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內就約有1000萬平方米的道路沒有和公共道路連通，至少占整個城區道路面積的10%以上。

生於五六十年代的老北京人，這輩子有可能會見證兩次「拆牆」，一次是發生在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的「拆城牆」，一次是即將逐步推行的「拆圍牆」。而這兩次「舉國之拆」，都跟交通有關係。

城牆倒，院牆起

可以說，沒有城牆，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北京城。老北京人，又稱之為「四九城」。其格局跟俄羅斯套娃似的，由外至內分別是：外城、內城、皇城和紫禁城，一個套一個，四重城牆環繞。這內城，共有東西南北四面城牆和九個門。所以清朝宮鬥戲裏的「九門提督」，掌管的就是這九個門的安全，真真正正的「北京特產」，全國獨一份，比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長拉風多了。

北京老百姓對城牆是有感情的。1995年，《城記》一書的作者王軍，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對於北京的老百姓來說，除了胡同、四合院，沒有什麼比城牆更讓他們親近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親國戚的，城牆雖圍護著這些權貴，也保衛著小老百姓。明清以來，永定河屢發大水，有好幾次是城牆用它堅實的身軀擋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倖免於難；明正統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師，兵部尚書于謙在德勝門大敗敵軍，大將軍石亨揮舞鐵斧，追殺來寇至阜成門外；在廣渠門，袁崇煥正是有了城牆作依託，才打敗清軍，威震敵膽。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牆是不容割捨的；在北京這座古城裏，城牆也是不容割捨的。這個偉大的城市，正是因為巍巍城牆的環抱，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但新中國成立以後，城牆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主拆者認為城牆阻礙交通，本是封建社會統治者保衛他們的勢力的遺跡，我們這時代已經用不著。

這種觀點自近代以來就已發端。比如在解放戰爭中，《人民日報》就曾刊登過一篇《解放後的東明城》的報導。報導稱：東明城解放後，經兩萬多市民的突擊努力，僅三天工夫，就把城牆給平毀了。市民們高呼：「再也不叫你監禁我們了！」

何祚庥批判梁思成對待古建築的問題，亦曾說過：「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而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護城者」亦是傾力相搏，希望把老北京城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古今兼顧，新舊兩利」。最後主拆者占了上風。

從1952年開始，北京外城的城牆被陸續拆除，到大躍進時期，外城城牆已經被基本拆光，內城城牆部分被毀。而從1965年開始，內城城牆也迎來了「壽終正寢」。當時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工程部門為了軍事備戰，開始拆除城牆修建地下鐵道。

城牆是拆了，然而幾千年來沉澱在集體無意識裏的「圍合思維」，並未移風易俗，反而以「單位大院」這種全新的形式繼續蔓延。

當時新中國剛成立，北京城需要大量的辦公區和生活區。為了解決辦公問題，各機關陸續佔用了城內空房較多的王府。

為了保護古都，梁思成與陳占祥吸取巴黎與倫敦的前車之鑒，建議將北京西郊建成新的行政中心。雖然「梁陳方案」最後被否定了，但軍隊大院卻留在了西郊城外。如今從公主墳一直到北京西山腳下，空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通信兵司令部、總後勤部、總參謀部、炮兵司令部、裝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後來是基建工程兵）、鐵道兵司令部等大院，以及軍事醫學科學院、解放軍總醫院（即301）等鱗次櫛比、依次排開，一直延續到西山腳下的北京軍區大院。

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1950年代初，學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設了著名的「八大學院」；清華、北大、人大、民族學院則位於跟學院路平行的白石橋路和海澱路上，也都是一圈一大塊地。而國家和市屬機關的宿舍院，則散佈在城外各處。其中三裏河地區又是主要的聚集區。王朔所在的那個大院，就在復興路西頭的解放軍政治學院，屬於軍隊大院；馮小剛家在二環邊上的市委黨校；而《甄嬛傳》導演鄭曉龍從小是聽著總後大院的起床號、熄燈號長大的。

當年這些大院，其實說白了就是先在郊區跑馬圈地，再弄上圍牆崗哨。王軍在《城記》中寫過這段歷史：「由於各部門來頭都很大，疲於招架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幾成‘撥地委員會’了。一位元部隊首長竟在薛子正（記者注：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時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的辦公室質問王棟岑（記者注：時任都委會秘書長）：‘你們要我們的用地計畫，這涉及軍事機密，能告訴你們那麼具體嗎？我們的發展規模，連我們自己都說不出，你們能估計出來嗎？’王棟岑啞口無言，只好要多大地塊，就給多大地塊。」

