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勢在必行的南下

當時,GDP增長率下降到低谷,而有些人還在批深圳是資本主義的溫床

深圳—珠海—順德—廣州,已經退休的廣東省委原副秘書長、廣州市政協原主席陳開枝對這條路線非常熟悉。1992年,他陪同鄧小平走過這條路線,鄧小平一路上的若干次談話,成為載入中國改革史的南方談話;2012年,新當選的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到了廣東,走的路線和行程與當年大體一致。陳開枝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就說明,習總書記要沿著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

今天的中國和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走在這條路上。正如這條路上的每一處風景,我們和這個國家一直保持著曰新月異的發展變化。

在160米高的深圳國貿大廈頂層旋轉餐廳,服務員把《環球人物》記者帶到「鄧公廳」,並告訴記者,這裏的陳設保持了25年前南方談話時的樣子。但玻璃窗外的世界卻大不一樣了。25年前,鄧小平在旋轉餐廳可以「一覽眾山小」。而如今,國貿大廈在深圳最高建築榜單上連前100名都排不進去。「深圳能從當年一個『無線』城市成長為今天的一線城市,沒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掀起全國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不可能實現的,『鵬城』深圳也許早就成了折翼天使,國貿大廈也許至今還是最高建築。」深圳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吳松營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深圳變得冷冷清清

「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不少外商都跑了,很多人失業,打工仔一隊一隊地回家。深圳有些酒店入住率不到10%,基建停工,街道上冷冷清清。」吳松營清楚地記得鄧小平南下之前的深圳。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請到家裏說:「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10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5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4%、5%甚至2%、3%,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這些話是有根據的。上一年的GDP增長率從之前的兩位數一下降到4.1%,而1990年的增長率繼續下降,改革開放以來從沒這麼低過。

「這是最需要抓經濟的時候,但恰恰在這個時候,國際上出現複雜的形勢。當時,東歐正在劇變,蘇聯處在解體前夕。經過70多年發展歷程的社會主義進人低潮,在國內引起非常大的思想震動。他們發展了70多年都垮了,我們怎麼辦?這是很多人的疑問。」鄧小平思想生平研究會副會長龍平平在接受《環球人物》採訪時說。

有的人到經濟特區考察,認為那裏除了紅旗之外,其他都成了「資本主義」。「有的老同志接受不了,認為這離當初的革命初衷太遠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張金才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當時,各種思想相互激蕩。一時間,人們關注的重點似乎不再是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了。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處境開始有些尷尬。「那時候深圳人到外地出差,常被另眼相看,甚至被刁難。我們到外地想住招待所時,人家一看介紹信,發現是深圳來的,就說:『沒房間,住不了。』有些人還罵:『你們深圳搞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還有人說深圳是資本主義的溫床。」吳松營說。

「鄧小平很著急,他覺得有必要以自己的特殊影響力把改革再推一把。」張金才說。

場景一:中巴車上的談話

「1992年元旦凌晨,中央辦公廳給廣東省委發來了一封絕密電報:『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請做好接待、安全工作。』我們在廣東省委辦公室裏討論接待工作,有人說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電報上寫得清清楚楚,但我認為肯定沒那麼簡單。老人家習慣春節期間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已有一套成熟的接待方案,這次來廣東難道就因為廣東比上海暖和?」陳開枝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

陳開枝提出了「深圳—珠海—順德—廣州—上海」的路線建議,具體是1月19日到達深圳,29曰在廣州東站乘車前往上海,按照慣例在那裏過春節,當年2月4日是農曆正月初一。「為了保證老人家得到充分休息,都是安排上午參觀,下午休息。鄧小平辦公室和廣東省委批准了我的方案。」陳開枝說。

1月17日夜,鄧小平的專列駛離北京。車上除了鄧小平,還有他的妻子卓琳和子女等人。

鄧小平先是在武漢、長沙的火車站做了短暫停留,到達深圳火車站的時間是1月19日上午9點。10分鐘後,他乘中巴到達深圳迎賓館,住進了桂園別墅。考慮到他已經坐了一天兩夜的火車,本來安排他先好好休息,可他剛到桂園不久就說:「到了深訓,我坐不住啊,想到外邊去看看。」

對鄧小平來說,深圳就像他的孩子,他1984年來過一次。8年不見,聽到風言風語那麼多,他急切地想仔細打量打量這個孩子。就在為他備車的間隙,廣東和深圳的領導幹部陪他在院子裏散步。

