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大風暴的起因

1947年2月27日下午7時半，臺灣專賣局的武裝緝私員在臺北市打傷一個賣香煙的攤販林江邁，並槍殺圍觀的群眾陳文溪。這就是所謂「緝私案」。

當晚，臺北市民擁集憲兵隊及市警察局請願，要求懲辦兇手，可是沒有結果。

次日晨，即2月28日，人民罷市抗議，集隊遊行，高呼：「賣香煙都要送命，我們臺灣人還能活嗎？」並把剝削人民的專賣局臺北分局的存貨拋到路上焚毀。這時，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已發佈戒嚴令，警備總部宣佈：「自2月28日起，於臺北市區宣佈臨時戒嚴，禁止聚眾集會，如有不法之徒，企圖暴動擾亂治安者，定予嚴懲。」至於「槍傷人民」的惡吏，卻要人民聽「由省署妥善處理」。上午11時左右，人民代表5人向柯遠芬提出懲凶、賠償、取消專賣局等5項要求。柯一面欺騙拖延，一面佈置大屠殺。下午1時，群眾又向長官公署請願，衛兵開槍向手無寸鐵人民群眾射擊，死3人，傷3人。因此，人民更加激怒，奪取了廣播電臺，呼籲全島同胞起來反抗暴政，同時還搗毀了貿易局的興台公司等壟斷機構。全市騷動，學生罷課，各機關員工走避一空。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全體議員赴長官公署請願，陳儀詐允禁止軍警開槍及懲凶等事。但當晚就失信，派出軍警，施行戒嚴。

3月1日清晨，臺北就揭開了恐怖之幕。國民黨政府實行恐怖鎮壓，殺氣騰騰，槍聲四起，學生、工人、市民死傷和被捕的很多。下午，群眾包圍鐵路管理委員會，員警大隊竟用機槍掃射，當場死18人，傷40餘人。

2日下午，陳儀做欺騙人民的廣播：「一、凡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一律不加追究；二、被憲警拘捕的人民，准予釋放；三、傷亡的人，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傷者給予治療，死者優予撫恤；四、特設‘處理委員會’，以商定善後辦法。」

3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公開出現，當日下午發出第一號公告，說：「本事件已在徹底交涉中，請我同胞暫為鎮靜，作本會後盾，冀交涉目的能達到。」處理委員會並決定動員青年學生維持治安。

腥風血雨中的苦難之島

「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初，國民黨駐台兵力十分薄弱。戰後來台?接收的70軍和62軍都先後被調回祖國大陸打內戰去了，而由整編21師接防。但在2月份時，21師實際派到臺灣的也只有1個獨立團與1個工兵營，即使加上高雄、基隆和馬公三個要塞守備大隊，總兵力也只有5251人。而當時臺灣尚有各種軍需倉庫450餘處，飛機場64處，均需派兵看守，有限的兵力又被分散開來。

除正規駐防部隊之外，臺灣當時的警力只有8500名。除中上級警官外，其他絕大多數是本省籍，且多半為日據時期的員警。事件發生後，除直屬警總的員警大隊還算能積極執行任務外，大多數員警均持消極觀望態度，任由民眾將武器取走，甚至也有加入抗爭隊伍的。事件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報告也稱：「各地暴民發動，多以警局為進攻之目標，而警局均百分之九十以上為本省員警，事發後或自動封存武器，任其劫取；或棄械潛逃，不予彈壓抵抗；或公然參加暴動，以致地方當局，不惟無一可用之保安警力，且反成贅累，實為束手無策、坐視暴動擴大之一重要原因。」

一方面由於兵力確實不足，另一方面也由於陳儀不想在其治下鬧出大事，想大事化小，因而事件開始時，陳儀主要想用分化瓦解的辦法實現政治解決，其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也表示事態並不嚴重。.與此同時，臺灣調查統計室（屬中統）則向中統局總部頻繁發電，刻意強調事件的嚴重性，如參加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的海外回來浪人，全省約12萬人。憲兵團長張慕陶也向南京發報，稱臺灣局勢已演變到「叛國奪權階段」，地方政府完全失卻統馭能力，暴民已收繳各地軍警武器，總數在4000支以上，並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

實際上早在3月3日，蔣介石就根據各方面提供的資訊，決定派兵鎮壓。據21師副官處長何聘儒所述，當天早飯後，師長劉雨卿即稱蔣介石限該師於8日前開赴臺灣「平亂」。隨著情勢的變化，陳儀也改變了原先的態度。3月7日，他派李翼中飛往南京向蔣介石當面轉交了一份詳細報告。在報告中，除在政治方面提出改組長官公署為省政府、試辦縣市長民選等建議外，還明確提出「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認為臺灣至少須有「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二師，方有足夠的實力對付奸黨及消滅希望獨立的叛國舉動」。