1952年12月22日，梁思成在《人民日報》發表《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築設計的思想》一文，借蘇聯專家穆欣之口，對各自為政「圈大院」的現象予以批評：「現在有許多建築還保持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每個單位都用圍牆把自己圍起來，自成一個小天下。」

1964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的《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中也指出：「許多單位總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區建設佈局的不合理和建築形式的不協調，不少單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設，造成用地的嚴重浪費。」

為什麼新北京會熱衷於「單位大院」這種居住、生活一體化、圍合封閉的形式呢？一說是受蘇聯影響。1950年代的北京城，在建築和城市規劃上，學的是蘇聯老大哥。蘇聯專家當時帶來的意見是：「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必須是全國的大工業基地。」於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就成為集生產、分配於一體的核心。其實當時不僅北京，全中國都是這樣，95%的人依附於各單位。單位要辦公，居住要吃喝拉撒，圈地之後沒有基礎設施怎麼辦？各大院就自己建，陸陸續續建成了一個個功能齊全、自給自足的小社會。

在總後大院長大的劉銘（化名）告訴記者：「軍隊大院基本都是一致的，不管是大院小院，基本都會有辦公樓、家屬樓、宿舍樓、門診部、浴室、理髮室、軍人服務社、操場。如果院大、條件比較好，會有禮堂、游泳池。像總後大院的禮堂就挺大的。有的院還會有幼稚園，附近幾個幹部大院都可以把孩子送過來，班車接送。當時總後的幼稚園主要是「五一」、「六一」，現在都還在，1990年第一批進入北京市一級一類園行列。」

作家洪燭在《北京的大院》裏也這麼寫道：「幾乎所有的軍隊大院都是統一制式，總後大院的佈局乾脆直接用蘇聯‘陸軍總部’的圖紙。這些大院就像一個個獨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辦公區、生活區、食堂、服務社、禮堂、俱樂部、游泳池、醫院、車隊、幼稚園、小學，甚至中學。培英、育英、群英、育紅、友誼都是大院的子弟學校。」

那時候純宿舍區一般沒有院牆，而家屬宿舍跟著單位走的大院，普遍會建起院牆與大街小巷隔離。院牆裏面多數還有院牆，用於分隔辦公區和宿舍區、宿舍區裏的核心區和普通區。從此胡同裏的老四合院，跟這種院牆套院牆的單位大院，共同拼成了新北京。

大院子弟兇猛？

儘管外界風雲變幻，院子裏卻總是一副波瀾不驚的樣子，自有一套秩序在運轉。

大院裏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並按等級提供住房、待遇等等。比如有位中下級軍官的孩子回憶說：「大院裏司令參謀長之類，都住在大院裏面的小院中，另有一層圍牆和警衛。」而他的父親，結婚前只有個很小的宿舍，結婚後才換到略大點的房間裏，所謂的「大」也就只有9平方米。大院的宿舍樓，除了一樓有些單元房，其餘全是筒子樓結構，長長的一條走廊，住著四五戶人家，廚房與衛生間都是公用。

院牆內外有什麼區別？

王朔在他的《看上去很美》中如此寫道：「北京復興路，那沿線狹長一帶方圓十數公里被我視為自己的生身故鄉(儘管我並不是真生在那兒)。這一帶過去叫‘新北京’，孤懸於北京舊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後建立的新城，居民來自五湖四海，無一本地人氏，盡操國語，日常飲食，起居習慣，待人處事，思維方式乃至房屋建築風格都自成一體。與老北平號稱文華鼎盛一時之絕的700年傳統毫無瓜葛。我叫這一帶‘大院文化割據地區’。」

生於1960年代初的薑雲誠說，他一直到年紀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還有一個老北京。

小時候在城裏上學，寒暑假在大院度過的劉銘，對大院和胡同的生活，擁有對比視角。「就是生活、生存條件的不一樣，其他的感受沒有太大的差異。在大院裏買東西和外面一樣，都是憑票定量供應。在大院裏住的是樓房，胡同是平房，有的人家住的是大雜院。軍隊大院都有自己的理髮室、浴室、開水房。洗澡費用院裏比較便宜，到1980年代還是一毛錢一張票。外面浴室是兩毛六一張票。大院裏還有食堂。院大的話，還不止一個食堂。中午放學回家吃飯，家長顧不上做飯，孩子們就自己拿飯票去食堂。大院裏有警衛班，大門口有軍人24小時站崗，進出都需要出入證，所以很安全，家長也都比較放心。而胡同的孩子，衣食住行全都得自己家裏面安排了。大院裏的氛圍相對比較好，其樂融融。大家都是一個單位的，一看就是誰誰的孩子，鄰里關係不錯。平日裏低頭不見抬頭見，相互比較顧忌收斂，再加上大院內幹部文化水準、行為修養稍微高一點，矛盾不會特別大。」

