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早前訪澳時，臨別澳門的最後一場活動，就澳門教育的發展和青年的成長舉行座談會。他稱教育是百年大計，澳門要緊緊抓住目前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鞏固和發展澳門政通人和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重要任務是培養儲備德才兼備的大批治澳人才，因此做好學校教育工作格外重要。澳門迴歸以來，人才不足是社會普遍認同的問題，培養人才應該從哪些角度著手？特別是如何培養治澳政治人才，值得本澳社會深入思索。

從張德江講話思索「澳門論述」

回歸以來，澳門各種社會矛盾逐漸顯現，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人才極度短缺問題。澳門的人才短缺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追查，主要是兩大方面因素，一是經濟快速發展令人才供需關係出現畸變。二是澳門的教育因為起點低，令人才供給不足。

澳門政府為瞭解決人力短缺矛盾，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行，雖採取了從外部輸入勞工和專才的一些政策、措施，但政策實施受到了阻力，不夠順暢。澳門政府輸入外勞，引起了澳門本地居民的反對，以致陷入了「欲輸不能」的困境，因為政府一旦輸入外勞，肯定會威脅到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引起利益中突。而從澳門用工制度來看，尚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以致外勞很容易成為廉價勞動力而取代了本地工，這就造成了澳門人反對政府輸入外才。

以輸入外才爭議引發，加上其他經濟、政治利益的博弈（如博彩業內部競爭、居民貧富分化、全面禁煙與賭場設置吸煙室、一國與兩制的調整適應等），發展至不同利益集團的泥漿摔跤。貧富懸殊的問題還可以透過收入的二次分配來緩解，而不同利益集團以及代表他們的精英之間的決裂，迫使我們在分析和處理澳門問題時必須使用一套全新的視角。

所以說，澳門也亟待一套新的論述來回應以上的問題。論述，並不是簡單的公關手段，不是政治化妝師指鹿為馬的技藝。相反，一套論述能決定我們思考問題的框架，引導我們的行為。如此，論述必須要建基於現實的基礎上，但「現實」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們要注意三點：第一，「言」跟「行」必須合一；第二，思想的體系必須能自圓其說，呈現出內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論述必須和其他論述競爭，所以論述的內容必須對世界思想潮流時刻保持關注。在每一個時空下，不同的論述都在競爭，但在大部分時間下，均有一個主導性的論述能獲得較大多數居民的認同，這個論述就是社會穩定的根基。這套論述能為政權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選舉的國家和地區尤為重要。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民主化過程中產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為人民缺乏一套共用的論述，其呈現的表徵就是沒有一個共同的國民身份，大家對非我宗教、種族群體掌權感到猜疑。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獅子山精神」曾經對本澳社會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港澳關係密切的情形下甚至也可當作當時澳門社會奉行的精神之一。它的核心精神是「自力更生、多勞多得」，「獅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賴於資本主義發展到特定的階段、有賴於英美與中國跟世界體系互動的不同方式。

但是，發展到今天，有人質疑「獅子山精神」有著很多的局限性，一是局限在「獨善其身、過得比大陸好」，在中國人裡面當人上人；二是不問國家、不問政治。這樣的「獅子山精神」在今天已經是不合時宜的，甚至處於崩潰之中。

張德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新澳門論述」的構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認真思考。張德江談對澳門青少年的期望，一要志存高遠，自覺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和特別行政區的發展結合起來。古往今來，凡幹大事、成大業的志士仁人，無一不是在青年時期就樹立起遠大志向，鼓勵澳門青少年應以與澳門有不解緣的孫中山為榜樣，本在澳門懸壺濟世，但身處國家危急中，他樹立起振興中華的遠大志向，最終憑著崇高理想和遠大志向，他愈挫愈勇，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制度。應從青少年時期起，心繫特區和國家的發展，要立志做大事，懷愛國愛澳之心，立報國興澳之志。二要瞭解國家歷史，弘揚中華文化。需要加強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更多瞭解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的文明，更多地認識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同學、老師應該有所感悟，要更多地感悟中國人民走過的不平凡的道路。瞭解區情、瞭解國情、瞭解世界、觀察宇宙，這才是一個青年應有的素質和胸懷，要不斷增加國家和民族自豪感，特別是要從中華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增強作為中國人的自信和底氣。三要做「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張德江直言，在座學生「趕上了一個好時代，說實話我很羨慕你們」，特區政府為教育提供和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人生可以有很高的起點，前途很光明。他希望青少年珍惜青春年華，增強本領，做「一國兩制」事業的接班人。惟「愛國愛澳」不能祇停留在口頭上，要做到知行合一，要勤奮學習，掌握現代科學知識。在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需要系統全面而非碎片化地學習，要深入鑽研，而不能滿足於對知識的一知半解，同時要加強自身的人文修養，還要鍛煉強健的體魄和過硬的心理素質。這三點看法，即是對青年人才的要求，也為新一代論述提供了啟示：孫中山為榜樣，弘揚中華文化，知行合一等或可構成新的澳門論述。

