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個月初，國家教育部公佈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出國留學與留學回國人數比例從2012年的1.46:1下降到2016年的1.26:1，逾八成留學人員學成後選擇回國發展，留學回國與出國留學人數「逆差」逐漸縮小。教育部國際司司長許濤介紹，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較2012年增長14.49萬人，增幅為36.26%。2016年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3.25萬人，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為58.48%。在地域分佈方面，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留學目的國相對集中。2016年度，逾九成留學人員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十國，其中赴英語國家的留學人員近八成。從學歷層次看，2016年度中國出國留學人員攻讀本科以上學歷佔七成。2016年出國留學人員中，自費留學共49.82萬人，佔出國留學總人數的91.49%。2012年以來，自費留學的比重持續保持在92%左右，已初步形成公派留學為主導，自費留學為主體的留學工作格局。
每年6月開始，海外留學生便迎來畢業季，形成「回國潮」。「留學生回國有何優惠政策」、「如何找工作」等話題成了留學生和家長最關心的事，中國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對此作出回應。他說：「我很喜歡‘潮’這個概念，有‘潮’就有動力，有‘潮’就有風景。」數據顯示，超八成留學生選擇回國效力。陳寶生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為留學生回國創業提供了動力、創造了條件、培養了典型示範。
他說，中國將通過四項舉措讓「回國潮」來得更猛烈。
一是要給回國人員提供服務，為其建立「綠色通道」，讓他們辦各種手續更通暢，少走彎路。
二是提供事業條件。以「春暉計畫」為例，該計畫已資助了數千名海外人員短期回國搞研究，支持西部、東北高校和海外留學人員搞科研合作，目前已經立項2000多項。
三是提供崗位。例如支持高校引進各類人才，通過人才推介會、洽談會等為回國人員「搭臺」。
四是為海外留學人員提供全面、綜合、周到、方便的留學服務。
「把這些服務做好了，‘回國潮’會來得更猛一些。」陳寶生說。
回顧中國近現代歷史，「海歸」人才，在國家建設發展，特別是在高科技、現代經濟領域，「海歸」背景人士的貢獻不勝枚舉。而且從近些年的發展趨勢來講，出國的人增加了，每年回國的留學人員也越來越多，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環流」的接納國。這一良性迴圈，可以預期的是將會更加有利於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從這一點上，一直受限於人才短缺的澳門有著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頗多。
人才回流為何在國內形成良性迴圈？分析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結構轉型，為海外人才提供了大量創業的機遇。而且面對大量的人才需求，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引才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回國。
為了吸引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回游」，從2008年起，中國實施了「千人計畫」專案(「Thousand Talents」program)。為中國政府為這些人才提供了總金額達100萬元人民幣的崗位、研究資金和安家津貼，這對吸引頂級的中國學者、科學家「回家」極具誘惑力。之後的三年間，這項計畫已經吸引了超過2100多位專家，遠遠超越其最初的目標。隨後針對吸引40歲以下、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海外博士的後續方案——即「1000青年人才計畫」也在2010年底推出，這讓中國的海外留學人員、學者、科學家等，有了更充分的「回游」理由。「走出去，遊回來」，成為這些接受了海外教育的人才的重要選擇。與之相適應，中國各省也出臺了相應規劃，以吸引本省籍的高級人才「回歸」。
該計畫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僑報》報導稱，對華人來說，在事業發展上有著難以逾越的「透明的天花板」，使得很多人的發展停滯在一定的水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情況下，很多海外華人發現中國有很多機遇，激發了新的事業心，希望能夠有新的機會大展身手。大部分成功創業的海歸，都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尤其以從事互聯網、IT和通信行業為最，其次是諮詢、法律服務和教育等領域。
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有文章認為，隨著中國人才政策的日漸開放，目前已經不只是單純的「逆向人才流失」，即中國高級人才回國，而是「土生土長」的美國頂尖人才也開始流向中國。很顯然，這一趨勢還會加快。
內地的人才回流計畫，可以說是成功的，現時在內地各個經濟領域，尤其是新興產業經濟形式中的眾多領軍人物不少都是「海歸」。
而陳寶生部長所提及的「春暉計畫」則是更為早期的措施，為了支持留學人員回國服務，教育部1997年全面實施「春暉計畫」，由國家教育部撥出專項經費資助在外留學人員短期回國工作。