在李翼中下午6時面見蔣介石之前，蔣介石已先電告陳儀，21師直屬部隊與第1團已於當天中午由上海出發，約10日清晨可抵基隆，令其做好軍隊登陸後的配合工作。隨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又奉蔣介石之命派太康艦開赴基隆，劃歸陳儀統一指揮。據隨軍的何聘儒所述：

3月8日午前，438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也不倖免。直到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丨個菅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臺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一樣，到處亂咬。

8日中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與憲兵第4團3營及第21團1營，由福建乘海平輪到達基隆。隨後，21師438團也趕到基隆港。

而被國民黨列為「二•二八事變首謀叛亂在逃主犯」的蘇新，在其《憤怒的臺灣》一書中也描述了當時的慘狀國民黨到達基隆後，基隆市長石延漢也指揮員警到處抓人，逮捕數百人，全「用鐵絲串足，每3人或5人為1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投人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屍浮出，致一般市民在—個月之間，不敢食魚介類。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同志』，逐日大捕殺。其屠殺方式，殘酷絕倫，20名青年學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所得到的回報卻是「餐刀飲彈」﹗

根據警總與21師所擬的「綏靖計劃」，初期先鞏固基隆、臺北、新竹之防務，再向南推進，首先控制臺北及其周圍要點，並防止「奸暴之流竄」，其後分兵向宜蘭、蘇澳、新店、淡水進擊，而為防止日後再生變亂，對「肅清奸暴」，「力求其徹底」。臺北綏靖區（含臺北縣、市）由21師師長劉雨卿指揮該師登陸部隊負責。依此計畫，初期（9至20日）中心任務是「以武力平定亂事」。

8日晚，得到援軍將至的消息，陳儀於10時半下達總攻擊的命令。當時「處委會」成員在中山堂與日新町國小開會，等到軍隊沖人後，才開始逃跑，多人被捕。最慘的是在圓山陸軍倉庫門前，百余名中學生試圖沖進去接收槍枝，遭到駐軍殘殺，現場留下一大片屍體。

9日晨2時，憲兵21團1營率先自基隆趕到臺北。6時，陳儀宣佈台北戒嚴，隨後通令全省「搜捕奸暴」。日，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宣布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組織」。於是各地曾參與這些團的人，尤其是—些活躍分子，便成為被捕殺與通緝的主要對象。此時的臺北，槍聲不斷，軍隊盲目射擊。據蘇新的描述：

在臺北方面，自3月8日至12日為止，足足殺了4晝夜。市民為了買糧外出，輒遭射殺，因此在馬路上、小巷內、鐵道邊，到處都有死人，鮮紅的血，模糊的血，比二‧二八日更多了幾十倍。蔣軍抵達臺北時，在鐵路管理委員會裏面辦事的30餘名青年一時逃避不及，被蔣軍捕獲，—律自3層樓上擲下，跌得頭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者再補一刀，無一倖免。在戒嚴當中，廣播電臺天天傳達警備總司令部的命令：一切公務人員必須立即上班，一切學生須照常上課，一切工人必須照常上工。但是上了班的公務人員，個個都死在十字街頭；上了課的學生都一批批的死在學校門口；上了工的工人都—去不復返。這些屍體都被投入淡水河裏，以至黃色的河水都變了紅色，腐爛的屍體，—個一個的浮上了水面。

10日中午以前，438團快速挺進臺北，全面控制臺北、基隆間各要地。地。11日，21師司令部與436團抵達基隆，其中436團直驅臺北，準備南下。12日，憲兵第20團1個營、21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陸續進駐臺北。柯遠芬同日電告國防部長白崇禧，稱20日以前全省秩序即可完全恢復。13日，陳儀電告蔣介石，說臺北已平靜，候21師到齊後，即可向各縣市推進。隨後幾天，國民黨軍順利向南部推進，並未遭遇多少有組織的抵抗，便分兵駐紮各地。到16日，各地已基本恢復正常。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以「思想蘆動、言論荒謬、詆毀政府、煽動暴亂之主要力量」為由，先後査封《人民導報》、《民報》、《中外日報》、《工商日報》等多家報刊，不少外省籍記者因報導事件真相被殺d國民黨更是大肆逮捕各級「處委會」成員，除蔣渭川逃走外，臺面上比較活躍的臺灣各界領袖幾乎被一網打盡，其中很多人當即被殺死。由於臺灣知識界精英多與事件有關涉，因而受到重創。

