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聯合國候任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第71屆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宣誓就職，將從2017年1月1日起接替潘基文成為聯合國成立以來的第9位秘書長，任期至2021年12月31日。

聯合國現任秘書長潘基文在就任之前是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在10年任期裏，他公佈了自己的財產狀況，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這麼做的秘書長；厲行節約，將聯合國秘書處大樓的空調溫度從22.2攝氏度調到25攝氏度；以女權主義者自居，創建了聯合國婦女署；推動聯合國成功達成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關於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正式生效。但整體而言，潘基文性格溫文爾雅，傾向於回避矛盾衝突，不喜歡直接指責別人。

而古特雷斯的風格則截然不同，他習慣於直言不諱，在競選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古特雷斯依然言語犀利，直指聯合國目前一些弊端：「我們應該清楚，我們召集太多的人開了太多的會，討論了太多的問題，決定卻很少，聯合國秘書長最重要的工作是取得成果。」在擔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期間，古特雷斯曾當著美國官員的面，尖銳批評奧巴馬政府當時對敘利亞難民安置所做的承諾微不足道。2015年6月20日世界難民日當天，他批評西方富裕國家「躲在緊閉的大門後，任由戰爭和暴力的受害者顛沛流離」。

然而，就像第一任聯合國秘書長特呂格韋•賴伊所說的，由於聯合國190多個成員國之間眾口難調，握有實質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又觀點不同甚至尖銳對立，聯合國秘書長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幹好的工作」。古特雷斯的求變心理和進取作風，能否給聯合國帶來實質性的改革和變化是一個問題，而在聯合國之外，伴隨著全球範圍民粹之風的興起和持極端觀點領導人的紛紛上臺，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正面臨空前的挑戰，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古特雷斯能否發揮調和鼎鼐的作用、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和挑戰。

他為什麼能勝出

除第一輪有否定性質的「不鼓勵」票之外，此後一直只有「鼓勵」和「無意見」兩種票，最後一輪更是得到了13張「鼓勵」票和2張「沒意見」票，顯示他不僅支援度高，而且人緣最好。

自1946年聯合國成立以來，在古特雷斯之前，聯合國共產生過8位秘書長，分別是挪威的賴伊、瑞典的哈馬舍爾德、緬甸的吳丹、奧地利的瓦爾德海姆、秘魯的德奎利亞爾、埃及的加利、加納的安南和韓國的潘基文，涵蓋了北歐、亞洲、西歐、南美和非洲。根據不成文的地區輪換原則，下一任秘書長很大可能來自東歐。因此，當2015年12月15日聯合國大會主席和安理會主席聯名致信所有聯合國成員國開始徵求下任秘書長提名時，來自東歐的幾位候選人普遍被看高一線，特別是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保加利亞人博科娃，因為同時具備來自東歐和身為女性兩個特點，一直是各方眼中的大熱人選。

但讓人料想不到的是，根本不具備地緣和性別優勢的古特雷斯從安理會的第一輪意向性投票開始就遙遙領先，到第六輪鎖定了勝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和安理會的特性和秘書長的產生原理有莫大關係：秘書長由安理會推薦給聯合國大會表決，而安理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美、中、俄、英、法）擁有一票否決權，只要他們投反對票，決議就不能執行，因此，成為秘書長的關鍵是安理會五常要一致同意。這樣一來，秘書長人選的遴選過程往往更多地是政治上討價還價的結果而不是出於選賢任能的需要，政府間的幕後交易一直優先於尋找擁有相關技能和經驗的最優候選人。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布賴恩•厄克特把秘書長的任命說成是一個「迷宮般的複雜過程」，這個說法並不為過。因此，候選人需要在安理會成員特別是5個常任理事國中引起最小反對，而不是獲得最多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歷史上歷次秘書長的遴選過程，幾乎沒有哪一次是順順當當、波瀾不興的，一些熱門人選因為某一特定大國的反對而大熱倒灶，另有一些黑馬在各方爭執不下的情況下意外勝出，類似的情節並不鮮見。

1946年，第一任聯合國秘書長、挪威人賴伊之所以能夠上任，是因為盟軍統帥艾森豪、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以及加拿大外交官萊斯特•皮爾遜等候選人接連遭到蘇聯的否決，安理會不得已做出妥協。1996年的秘書長選舉，僅僅幹了一屆的第6任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因為遭到美國的堅決反對，成立歷史上第一位無法連任的秘書長。