行前鄧小平已經讓工作人員傳話,他這次來,不聽彙報,不要陪餐,不題詞,不攝影,不報導,新聞單位不派記者跟訪。結果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中央媒體都沒派記者。「不報導,不等於不留下歷史材料,為了對歷史、對人民負責,我對鄧小平辦公室的同志說,中央媒體不派人,廣東當地的媒體應該來,人員由我定,責任由我負。鄧辦的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見。後來,新華社廣東分社、廣東電視臺、《南方曰報》都派了記者。經研究,深圳、珠海也派少數記者參加。」陳開枝說。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告訴鄧小平,一會兒參觀深圳市容,鄧小平笑著問:「這樣會不會招搖過市?」謝非馬上說:「不會,不會。廣東、深圳的人民都想念您。有很多幹部都等著您接見,排著隊哩。」鄧小平說:「不要見了。因為見了少數,得罪了多數。就是出去走走,看看市容。」

上車後,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向鄧小平介紹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鄧小平說:「深圳如果不搞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地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的問題。」

談到經濟發展問題時,鄧小平說:「亞洲『四小龍』發展很快,你們要用20年時間超過『四小龍』。『四小龍』中的新加坡不但經濟發展很快,社會秩序也比較好。你們要在兩個文明建設方面,都超過『四小龍』,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

談到剛剛出現的股票市場時,鄧小平說:「股票市場也有不少人擔心是資本主義,所以讓深圳和上海先搞試驗。看來,你們的試驗是成功的,證明資本主義能用的一些東西,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許多東西要敢於試。不試,學不到經驗,也培養不出人才。開始辦特區,不知道怎麼搞,試一下,慢慢就懂了。通過試驗,證明不行,就改。一個人要是不下水,就學不會游泳。」

這次「中巴談話」,是南方談話的第一個重要場景。

中巴車慢慢駛至皇崗口岸,這裏與香港只隔著一條深圳河。1990年1月18曰,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李嘉誠時就說過:「我爭取活到1997年,就是要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老人家在這裏站了很久,一句話也沒說。當時的風很大,他的衣領都被吹得翻動起來。我上前輕聲說:『風大,請您上車吧!』他依然沉默地望著深圳河對面那片土地。」陳開枝說。

晩上,鄧小平和家人吃團圓飯,餐桌上全是青菜、豆腐等家常菜。按照事先的約定,他沒有和廣東、深圳的地方領導會餐。「我們問鄧榕,要不要準備點燕窩之類的補品,她說:『不用,我爸爸很少吃這些東西。』」陳開枝說。

場景二:國貿大廈的談話

「1月20日上午,本來是安排鄧小平在國貿大廈看看風景,聽聽彙報,沒留多少時間,結果他滔滔不絕講了近一個小時。8年前他到深圳是為了瞭解情況,所以主要是別人講,他聽。這次變成他講,別人聽,他想要大家瞭解中國的情況。」龍平平說。

當時的深圳國貿大廈號稱「神州第一樓」,在頂層49層的旋轉餐廳裏,鄧小平得以看到深圳全貌。「我們事先給李灝書記準備了上萬字的彙報材料,但是為了多留時間讓老人家講話,李書記只挑最重要的內容和資料,反復熟悉,反復精煉。」吳松營說。

李灝結合一張深圳特區總體規劃圖,給鄧小平做了簡要彙報:1984年,深圳的人均國民收入是600元,現在是2000元;建立了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進行物價體制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鄧小平很高興,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怕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當時我一聽到這『三個有利於』,哎呀!感覺就像三伏天裏吃了冰鎮西瓜,暢快淋漓。我還記得,鄧小平還習慣性地舉起右手,加重語氣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他又說——我講過多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政治風波這個關我們就闖不過,闖不過就亂。那天他說的那些話,我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陳開枝說。

國貿大廈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回憶起那段往事時,記得最為清楚的一句話就是:「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20多年後,這名工作人員還學著鄧小平當年的四川口音,又向《環球人物》記者清晰地復述了一遍。

在國貿大廈的旋轉餐廳,鄧小平談到新加坡的經驗,強調兩手都要硬,經濟搞好了,社會風氣搞壞了,還是失敗的。他說:「開放以後,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現了腐敗的現象……對這些現象要注意克服,要很好地抓,不能讓其發展。這一點我們應該是能辦得到的。新中國建立之後,共產黨一領導,社會主義的方針一確立,這些東西就曾經一掃而光。消滅吸鴉片煙、吃『白麵』,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在舊中國,雲南的軍隊是很有名的『兩條槍』嘛,解放後就變成了一條槍了嘛。龍雲的鴉片煙癮也戒了。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腐敗的東西。」

李灝介紹說,香港這些年經濟發展很快,據稱人均國民收入達到7000美元。深圳目前還遠遠低於香港,但深圳人民的生活要比香港穩定、有保障,深圳普通職工家庭基本上都能住上五六十平方米的兩室一廳。而香港的普通工人,恐怕打一輩子工,甚至兩三代人打工,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居住條件。