由於鎮壓行動出乎意料的順利，3月16日，陳儀發佈《告駐台全體官兵書》，宣稱「在綏靖期間，儘量避免擾民」，嚴禁「藉端搶掠、污辱或恫嚇良民」。但是，趁火打劫、敲詐勒索的事情仍屢屢發生。在17日楊亮功給監察院長於右任的電文中，也稱：「此次‘二.二八’事變中中央寬大為懷，而地方政府濫事拘捕，人心惶惶。.擬請轉陳中央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並須注意下列兩點：1.非直接參加暴動者不得逮捕；2.處理人犯須依法律程式」。從楊亮功的電文中，也可看，出當時國民黨鎮壓之嚴酷，手段之兇殘。

17日，國民黨派白崇禧與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第2處處長的蔣經國抵台「宣慰視察」。白崇禧還對全省發表廣播講話，宣稱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將「秉持和平寬大的原則」。殘暴的軍事鎮壓至此告一段落。緊接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下備，全省各縣市同時分區實施「清鄉計畫」，以「徹底追究事件之關係者」。

「清鄉」從21日開始，其具體內容是「清查戶口，檢舉歹徒，收繳民槍，獎懲等方法，全面同時進行」。其最恐怖之處在於實行野蠻的「連坐處分」，即在戶口清查之後，辦理「連保切結書」，讓民眾互相保結。

「清鄉」雖然在名議上由各級政府部門負責推動，實際上國民黨則專門成立臺北、基隆、新竹、中部、南部、東部和馬公等七個綏靖區，真正主持這項工作的是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及各綏靖區司令。據白崇禧回憶，當時柯遠芬曾以「寧可枉殺99個，只要殺死1個真的就可以」為原則，對臺灣民眾實行鐵血政策。

3月26日，陳儀正式發佈《陳兼總司令為實施清鄉告全省民眾書》。29日，警總公佈《准許參加暴動分子非主謀者自新公告》，手續是持武器呈交軍事機關或縣市政府、區鎮公所，填具「自新書」，由身家清白之親族5戶連保。事實上，整個「清鄉」、「自新」一直持續到當年年底，且範圍一再擴大，部分地區竟追溯至日據時代。

5月15日，新任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就職，省政府成立。次日，解除戒嚴令，結束清鄉，停止新聞、圖書與郵電檢査。23日，臺灣省專賣局改制為公賣局，除煙、酒專賣政策不變外，樟腦、火柴等也允許民營。24日，新任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原任高雄要塞司令，他於3月6日下午扣留談判代表，首先在高雄地區大開殺戒，當地民眾恨之人骨。）向蔣介石報告說，「綏靖」任務大致已完成，但仍有未了事宜，其中軍事審判案件已清結，其餘則移送法院偵辦。

但是，一直到1950年5月，「二•二八事件」所涉案件才正式全部公佈結案。

臺灣民眾心中永久的傷

「二•二八事件」本是一次臺灣民眾自發掀起的政治革新運動，其主要目的是進行政治改革，剷除專制與腐敗現象，實行地方自治，但國民黨當局卻以「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莫須有罪名，進行殘酷鎮壓。在整個「平亂」與「清鄉」行動中，許多臺灣知名人士和大批民眾被殺，死亡人數達數千人，在臺灣廣大民眾的心中留下永久的傷痛。

經過此次事件，形成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當局長期的抵觸甚至仇視。

令人痛心的是，「二‧二八事件」還在部份台灣民眾的心理上產生更深層的影響，臺灣社會由此形成嚴重的省籍矛盾。

國民黨在實行血腥鎮壓時，簡單地按照人的口音，將本省籍與外省人分別對待。據雪穆《我從臺灣活著回來》所述：「十日下午我走出門去，通過步哨的時候，我舉起雙手來，說明我的身份，那個舉槍欲射的衛兵聽我的口音是內地人，揮揮手，表示讓我通過。我正舉步向前，後面遠遠的來了一個臺灣老人，衛兵吼他站住，那老頭兒驚恐的站住又向前走了幾步，忽然一聲尖銳的槍聲，從我身旁掃過，我吃了一驚，看那老頭兒已經倒在血泊中了……」

「二•二八事件」的慘痛經驗，加上國民黨當局隨後長期實行「戒嚴」體制，壓制民主，繼續剝奪臺灣民眾的參政權，慢慢地在臺灣本省籍人與外省人之間劃出了一條看不見的鴻溝。雖然相當一批外省籍民眾也處於社會弱勢狀態，但是，由於臺灣的政治、經濟、軍事命脈都控制在少數國民黨赴台軍政人員的手中，深受臺灣民眾的仇視，相當一批本省籍民眾進而將矛頭指向廣大的外省籍同胞。