培育政治領袖看重論述能力

澳門缺乏政治人才，更沒有政治領袖，這是眾所公認的。政治領袖要有政治理念，堅持清晰的價值標準，知道何事應為、何事不應為；有政治智慧，懂得審時度勢，辨別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有政治技巧，能夠爭取支持，化解阻力，凝聚共識；有政治魅力，贏得人們敬佩、信任和擁戴。

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出，香港有精明的商界奇才、懂行的專業精英和幹練的政府官員，就是沒有政治領袖。曾鈺成稱，特區政府處理社會矛盾的政治水準未見提高，推動政策的政治能量未見加強。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特區政府始終缺乏一個具有共同政治理念、準確掌握社會脈搏、善於爭取民意的管治團隊。而這是一個政治團隊，沒有政治領袖，怎可能組成政治團隊？

有香港傳媒指出，香港的政治和管治「建制位置」的精英/領袖，和社會大眾沒有交感。他們多數囿於專業的知識架構、官僚行政架構、道德和倫理、身份認同及自我意識；不知古今中外和「外面世界」的名詞、問題和政策、理念和價值系統是怎樣來的，也不明白當中有什麼內容，有多少層次，以及上上下下各階層的社會大眾是怎樣看的，也不知道應怎樣思考英人治港的成功和得失。

政治學者認為，培養政治人才，需要超專業、跨部門，提昇到政治社會人文全景觀和形而上學，回溯人文精神的源頭，出入中西古今、放眼未來。亦要思考分科專業的來歷及原理、分後怎樣合，專業在政經社會各階段的不同形態，分科專業和人類永恆課題和命題有什麼關係，以及分科專業在人類全部知識價值文化歷史和社會發展中佔什麼位置。例如是現今東西方全球化，專業會遇上什麼挑戰，出現什麼問題。這就需要政治領袖具有極強的論述能力。

在政治領袖論述能力的影響上，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就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教訓。有社評指出，除了戰力降低，無法「禦敵」，國民黨自身路線定位不明，本土派、非本土派互扯後腿，黨的分裂不時若隱若現，是造成2016年敗選的其中一個原因。無論從其論述能力還是人才儲備，再次執政的民進黨都顯得更加成熟。前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麟徵指出，國民黨要重起，第一要有信念、路線，跟支持者講清楚、說明白，「市場還是要區隔、自創，跟著民進黨的品牌走，你永遠是副牌，不是正牌，真正支持台獨的人會支持民進黨，不會支持國民黨」。

香港學者江素惠則指出，選舉前出現的周子瑜事件帶出了讓藍營省思的問題，國民黨、民進黨都作出相類回應，為何對綠營有催票作用，對藍營則壓垮選情？馬政府的政策，周子瑜事件，又或黨內紛爭帶出黨的路向問題，最後都是關乎兩岸政策；問題只是為何同樣立場，四年前、八年前選民受落，如今卻不獲選民認同。最常見的解釋，一是當年陳水扁的腐敗，造成民進黨的沉淪，不是國民黨的提升。另一便成了黨的政策論述能力問題，同一立場，如果長久不賦予新思維、新論述，同樣沒有好下場。國民黨於兩岸關係的努力，卻總被民進黨以矮化主權，親中賣台等論點輕易擊破。反之蔡英文「維持現狀」的說法，不過從原來九二共識的模糊論述中稍微挪前一步，卻能輕易取得選民信任，而「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等說法，馬英九實際已說了八年。當中反映的便不是國民黨的立場、路向問題，也不是兩岸政策問題，無奈是黨的論述能力無法與時並進，最終成了所謂無法凸顯兩黨品牌差異的結果。本澳有意政治的人士，應該對此有所啟發。

怎樣培養澳門政治人才？

張德江在訪澳座談會上，還就本澳育人事業提三看法，對本澳培養人才具有指導意義。第一，師者傳道，豐厚學生的德商，使之修身蘊德。教育應以德為先，教師責任重大，必須立其身、踐其行、踐其言、正其形。鼓勵學生有志向，但要志於道；有思想，但要思無邪，不背離人生正軌，教給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而不是灌輸私慾、邪念，把學生引入歧途。他形容青少年時期是學習知識、修養品德、樹立理想信念的關鍵階段，「就像一棵樹，在成長初期要把它立直了就成材了。如果成長的初期，你不扶持他，有些枝枝丫丫你不去修理，若干年後，這棵樹長得歪七扭八，最後祇能當燒柴而不能當棟樑之才。」第二，師者授業，增加學生的智商，使之博聞廣知。他鼓勵教師以自由多樣的形式換取學生求知的興趣，以言傳身教啟迪學生學習方法，培養出超越自己的學生，教育工作者應講求奉獻。全社會要形成尊重教師的好氛圍，「祇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當教師，不是甚麼人都能當教師。」第三，師者解惑，提高學生的情商，使之通融思變。教育最終目的是回饋社會，在培養學生德商、智商的同時，還要築成他們與社會共處交往的能力，提高學生對現代各種思潮的認知水準，不能讓學生隨波逐流，使之對社會有透徹的理解和更柔和的包容，形成澳門社會繁榮和諧的中堅力量，培養學生客觀多維的思辯能力，使之用發展的眼光瞭解中國的國情國策，以歷史的角度審視澳門在祖國版圖中的地位，從而樹立報效祖國的寬廣人生哲學。「澳門的學生不要光立足於澳門，眼睛裡不要光看到澳門，要看到中國，要看到全世界，要看到宇宙。這樣才能心胸寬廣，你才能學有所用。」