大院的子弟，受整個時代政治氣氛的影響，也體現出了鮮明的代際區別。薑雲誠說：「軍隊的孩子比較霸道，大院之間、大院與地方時常發生摩擦，一個眼神不對就可能摣上一架。都是有指揮的，進退有方，摣起架來玩命，70年代的還好一點。」

身份意識，也體現在服裝上。在馮小剛的《老炮》裏，六爺最後亮相時穿了一身將校呢，一時間火得不要不要的。據說帝都老炮兒當年都會想方設法弄一套這樣的「戰袍」來彰顯自己的江湖地位。除了將校呢，在薑雲誠的印象中，各大院孩子的著裝，也能凸顯身份標誌。海軍的孩子穿一身藍、白襪子、懶漢鞋的邊是雪白的。空軍的孩子上身是陸軍下身是海軍，也就是上綠下藍。陸軍的孩子則時一身綠。

這種著裝特色，源自物資短缺。劉銘認為：「那時候條件沒有那麼好，沒有校服，都是撿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衣服穿，甚至可能打上補丁。部隊是定期發放軍服的，舊的淘汰下來就留給孩子，所以軍隊的孩子穿軍服的比較多。板綠茬藍，在過去穿上是比較拔份的，無形之中形成了一種差異。」

早年大院子弟手持俄式銅頭武裝腰帶去摣架的形象，已經在影視作品中成為一種符號。在《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裏，方言、高洋等人還用驕傲的口吻高喊：「幹部子弟兇猛，請勿靠近。」但生於1960年代末的劉銘，感受到的氛圍，已經沒有那麼「邪乎」了。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暑假裏，大院給孩子們安排的各種活動。「一到放寒暑假的時候，孩子都放羊了。院裏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活動，就會瘋跑瘋玩、搗亂幹壞事。有條件的單位會有專門安排，從機關抽調一兩個叔叔來當輔導員，他們也是孩子家長，每週至少組織兩到三次的活動。比如集體坐大轎車去看電影。我還在軍工廠倉庫裏看過電影呐，旁邊都是一箱一箱的子彈殼。不光看電影，還會出去旅遊、組織各種學習班，還有游泳、乒乓球比賽等等。1980年代初，小平同志說電腦普及要從娃娃抓起，我們大院還組織了電腦班，把工作單位的電腦拿出來，讓我們學習Basic語言。而在城區裏住的家長，單位如果沒有這些好的條件，就只能由家長自己安排了，多數暑假就是瘋玩了。其實瘋玩也不錯，捉蛐蛐、挖陷阱、打彈弓仗，我都幹過，還很喜歡幹。總之無論是在大院裏，還是在胡同裏，我都比較滿意。基本上我喜歡幹的事情，兩邊都能幹。雖然生活條件不同，但各有各的意思。」

和軍隊大院的小孩相比，中科院的孩子就要文得多。薩蘇曾經告訴記者：「一進大院，每家每戶門口都是一個小板凳，小孩子在做作業。人人都在念書，想學壞都不容易。」他們的權力觀念比較淡漠，這跟家長有關。科學院很散，家長排著隊取牛奶，很少有人聊天的，全是一人一本書。而新華社的子弟又是另外一種風格，特別會讀書，總是抓緊一切時間輔導小孩，相互打聽自己孩子的情況，想方設法和老師搞好關係。

北京各種各樣的大院加在一起，後來有人統計過，大約高達2.5萬個。從前這些大院的生活不為外人所知，直到小說、影視作品，揭開了大院神秘的生活。又由於這些作品集中於演繹軍隊大院，以至於在全國老百姓心目中，大院幾乎就等同於軍隊大院了。但在實際上，北京的大院，只不過是全國「單位大院」的集中縮影。

在劉銘看來：「大院是有一定規模，形成了獨立的單元和群體，像一個小社會，幾乎不需要跟外邊做過多的交流也能獨自生存。這是咱們國家當時特有的體制，形成的這麼一種現象。每個城市都有單位大院，可能只是在規模上會有差異。可能也形成了文化。比如賈樟柯前幾年拍了一部電影《二十四城記》，圍繞三線的一個軍工廠，這也可以算作一種大院文化。」

拆牆透綠

如今北京的大院，高牆聳立，門口有筆挺威儀的警衛站崗，安靜而神秘，這一幕已經成為北京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磨滅的印記。住房商品化之後，新興的居民社區，似乎也延續了這種文化，高物業費的社區無不強化高牆、電網、紅外、嚴密的守衛巡邏與門口保安的盤查。