其實，從春暉計畫到千人計畫。國家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回歸的工作中也是經歷了從短期到長期，從瞭解到落戶生根的過程。再綜合陳寶生部長所提及的四項舉措。我們發現澳門在吸引人才回流上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有意無意間與國家高度一致。
首先，澳門特區政府2014年成立了由行政長官親自掛帥的人才發展委員會，代表著行政長官關於構建澳門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的全面啟動。人才委員會成立後的首個工作就是全面量化梳理了本澳人才的構成現狀、中長期需求。
其次，人才委員會確定了吸引人才回流的基本方向。繼2014年推出「回歸十五周年人才回澳考察計畫」，讓身處澳門以外地區的澳門人才回澳瞭解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取得的各項成就，並加強與他們之間的聯繫之後。人才發展委員會下設鼓勵人才回澳專責小組2016年度第一次小組會議上，委員會就吸引人才回流的各項構思進行了討論。初步建議邀請合資格的海外澳門人才進行短期回澳服務，擔任教學職務、帶教或顧問等工作。就有關構思，委員會秘書處分別與本澳公立高等院校聯絡，瞭解教學及研究人員的招聘程式。委員們對有關計劃的方向表示認同，並建議在首階段先將高等院校的招聘訊息整合至委員會網站，讓資訊能更集中及具時效地發放。於此，吸引人才回流的工作有望能夠常態化、規範化，持之以恆的為本澳發展吸引到更多的所需人才。豐富澳門人才結構，為應對經濟深度調整，實現澳門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再次，也正是陳寶生部長所提的留學服務。其實提到在外的本地人才，留學生是最大的主體。留學生是一國或者一地區人力隊伍的重要資源，也是一筆巨大的社會財富。在澳門，隨著近些年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留學潮也在本澳興起，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紛紛外出留學，這對澳門來說是一件好事，意味著將可有更多的本澳青年一代能接受更為先進和全面的教育，若他們能在學成之後回澳，將為充實本澳的人才隊伍，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打下良好基礎。而相關的「吸引回流」工作，比如支援服務是從其求學階段就必須做起的，以增進留學生與澳門的聯繫。
在對留學生的支援服務上，筆者認為本澳政府設有辦事機構的地區，該辦事機構應負起責任。正如在臺的本澳官方辦事處就曾妥善與臺灣當局解決了本澳留學生往返的手續簡化。在2010年12月，歐洲大雪致使本澳留學生滯留英國時，行政長官崔世安就曾及時指示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處理，並著令旅遊局駐英國代表處提供協助，包括必要的膳食、住宿、交通安排及承擔相關費用，並儘快尋求便捷措施協助滯留學生返澳。結果所有的滯留學生得以分批安全返回本澳，算是給其自身及家人送上了最好的聖誕禮物。類似的事件不僅僅是讓在外留學生得益，而且也有助於特區政府形象的建設。而沒有設立機構的可以借助中央政府所設立的大使館、領事館等盡可能向本澳留學生提供幫助，讓留學生們感受到來自祖國和澳門的關懷。另外，在支援在外留學生的具體方式上可以直接援助，更可以支持和鼓勵留學生成立自己的團體，互幫互助。
需要指出一點，對留學生提供支援並非是在遇到問題時才開始運作，而是要時常存在，並且要將其制度化。這一點，值得慶倖的是本澳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早已經在進行相關的嘗試。並重點向留學生介紹澳門的發展變化，讓他們更加清楚的知道澳門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以便他們做出針對性的學習或者轉型，避免返回澳門後自己的所學與澳門所需格格不入，造成資源和人才的浪費。同時，也有社會意見認為，要更好吸引留學生返回澳門除了透過日常的支援和服務，在精神和心理層面感召外，更應儘快的完善本澳的人才制度，建立健全各種專業認證制度儘快與國際接軌，讓留學生們認識到返回澳門後專業技能仍有很到發展空間。並且出臺鼓勵措施，吸引留學生回澳創業。
其實，當前世界各國國家和地區，之所以越來越重視人才的回流吸引，甚至是不惜代價從全球引進人才。不僅是認識的人才對地區建設的重要性。亦有來自外部競爭導致的人才流失所「倒逼」。當前，人才流動趨勢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從較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從發達國家流向少數發達國家。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人才外流的嚴峻形勢。綜合來看，各國吸引人才回流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給予獎學金、研究基金和研究經費補貼。20世紀60年代中期，韓國人均月工資僅為50美元。而韓國科技研究所等科研機構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實行新的工資標準，將回歸科技人員的月薪提高到250至400美元，這一政策激發了韓國海外留學人才回國的積極性。法國政府在2007年設立了國家級海外研究人員歸國獎勵基金，規定在海外從事專門領域研究的學術帶頭人回到法國就可以得到20萬歐元的特殊獎勵，其家屬的工作和保險事宜也由政府解決。