張德江的講法，只是就普遍的人才培養提出了看法，要培育出真正的政治人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對於政治人才的培養，中央一直十分重視，如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高級幹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的重要講話中，他又特別要求高級幹部要加強政治能力訓練和政治歷練，努力使自己的政治能力與擔負的領導職責相匹配。習近平指出，首先，高級幹部要注重強化政治意識，培養政治眼光，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作為高級幹部，決不能在政治上模糊糊塗、遲鈍麻木，更不能不設防和自行解除武裝。對存在的各種問題，決不能看成是一般性問題、事務性問題或個人品行問題，而要拿起政治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深入觀察這些問題產生的政治原因、政治背景，透徹分析其政治影響和政治後果，積極探尋解決問題的政治途徑和政治措施。其次，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域，是高級幹部政治能力的集中體現，對這一點，高級幹部除了自身認識要非常清醒、行動要高度自覺之外，還必須通過加強思想政治領導，加強工作統籌，加強督促檢查，還要樹立大局意識，強化大局觀念，自覺從大局看問題，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佈，始終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第三，高級幹部要注重加強政治統籌和政治指導，高級幹部提高管党治黨的政治能力，基本途徑是加強政治能力訓練和政治歷練。同時還要注重把幹部放在鬥爭實踐中摔打歷練，通過處理重大問題、解決突出矛盾，積累政治經驗、增長政治智慧。

要培養儲備德才兼備的大批治澳人才，本澳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特別是在特區政府內部，在自身人才的培養上，需要更深層次的工作。

首先，要有完整的政治人才培訓和晉升機制。如何找到合適的人選出任政治職位，並為他們提供晉升機會，讓他們繼續留在政界發展，並非易事。在西方民主國家裡，議會、政黨制度、公共行政學院制度等在結構上確保政治人才的供應，也讓職業從政者在政黨輪替的過程中，能夠暫時轉移到其他政治崗位。反觀澳門，以上司信任為主的委任官員方式，培訓人才受到其他較多不明確因素的影響。難以從結構上確保政治人才的供應和晉升。在此情況下，上級能否找到合適的人士出任主管官員，相當視乎他的施政風格、人際網絡、政治協商能力等，如有司長曾公開喊話「請人做局長」就反映其中難處。

再者，現時公職制度內的「旋轉門」機制並未有完全發展。當初因為政策設計有缺陷和出臺時機不當，造成一場「反離補」運動，留下了後遺症。當委任官員離職後，除非獲批准，否則他們須在一定年限後才能夠加入其他機構工作。對有意在政界，以至不同界別大展拳腳的人士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限制。這樣的安排，不但降低社會人士放棄現時的事業、投身政府的意欲，更讓政治人才的晉升出現更嚴重的斷層。由此可見，不論是進入政府，還是走出政府，現時的「旋轉門」機制都未有確保政治人才供應的穩定性。

此外，本澳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員聘用及培訓制度。「任人唯才」若要轉化為政策建議，所指的是如何從結構上增加能夠勝任官員的人選，並透過改良政治委任官員的聘任機制，吸納有能之士。即使能夠找到合適的人選出任主要官員，他們也需要一定的政治支援，才能駕馭複雜的政治工作；同樣，若主要官員之間欠缺共同的管治理念，任憑個別官員有多大的才幹，在面對跨局或大規模的管治問題時，也只會見得捉襟見肘。因此，針對本澳顯示的公職制度，一是設立政治官員協助主要施政，將現時司長顧問的角色調整為特別顧問」。特別顧問須為特定範疇的專家，屬於司局長個人的智囊。特別顧問須有一套獨立的工作守則；司長在聘請特別顧問前，須向行政長官提交該顧問的個人資料和具體工作安排，並在聘任後公開特別顧問的個人履歷。二是考慮設置各司長支配的研究團隊，各司可獲得一筆固定款項，該款項可用於聘任特別顧問，或按該司局的特殊需要，運用於政策研究等用途之上。各司亦可把節省下來未動用的款項重新調配，用以獲取其他支援。

最後，特區政府各主要官員都應該加強官民溝通，並提高官員的政治才能。如定期主持社區居民大會等，深入及真正了解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