「聽到這些,老人家說:『是的,社會主義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為老百姓辦好事。』」吳松營雖然是廣東人,但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起鄧小平南方談話時,也經常使用四川口音。「老人家還說:『要告訴某些香港人,不要老想中國亂。中國亂了,首先遭殃的是香港。20萬人跑過去,香港就會受不了,如果跑過去100萬人,香港就會被擠垮。』」

鄧小平還講到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說到這裏,他停下來想了想說:「那就是我囉。」「聽他這麼說,我心想:好傢伙,老人家真是當仁不讓,不過也只有他能當核心。」吳松營說。

鄧小平接著講道:「中國出問題,不是出在其他什麼方面,而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蘇聯、東歐的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如果我們黨出問題……整個國家肯定出大問題。所以,對這個問題要有自覺性,老同志尤其要有這個自覺性。長……長……」講著講著,鄧小平有點語塞。吳松營看到,女兒楠在旁邊大聲地說:長—治—久—安。「對,對。長治久安。」鄧小平說,「我發現靠我們這一代不肯解決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找別的人,真正要找下一代。」

在國貿大廈的行程嚴重超時,鄧楠在鄧小平耳邊提醒說,還要到別的地方參觀,他笑著說:「人老了,歲數大了,話也多了,就講這些吧。」

「國貿大廈談話」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第二個重要場景,也是他到深圳後第一次有系統、有重點的談話,堪稱南方談話中最重要的一次談話。在他離開的時候,得到消息的人趕到國貿大廈一層大廳,爭睹鄧小平真容。儘管現場十分擁擠,但並不混亂,鄧小平一出現,人們就自動給他讓出了一條路。

場景三:臨別的談話

「現在有人說鄧小平製造了兩極分化,這是沒道理的。鄧小平從一開始,提出的就是共同富裕。在南方談話中,他也多次談到這個問題。」龍平平說。

1月21日,鄧小平參觀了華僑城的民俗文化村和錦繡中華微縮景區,高興地觀看少數民族舞蹈,並和家人在布達拉宮景區前合影。在回賓館的途中,鄧小平心裏惦記的是全國各族人民的生活。他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

第二天上午,鄧小平到仙湖植物園參觀,並親手種下一棵高山榕。參觀時,他見到一棵奇特的樹,植物園的負責人告訴他,廣東人叫這種樹為「發財樹」。「鄧楠說:『我們也種一棵發財樹。』鄧小平說:『讓全國人民都種,讓全國人民都發財!』我心想這不就是讓大家共同富裕嗎?」陳開枝說。

下午,鄧小平集體接見了一些黨政軍領導人和媒體,包括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廣州軍區司令員朱敦法、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以及廣東省、深圳市的領導。

「老人家一開始說一個人都不接見,只是來休息。等到他把話講得差不多了,我們都很激動了,他大概也很激動了,就開始大量接見。這樣的轉變,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他還沒有講完,要繼續講。第二,深圳的實踐證明他的思想是正確的,他看到深圳的變化、面貌、成就之後,增強了信心。他把軍隊的人也找來,我想他是做好了深徹談話的準備。果然,他反復講,誰反對改革幵放誰下臺。」吳松營說。

鄧小平對大家說_:「改革開放政策,從一開始就有反對意見。並不是一致的,有一段時間反對的意見鬧得比較凶。我說不爭論,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這樣,原來反對的人才慢慢跟上來了。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不爭論,就這麼試,大膽地試。」

在談到計畫與市場的關係時,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再次談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龍平平認為,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這5句話,最核心的就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前邊幾句都是途徑,講的是怎麼實現共同富裕。「從三中全會到1994年,他講了幾十遍共同富裕的問題。到南方談話時,他把時間表講了出來,說得很重:到本世紀末實現小康的時候,要下決心、花大氣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今天,習總書記提出精准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在落實這個問題。」龍平平說。

這場「臨別談話」,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第三個重要場景。

1月23曰,鄧小平準備乘船離開深圳,前往珠海。在上船的踏板上走了幾步,他突然轉過身,將右手抬到胸前,揮了一下,對緊跟上來的李灘兌:「希望你們搞得快一點。」這是鄧小平對深圳的最後一句囑咐。

在珠海,鄧小平再次講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問題。當珠海市委書記向他彙報,準備對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給予新車、住房、現金等重獎時,他伸出大拇指說:「我贊成!」

在珠海芳園大廈29層的旋轉餐廳,鄧小平看到了澳門。他說,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必然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在順德,鄧小平考察了鄉鎮企業,談道:「特區姓『社』不姓『資』,鄉鎮企業也是姓『社』不姓『資』。」隨後,他到廣州乘火車前往上海,2月21曰回到京,結束了他的最後一次南方之行。