無可諱言的是二•二八事件」的一個負面效應，便是為「台獨」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的條件與土壤。以島內有「台獨教父」之稱的彭明敏的父親為例。臺灣光復時，彭父被推為高雄「歡迎國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次年並當選為高雄參議會議員，又被推為議長，積極參加臺灣的重建工作。事件中，他擔任「處委會」高雄分會會長，當他率人到高雄要塞司令部交涉時，其中一位代表因破口大駡蔣介石與陳儀而被槍殺，彭父本人也遭受苦刑與淩辱。歷劫歸來後，彭父接連兩天沒有吃東西，不僅對國民黨完全失望，而且宣稱：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耠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他雖然只是採取退隱的方式消積抗議，並沒有走上「台獨」之路，但他的兒子走了那條路，家庭的影響實是重要因素之一。

類似的例子還有廖文毅。廖氏長期在祖國大陸學習、工作，原有很深的大中國意識。臺灣光復後，他幾次參加民意代表選舉，其中一次原本已經當選了，只因被主持選舉的臺灣省民政處長判定一張選票上「台獨」之路的。

當然，島內的「台獨」勢力出於分裂祖國的險惡用心，為了利用「二•二八事件」給臺灣人民留下的心理創傷，不惜歪曲歷史事實，故意把臺灣人民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混淆為省籍矛盾，將臺灣人民反抗暴政的鬥爭歪曲成「台獨建國運動」、「一場殖民地的解放戰爭」，則是對「二•二八」死難烈士的公然褻瀆。

戴國輝教授在其專著《愛憎二‧二八》中曾對此做出深人的分析，指出廣台獨運動其實並非起於「二‧二八」，反而是台獨人士利用『二‧二八』的傷痕，不予科學分析地刻意渲染，激起台人的情緒反射，藉以擴大台獨的群眾基礎，累積政治資本。」此言可謂一語中的。

儘管臺灣民間社會對「二•二八事件」懷有銘心刻骨的記憶，但是，在臺灣當局長期的「戒嚴」體制下，「二•二八事件」卻被作為一個政治禁區，40年沒有人敢觸及。

1987年臺灣當局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之後，各界對此一事件的關注與激情如岩漿一般地噴發出來了，對臺灣當局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1990年11月29日，臺灣當局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並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成員會議，會中決議：為撫平歷史傷痕，消弭省籍間誤會，宜另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根據島內外有關資料，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諸於世。

1991年1月17日，「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正式成立，研究委員為陳重光、葉明勳、李雲漢、何景賢、張玉法、陳三井、遲景德、賴澤涵等人，其中陳重光、葉明勳為召集人，賴澤涵為研究報告撰稿總主筆，其任務為在1年內完成調查報告，作為當局處理此一事件之參考，並交「行政院」予以公佈。

1992年2月22日，「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式公佈。此後，李登輝代表臺灣當局，對「二•二八事件」給臺灣民眾造成的傷害。

來自祖國大陸的關懷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早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當時，就堅定地站在臺灣民眾一方，對他們的正義行動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與熱切的支持。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陝北的電臺發表對台廣播，指出：臺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臺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臺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臺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在其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是一定不會停止的，欺騙與鎮壓都只能激起臺胞更大的憤怒而已。

20日，延安《解放日報》並以《臺灣自治運動》為題，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廣播稿。

而當時，國民黨胡宗南部正在圍攻陝北，延安的形勢十分緊張，文章發表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即主動撤出延安。由此可見，延安人民和臺北人民心連心，祖國大陸同胞與臺灣同胞是真正的患難之交。

臺灣民眾的抗暴鬥爭，更得到了當時在臺灣的中共地下組織的支援。中共臺灣地下黨即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於1946年正式建立組織系統，在台的中共黨員人數雖然不多，但幾乎全都積極地投身到臺灣民眾爭取民主自治的鬥爭中去了，他們英勇頑強，講究策略，在部分地區成為民眾的主心骨，發揮了主導作用。他們中的許多人也遭到了國民黨當局的血腥鎮壓，他們的血與臺灣民眾的血流在了—起。

「二•二八事件」後，一部分參加抗暴起義的臺灣同胞經香港輾轉回到祖國大陸，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們組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為中共領導下的8個民主黨派中的一個。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時刻都沒有忘記在那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中犧牲的烈士。與臺灣當局將其列為「禁忌」形成鮮明的對比，每年的2月28日前後，北京和全國的其他城市總要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人們在緬懷「二•二八」先烈的同時，總是殷切地期望祖國能實現和平統一，從而可以徹底撫平這一事件給臺灣人民帶來的內心創傷，早日實現「二•二八」志士們所追求的建設一個民主自治、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美好願望。

（全國台灣研究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