而本次的秘書長選舉，最大的變數仍是大國因素。大熱人選博科娃畢業於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俄羅斯一直支持她，但在臨投票前，保加利亞政府宣佈提名獲西歐國家支持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克裏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為候選人，博科娃被晾在了一邊；美國曾因拖欠聯合國會費而被教科文組織暫停投票資格，因此對博科娃耿耿於懷。這樣一來，博科娃基本出局。俄羅斯青睞的另一人選、塞爾維亞前外長、原聯大主席武克•耶雷米奇因立場「親俄」，美國在多輪意向性投票中都投下了不鼓勵票。反觀古特雷斯，除第一輪有否定性質的「不鼓勵」票之外，此後一直只有「鼓勵」和「無意見」兩種票，最後一輪更是得到了13張「鼓勵」票和2張「沒意見」票，顯示他不僅支援度高，而且人緣最好，無人反對他。

他的外交藝術

他不斷批評別人，竟然沒有引發反感和反對，這顯示他的情商和斡旋能力均屬一流，對他日後從事秘書長工作大有裨益。

把這一情況和古特雷斯直言不諱的性格放在一起，會讓人覺得大惑不解，也心生敬佩：他不斷批評別人，竟然沒有引發反感和反對，這顯示他的情商和斡旋能力均屬一流，對他日後從事秘書長工作大有裨益。據說古特雷斯深諳外交藝術，有一次對俄羅斯進行訪問時，他與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會面，先不談工作，而是聊起了天南海北，很快拉近了與俄方的距離，次日再談工作時就順利得多了。他對西方國家的批評，雖然聽起來很刺耳，但沒有具體的所指，苦主不那麼直接，更大的目的是進行宣傳，引起媒體和世界對難民工作的關注，推動問題的解決。

此外，古特雷斯的工作能力，應該也是安理會各國的重要考量因素。儘管秘書長是大國協調的產物，但並不意味著能力無關緊要。由於秘書長法定權力有限，職責又很重大，因此要發揮作用，很多時候靠的是這一人選的個人魅力和外交手腕。而古特雷斯在他擔任公職的每個領域都成績斐然，這必定讓安理會各國印象深刻。

古特雷斯1949年4月30日生於里斯本，從小受到良好教育，1971年以接近滿分的優異成績從葡萄牙最大的工科高校里斯本高等技術學院畢業，成為一名助理教授。1974年4月，統治葡萄牙四十餘年的薩拉查獨裁政權被推翻，葡萄牙開始民主化進程。古特雷斯正式步入政壇，參與組建葡萄牙社會黨，成為該党創始人之一。

1996年，社會黨在葡萄牙全國大選中獲勝，黨魁古特雷斯成為總理。當時吸食海洛因的人數暴增，古特雷斯的應對辦法是推動吸毒非罪化，這一法律史無前例，但結果相當成功。葡萄牙的毒品成癮率比歐洲平均水準低5倍，非罪化實施以來，每年HIV新感染人數降低了95%，這表明吸毒非罪化對葡萄牙未造成任何重大負面效果。

在擔任歐洲委員會主席期間，他主導通過「里斯本議程」，共同主持了第一次歐洲聯盟-非洲首腦會議。在1999年至2005年間，古特雷斯還曾擔任大型國際政黨組織——社會黨國際主席，主持了眾多黨際交流活動。2005年6月至2015年12月底，古特雷斯擔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負責領導、協調全球難民事務。在此期間，他的一大成就是進行內部改革，削減了難民署在日內瓦總部的工作人員，提高了機構應對更多數量難民的能力。考慮到聯合國一貫傾向於臃腫和全盤腐敗，這令人耳目一新。古特雷斯稱自己是一位「行動派」。他表示，聯合國難民署的工作就像「護士給病人阿司匹林」，不會從根源上消除引發難民現象的武裝衝突、貧窮，但至少可以減緩疼痛，給難民安慰和溫暖。

他的任務清單

前秘書長加利就曾抱怨：「我什麼都做不了。我沒有軍隊，沒有經費，沒有專家。我的一切都是借來的。如果成員國不想做，我還能怎麼辦？」

人緣好、能力強是古特雷斯能最終上位的原因，而這兩點對履行秘書長的職責至關重要。聯合國秘書長看起來風光無限，實則有不為人知的難處和憋屈。按照《聯合國憲章》，秘書長負責秘書處的工作，將其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項提請安理會關注，並執行安理會、聯合國大會和其他主要機構託付的「其他職務」。

這聽起來包羅萬象，但由於規定不具體，加上沒有相應的資源支持，秘書長工作難做是舉世公認的。前秘書長加利就曾抱怨：「我什麼都做不了。我沒有軍隊，沒有經費，沒有專家。我的一切都是借來的。如果成員國不想做，我還能怎麼辦？」現任秘書長潘基文也說：「我不是什麼長，我是秘書。畢竟只有安理會團結一致，秘書長才有力量。」