但大院的弊端，也開始逐步顯露出來。早在多年以前，單位大院跟交通的矛盾，就已經被城市規劃專家所關注。

如今北京被稱為「首堵」。原北京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長段裏仁，2008年的時候就曾對媒體表示，北京的城市環路水準堪稱世界第一。當時國外一些大都市，像巴黎、倫敦都只有一條環路，而北京有6條。再加上7條放射性高速公路以及15條快速聯絡道，構成了北京主幹道路網。且動輒十幾個車道、百米寬，在其他城市是很少見的。但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們都是把精力花在了系統的主幹系統上，而對於龐大而覆蓋面廣的，直接和居民出行密切相關的「毛細血管系統」，卻不夠重視。殊不知正是交通的微循環系統發生的堵塞，才是當下系統堵塞的源頭。

北京的微循環系統，為什麼會發生堵塞？研究交通規劃的人士發現，大量的道路，被封閉在大院和像「天通苑」這樣的超大型社區的圍牆內。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內就約有1000萬平方米的道路沒有和公共道路連通，至少占整個城區道路面積的10%以上。比如長期以來，從中關村南大街到動物園北門，直線距離不過1公里多，人們卻只能圍著氣象局大院繞行一大圈。清華東路跟清華西路被清華大學的圍牆割斷，車輛只能繞行至荷清路交叉口，不巧京包鐵路和地鐵13號線也在此相交，該交叉口便有了「魔鬼道口」之稱。有為記者所知的創業者，不惜將公司從附近的清華科技園搬遷他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長期上下班被「魔鬼」折磨。

讓大院為交通讓路，之前已有先例。

1950年代末，為打通萬壽路南口向西的道路，總後大院被分割為兩個部分，就是現在的總後大院和後勤學院大院。

劉銘回憶說：「1990年亞運會召開之前，往北的中軸路，也就是所謂的龍脈，從鐘樓北往北走，過去到了總政大院就不通了，要繞過去才能繼續往北。為了這條路，總政大院就給一劈兩半了，從此分為東、西兩院，讓出了60多米寬的一條路。現在走那條路，會發現路兩邊各有一個一模一樣的總政大門。」

但大院,尤其是軍隊、部委大院，並不是都那麼好為交通讓路的。即使總政大院一分為二，當年也是經過了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拍板，才得以實現。20世紀90年代初，北大拆除南牆，曾經引起一時轟動。但十多年之後，北大把曾經拆除的南牆又重新壘起來。

劉銘認為：「辦公區和家屬區在一起的大院，有自己的保密性，要一定的環境，辦公區的安全級別還要高很多的。很多軍隊大院，比如我去過的總後大院、總政大院、空軍大院、海軍大院、八一廠等，都憑證進入，沒證就得登記，還得打電話叫人接。而院裏的辦公區，警戒級別更高。」

一位軍隊的老領導，1984年轉業到地方，告訴記者，那個時候，當地區政府還沒有圍牆，部委辦都是在一棟樓裏辦公。但後來隨著機構人員激增，每家單位也都有了自己的車要停，紛紛搬出區政府大樓自建大院，區政府的圍牆也在1987年樹了起來。

在北京有一個政策，恰好可以讓我們得以觀察單位大院拆圍牆的難度。早在2009年11月26日，民政部網站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工作意見》，鼓勵社區內或周邊單位向社區居民開放內部食堂、浴室、文體和科教設施。意見出爐半年後，有心人探訪了多家大院。發現不少單位的內部資源依然封閉如故，特別是部委大院，更是門難進，臉難看。在復興路一家部委大院的傳達室裏，兩位大姐曾一句一頓地說：「我們是什麼單位，是部委，不是隨便什麼人想進就進的，我們裏面體育設施倒是有，那都是給我們職工用的，外人還想用？」並表示：「我們也是部委，（民政部）管得著嗎？」

雖然大院之門，不易打開，但變化也在發生。

2000年初，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呂日周上任不久，下令完全開放市委大院，市民可以自由出入。

2003年9月，外交部開展了「公眾開放日」活動，37位普通公民應邀走進了外交部「神秘」的大門進行參觀。

2014年，長沙市公佈了《長沙市拆牆透綠增綠工作實施方案》，各區治機關大院紛紛啟動拆牆透綠增綠專案，開放停車場、健身場、衛生間等措施。比如芙蓉區人民政府便拆除了自家圍牆。

此前北京的規劃部門也對大院拆牆透綠進行過探索。有媒體報導，如果是大院裏的專案要改擴建申請調整規劃，規劃部門就會要求其將大院裏的一些支路，隨著項目建設騰退乾淨，地上沒有建築物，將來如果拆了院牆，這些支路就有通行的可能性。

（張襦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