「南方談i舌一出來,我們看到了一盞明燈」

「我們開始不敢直接發表鄧小平的談話,就以評論文章的形式把他的講話精神濃縮進去。2月20曰,深:t川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在頭版顯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評論之一》,引起社會上很大轟動。此後,《深圳特區報》每隔一天發一篇評論文章。」吳松營說。他當時既分管新聞出版,也分管對外宣傳,跟香港的媒體打交道較多。他問香港《文匯報》敢不敢轉載《深圳特區報》的評論文章。香港《文匯報》時任總編輯張雲楓一聽很興奮,馬上就轉了,而且還加了按語:「《深圳特區報》的評論文章就是原汁原味的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很快,曰本共同社、英國廣播公司(BBC)、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媒體紛紛通過各種管道,聯繫索要《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傳真稿。

「發了兩三篇之後,北京有人給我打電話:『老吳,你們怎麼這麼搞?』意思是現在讓你們停掉也是有可能的。」吳松營說,「但這個時候停發也會是個大新聞。一是有了海外轉載,已經通過海外影響海內了;二是我們一開始就明確講了有8篇評論,如果停掉,讀者就會問:不是說好有8篇嗎?怎麼沒有了?後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新民晚報》《羊城晚報》等媒體也轉載了。3月6日,第八篇文章發表。這8篇文章被稱為『猴年新春八評』。」

接下來就是直接發表南方談話的內容。「《深圳特區報》是一家地方報紙,報導中央領導人的活動和講話內容並不合適,但我下定決心,要盡快把老人家的講話精神宣傳出去,要讓這些重要談話產生大爆炸的效果。同時,我也做好了被處分的準備。我回去跟老婆說:『我們很可能要回家了。』我是農民出身,處分之後大不了就回去種田、賣紅薯。」吳松營說。

3月26日,《深圳特區報》發表了記者陳錫添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3月30日,《光明日報》《羊城晚報》轉載了這篇通訊。當天下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開始轉播。晚上,中央電視臺轉播。第二天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全版轉發。接下來,國內外開始鋪天蓋地討論中國的動向和鄧小平的意願。「大部分人是歡欣鼓舞的,都來找我們要報紙,連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來要,我們留的一些存底幾乎被搶空了,一下子洛陽紙貴。《深圳特區報》的發行量本來是5萬份,老人家來了之後,增加到將近20萬份。」吳松營回憶說。1993年,吳松營被調任《深圳特區報》擔任社長、總編輯。

龍平平得知南方談話的消息,就是通過《東方風來滿眼春》。「我清晰地記得,當時感到震驚和激動!我是恢復高考之後上的大學,畢業後到中央機關工作,我個人的命運跟國家的改革開放是同步的。我們這一代人,很多都有這種家國情懷,都很關心國家發展,特別是當時的很多爭論,比如姓『資』姓『社』、計畫與市場、階級鬥爭、『左』右之爭等等。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些可能沒感覺,但我們當時就感覺到非常壓抑。別的國家制裁你,說你這個不好,那個不好,不跟你打交道。我們對自己的一些東西本來感覺挺好的,突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說法,令人憂心忡忡。這個時候,南方談話一出來,我們看到了一盞明燈!」

「前面14年的改革都是在探索,一會兒說計畫為主,一會兒說市場為輔,一會兒說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都是在轉圏子。因為思想上有一個根深蒂固的顧慮: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只能是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方式。南方談話徹底把這個爭論理清,把窗戶紙捅破了。」龍平蘋說。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南方談話給+四大打下了理論基礎。現在,還有一些國家胡攪蠻纏,比如美國、日本等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儘管他們不承認,但是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是我們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有了它,改革開放就有了根。」龍平平說。

「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姓『資』姓『社』這種思想禁錮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時不時改頭換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97年,我參加+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提出任正非的華為『姓資不姓社』。我就說,不能簡單地認為私人投資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投資就是社會主義。最後,+五大報告上寫道:『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這就從理論上解決了這個問題。1997年9月召開的+五大上,鄧小平理論被寫人黨章,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以往對鄧小平的評價中,都提到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等等,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加了一句話: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這是一句不可忽視的、一錘定音的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是誰,過去是有爭論的。習近平的講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龍平平說。

2016年10月,習近平在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重提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這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的經典語言。龍平平對《環球人物》記者總結說:「我認為改革開放最核心的成功經驗就是兩個字:連貫。『100年不動搖』說的就是連貫。我們之所以能夠有今天的局面,就在於我們這幾代領導人緊緊圍繞和堅持小平同志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需要『100年不動搖』。」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