2009年初，法國高教和科研部宣佈，具有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報酬比過去提高12%～25%；政府還與130名頂尖科研人員簽訂了5年的合同，全額提供科研經費，並每年頒發獎金6000～15000歐元。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委員會（CSIR）為回歸人才提供了「共同指揮項目」，CSIR還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實施「海外印度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轉移知識與技術專案」。在這些項目中，印度政府為那些歸國的年輕科學家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和研究經費保障，並給予相應獎勵。
第二，建設高科技產業園區和人才資訊資料庫。印度政府先後投資建立了17個高科技軟體區，為歸國創業的軟體人才提供了最先進的設備儀器以及最前沿的科技資訊和現代管理制度，使那些從美國歸來的軟體業人才有了理想的創業環境及條件。如政府説明資訊系統技術有限公司在班加羅爾高科技園區建立了占地22公頃的大學校園，為4500名資訊技術人員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
許多國家正在大力建設本國公民與海外公民的聯繫網。例如政府主導的南非外國人才網路和墨西哥人才網路，民間的「智利全球」等。這些國家通過構建與海外人才的緊密交流圈來轉移資本、技術和知識。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打破人才移入在制度和發展水準上的障礙，而且成本遠比直接資助外國人才低，見效也更長遠。
人才資料庫也是選拔歸國人才的重要途徑。我國臺灣在美國設立了3個常設辦事處以收集「海外華人專家學者檔案」，僅洛杉磯辦事處就收集了3000名自臺來美的工程師及電腦專家的個人資料檔案。臺有關部門還編印了《碩士以上人才通報》，每月將有意向回臺的海外華人、留學生的教育背景、未來工作意願、待遇要求等分類彙編成冊，供臺灣的2000多個企業參考選用。這些人才資訊資料的運用有效提升了企業選拔優秀人才的效率。
現時本澳對在外人才的具體情況尚無準確掌握，制訂吸才政策時政府心裡「冇底」，而即使政策推出，他日亦難從數字判斷成效，無疑是影響科學決策的缺失之一。所以，當前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進行相關資料的儲備，效仿臺灣盡力相關資料庫。
當然，在此之前，還要對人才的定義加以清晰。明確需要吸引回流的人才種類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方面的決策必須是超前的，要綜合考慮和預期本澳長遠的發展需要，而非簡單根據當前一段時間的社會需求。
另外，對將要回流的人才而言環境適應的困惑，應該堅守國外的安穩生活還是回來尋找並適應新的生活模式或許成為每一個准海歸不得不面對的抉擇。由於受國外環境的影響，海歸往往形成了與國內不同的人際交往模式和思維方式，與原居地社會脫節，部分海歸回國後會突然產生一種文化的陌生感，無法快速融入現有的生活圈，對他們來說，與周圍的朋友、同事處理人際關係成了一種考驗。這就是所謂的「逆向文化衝擊」。對於其形成的原因，北京哈佛校友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關世傑總結了四點：第一是海歸在本土文化環境中原有社會角色的喪失；其次是歸國後時過境遷、親友謝世等因素造成心境黯然，同時，原有的人際關係網發生了較大變化，給生活和工作帶來不少困難；第三，價值觀的矛盾與衝突，在異文化中形成的一些價值觀和本土的傳統觀念相抵觸；最後則是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產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和誤解。對於海歸來說，回國後令他們擔憂的不僅僅是事業，還有子女的成長。如何更好地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稱為海歸回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所以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對引進海外人才回流意義匪淺。
澳門人力資源一貫不足，中高端人才更是欠缺。官方統計資料以及民間團體的調研已經不止一次的提出這個問題。然而，高速發展的經濟，在提升澳門國際地位和對人才吸引力的同時，卻並未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加加劇了該問題。所以，澳門在吸引人才回流的工作過程中需要考慮的更多一些，首先從數量上來考量，澳門本土在外的人才究竟有多少，多少人才是本澳所需的人才，其中又有多少具條件回澳等等，如此計算下來，在本澳人口基數本就不大的前提下，可能數量不會太多，至少是遠遠不足以滿足本澳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需要。
因此，不妨將本澳的人才回流工作與國家計畫相結合。甚至主動申請成為國家計畫的一部分。將所吸引人才的目標擴展到全國。這其中有多方面的優勢，其一，可以充分借鑒和利用國家數十年吸引人才回流的經驗，以及已經建立的廣泛網路。其二，從官方數據可以看出，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僅僅一年的出國留學人數已經接近本澳人口數，相對應的可供選擇吸引來澳門的目標人群數量增多。其三，可能就是本澳的自身優勢，由於本澳獨特的歷史因素，西方文化甚至是生活方式在本澳的普及率相比較內地要高出不少。可以說是，既有中華文化的傳統，又有西方現代思維，因此我們前面所說的「文化逆衝擊」現象可能會更容易化解。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為留學生回國創業提供了動力、創造了條件、培養了典型示範。其實，在從政策措施等方面，不斷完善本澳人才回流工作之外，最為關鍵的核心還是在於澳門只有不斷的發展，才能真正對人才產生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