、金融圈、科技界、娛樂圈的大混搭，英國首相卡梅倫、美國商務部長潘妮、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哈佛校長福斯特、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思科執行董事長錢伯斯、可口可樂董事長穆泰康、《紙牌屋》主演凱文•史派西、搖滾巨星波諾都來了。馬雲這一手「秀朋友圈」，讓當晚整個達沃斯都在談論他的晚宴，還成為了美國焦點新聞。

達沃斯的「中國力量」

達沃斯開放、多元化、不保守。這些年，也逐漸增加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注，突顯論壇的「平民化和人性化」。但並不意味著，達沃斯是一個「公平場」。

詬病它的人說：「達沃斯是富人俱樂部」、「美國人佔領了達沃斯」、「施瓦布是高明的導演、編劇，但真正的製片人、老闆是美國的大財團。」言下之意，真正的話語權掌握在美國手中，弱國只能遵守遊戲規則。王志綱舉例講，一位坦桑尼亞總統就曾無奈地說：「全球化從理論上講，就好比我說坦桑尼亞國家足球隊從理論上能夠踢進世界盃並奪冠一樣。」

相形之下，施瓦布真的是很看重中國。1979年，中國剛剛宣佈改革開放不久，已經開始研究中國經濟的他就遞來了橄欖枝，熱情邀請中國代表團出席達沃斯年會。3個多月後，又應中國社科院邀請，首次率團回訪中國，與當時的中國國家計委建立了合作關係。此後施瓦布幾乎每年都來中國，有時甚至一年兩三次。

說起自己當年為何會這麼快地聯繫中國，逆勢引入「中國概念」，對自己先見之明不無得意的施瓦布曾表示，「我在1978年讀到了有關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文章，當時我就確定中國將會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他一直認為，世界的未來並不僅僅是由全球500強企業決定的，那些新興經濟大國和成長型公司將會是未來新的領軍者，「而中國，自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力量。」對中國而言，那時去達沃斯，則是我們不再封閉、「走出去」的象徵。

1992年1月，在施瓦布專程邀請下，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出席達沃斯會議。也正是在這一年，達沃斯舉辦了「中國經濟問題專題討論會」，來自數十個國家的70多名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就中國經濟的發展、改革和對外開放等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在危機處理中的表現和作用，成為達沃斯熱議的焦點。此後幾年，隨著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好，開始吸引了更多矚目。但直到2008年之前，中國代表團與達沃斯的整體氛圍依然有些不太融合，更多是在聽別人說，很少表達自己的看法；容易被當做受教者或者異類，聽憑歐美大國品評。

一位與會者曾說：「在達沃斯論壇的參會者眼中，中國只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國度，人們只知道它很重要，但不清楚重要性到底在哪里。一名國際500強企業的CEO進入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室，都會被視為一件大事。」當然，他認為外界對中國的判斷不斷出現誤差，是因為中國的確是一個不容易讀懂的國家。

成思危2009年接受採訪時曾說：「從我參加達沃斯看來，最早是中國崩潰論，不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很快要崩潰，有人甚至預言，中國 2005 年要崩潰。」

到了2005年，以中國、印度、巴西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國進一步證明了自身發展的穩固性，那時達沃斯第一場討論會的主題便是中國，會議期間與中國有關的研討會更是有六七場之多。2006年，達沃斯還專門組織了「中國的崛起」研討會。這股「中國熱」，甚至催生了施瓦布在中國設立「夏季達沃斯」。但隨之而起的，又是一波新的 「中國威脅論」。成思危認為，中國威脅論，比中國崩潰論在某種程度上是進了一步。「我們拋開反面的不說，起碼他承認一點，他認為中國是應該認真對付的，以前中國的 GDP 在世界比重也很小，中國的外貿各方面都比較少，感覺不到。但現在感覺中國是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2008年是一個轉捩點。當美國金融危機演化成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明顯放緩甚至面臨衰退時，中國不僅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而且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在2009年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已經從看客走到了舞臺中央，被視為拯救世界經濟的最後希望。「中國威脅論」逐漸被「中國責任論」取代。

但在那幾年，已經頻頻亮相達沃斯、新鮮不再的中國政企精英們，卻對這個世界頂級論壇似乎不再那麼熱衷。

原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說，他2008年參加達沃斯的時候，除了成思危、餘永定等少數中國代表對挑戰性問題用流利的英語侃侃而談，「在眾多與中國利益攸關或中國理應發聲的重量級專題討論（如全球金融穩定、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水資源危機、氣候變化、公共衛生、非洲經濟發展等議題），嘉賓中均沒有中國官方或工商界代表，中國的聲音自然無從談起。」他旁聽「對全球貿易的威脅」專題辯論時，因嘉賓中沒有中國代表，作為主持人的路透社董事會主席費茨傑拉德在作最後結語時，還感慨說：「中國哪里去了？！」

有企業家說：「沒什麼意思，貧困、環保、全球變暖，第一次聽覺得挺有意思，第二次還能接受，第三次聽完以後就覺得煩了。」

所幸的是，大家逐漸意識到了「構建軟實力」的意義。

2015年的達沃斯年會，中國代表團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領銜，雲集了國內政商界的領軍人物,參會規格達到六年來之最。而到了2017年初，達沃斯迎來了自1979年中國政府首次派代表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以來，最高級別和最大規模的中國代表團。

一位參會者說：「一方面是由於習主席的到來，讓這次達沃斯格外引人關注，也因為中國力量正在崛起，離開中國談論達沃斯最主要的議題——全球化，已經不再現實，甚至還有兩次重量級的對話專門為中國而設，一場是馬雲，另一場是王健林。」

從1979年到2017年，中國在達沃斯，從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到「中國力量」牽引全球目光，這既是一部達沃斯自我提升、擺脫「富人俱樂部」命運的嬗變史，也是中國逐步掌握全球治理話語權的觀察窗和舞臺。自詡為「中國經濟樂觀派」的施瓦布也表示，在世界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以及出現「逆全球化」風潮和保護主義趨勢的背景下，他期待中國成為「應勢而為、勇於擔當」的全球領導者。

（張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