但對於那些能力高強的人來說，規定上的寬泛恰恰提供了發揮能力的巨大空間，他可以打破常規，做很多前人做不到的事情。本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呂克托夫特給下一屆秘書長一個任務清單：中東、非洲和歐洲等地的衝突和人類苦難；威脅人類的暴力極端主義；繼續存在的對婦女和女童的歧視；令人擔憂的仇外現象正在抬頭；8億多人仍處在極端貧窮之中；世界各地近6000萬人流離失所等。作為聯合國的行政首長，秘書長還負責監管一個預算大約100億美元、擁有4萬名工作人員、在世界各地開展41項維和行動的龐大國際組織的職能。而這份清單上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聯合國自身改革和全球事務兩大類，這也是歷任秘書長面對的共同挑戰。

在就職後的演講中，當古特雷斯提及在聯合國簡化流程、講求實效等措施時，全場多次響起掌聲，顯示人們對聯合國自身改革的關注。事實上，聯合國改革是一個老話題了。長期以來，人們對聯合國有諸多不滿：機構膨脹，反應遲緩，粉飾腐敗，安理會政治的不民主等等。1997年1月，安南出任聯合國秘書長後就開始著手對聯合國進行改革。7月16日，安南向第51屆聯合國大會就聯合國改革問題提出全面報告，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精簡聯合國機構，提高辦事效率，削減財政支出，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等。

但20年後的今天，人們還在談論這個話題，僅這一點就可以證明聯合國改革的成效不彰。和任何改革一樣，聯合國改革同樣面臨著「人人都呼籲改革，但沒人希望改到自己頭上」的困境。聯合國機構駐各國的辦公室在全球約有1200個，其中有100個國家，每個國家境內的聯合國機構超過10個。每個機構預算800萬或900萬美元，工作人員5個左右。這筆預算有一半用作辦公室本身的運作成本，只剩一小部分可以投入專案或者其他重要活動。然而當聯合國想撤銷某個機構時，通常那個國家會激烈反對，派出強大的遊說者過來活動，事情往往不了了之。

聯合國改革還曾經鎖定了80個設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的聯合國駐地，準備削減在這些地方的職位，並推行聯合國公務員在地化，減少高額外派補貼和子女入讀私校的補貼，但同樣因為遇到了強烈反對而推行不下去。

他的難處

聯合國是由190多個國家組成、由這些國家出資供養的國際組織，但它的利益並不是這些國家利益的簡單加成，而是帶有更大的普世性和人道色彩，而這種普世性和具體某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

2013年10月，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在《紐約時報》上發文提出「五常」行使否決權時的「自願限制倡議」，將在這一問題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的分歧徹底公開。該倡議提出在無關「五常」自身核心國家利益但涉及重大人道主義危機的決議草案表決進程中，不應行使否決權。英國近期也明確聲明不會在上述決議草案表決中行使否決權。但美俄中對此倡議一直有保留，反對限制否決權的使用。至於安理會擴容的問題，一直都是日本、德國、印度等想入常的國家比較積極，「五常」自然反應冷淡，而義大利、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國分別出於對德國、印度和巴西的反對，也都反對由他們主導的「入常」方案。

安理會改革儘管千頭萬緒，還是在聯合國內部，而諸多全球矛盾的上升和不確定性的增加，則更讓人頭疼。這些問題包括難民危機、恐怖主義威脅及其兩者在歐洲的疊加，全球發展的不平衡，民粹主義的上升和持極端觀點政治家的大受歡迎等等。它們的產生有各自深刻的背景和規律，肯定不是一任秘書長就能解決的。但聯合國在解決上述問題上的不力和低效，卻也是公認的，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其中蘊含著很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如何協調聯合國利益和相關成員國利益之間的分歧。

聯合國是由190多個國家組成、由這些國家出資供養的國際組織，但它的利益並不是這些國家利益的簡單加成，而是帶有更大的普世性和人道色彩，而這種普世性和具體某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

就拿古特雷斯擅長的難民問題來說，他出身左翼，自認很感性，加上曾經的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的身份，他當然希望相關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能接納更多的難民，讓那些歷經苦難的人能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認為不接納中東難民就是在支持恐怖分子，這些訴求當然是高尚的普世情懷。但相關國家的接納能力畢竟有限，加上難民導致的治安問題和恐怖襲擊問題，使得歐洲國家在此問題上日趨謹慎和保守。站在各自立場上，聯合國和歐洲國家都沒什麼錯，但同時也很難妥協，聯合國也沒有權力和強制力要求成員國服從自己。

聯合國事務的難處，恰恰就在這裏。它其實並不需要多少大道理，而更需要扎實綿密、實事求是的協調和爭取。安理會和聯合國選擇了古特雷斯，也是看中了他這方面的能力，希望他能不負眾望。

（趙炅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