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國務院港澳辦原主任魯平逝世，終年88歲。魯平同志長期從事港澳工作，參與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制定、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香港基本法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建工作的全過程，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早期開拓者之一。本刊刊登緬懷魯平同志文章，也是再次回顧「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或起草過程，加深對「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的理解。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魯平同志是指引我後半段人生的導師之一。他忠心報國，生命最後一刻仍關注著「一國兩制」成敗及港澳繁榮穩定。

溫馨客廳的啟蒙課

1987年春，我來北京兼任中國新聞社港台部主任，寄宿在北新橋三條僑辦大院內的總社客房。恰好對門就是當時剛成立的國務院港澳辦時任秘書長魯平的臨時宿舍，使我有機會造訪。他的談吐和風度、學貫中西的淵博學識，都令我這來自外省的小編輯耳目一新、欽佩之至，關於「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起草框架、澳門過渡時期三大問題等的啟蒙,也都是在那不大卻溫馨的客廳裡完成的。

1987年9月，我作為中新社代表，遵照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中央台辦和中新社社長直接領導下成功接待了首次闖入大陸公開採訪的兩名台灣《自立晚報》記者，一時間幾個部門爭相調我從事新的工作。這時，魯平向港澳辦黨組推薦了我，並請書記李後親自考察我。

基本法裡傾注心血

1988年1月我正式成為港澳辦一員。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李後、魯平二位秘書長領導下，在徐澤、張榮順二位年輕但富有經驗的同事支持幫助下，負責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有關事務。

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和草稿的主要內容，基本上就是此前魯平帶隊赴港調研後形成的中央關於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12條具體政策措施，經中英談判載入《聯合聲明》附件1，成為中方對收回後的香港的承諾。基本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這些政策措施規定下來，全國都要遵守。在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來自內地和香港的起草委員們幾乎對大多數條款的草稿都意見紛呈，甚至爭執得面紅耳赤。魯平牢牢把握落實「一國兩制」的12條原則，隨時向草委中的法學專家虛心請教，在大會小會上苦口婆心，諄諄善誘，想方設法把兩地草委的意見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

起草委員會的大大小小會議相當透明，每次都吸引了大批搶新聞的傳媒朋友。往往會議剛結束，魯平就把文件袋交我一存，披掛上陣去會見久候在走廊裡的中外記者。會議室距離記者等候區僅幾十米，每跨前一步就要形成一段腹稿，猶如做「七步詩」。可是他沉著冷靜，應對自如。記者們大多喜歡他，因為他有問必答，和顏悅色，凡是能公開的會議內容都會開誠布公，既客觀介紹草委尚存的分歧，又堅定而委婉地闡明中央立場，不怕挨駡，不怕個別媒體歪曲，不怕被別有用心的人「出口轉內銷」從而「穿上小鞋。」

「一國兩制」，「一國」是根本，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國」，「兩制」便無從談起。無論會場內外，魯平都不厭其煩地反復闡述這個觀點。基本法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草稿是爭議比較多的一章，緊接在第一章總則之後就擬寫這章，也顯現了它特別的重要性。有些草委以為除國防、外交外，中央對香港的所有事務無管轄權，所以對草稿裡把「國家行為」涵蓋為「國防、外交等」的這個「等」字大惑不解。魯平向他們解釋，這個「等」就是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既然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其擁有的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也都是中央實質性任免的，諸如此類的這些個「等」不也都應該是「國家行為」、是中央應有的權力嗎？

草委們在大前提上取得了一致，但討論到具體條款的措辭乃至標點符號時仍十分熱烈，有的甚至歷時幾年才得出結論。這些結論，不是沒有原則的妥協，而是注入了魯平「堅定+靈活」的高超智慧，得來殊不容易。例如第17條關於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備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最終寫成了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該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關條款，可將其發回。一旦發回立即失效，但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報備和發回立即失效」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立法的審批權，「無溯及力」體現了中央對特區權力的照顧。又如第23條，在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後，最後一次草委全會上才最終確定下來，既保留了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又增加了禁止「分裂國家」等內容。

經過4年8個月充分民主下的千錘百煉，兩次在香港和內地廣泛徵求意見，對原草稿進行了100多處認真修改（其中半數以上是來自香港各界的意見建議），整部準備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香港基本法草案，終於在1990年2月16日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會上經無記名投票表決，逐條逐件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贊成通過。為了慶祝，當晚全體起草委員和秘書處工作人員舉行大聯歡，李後、魯平二位秘書長高高興興地和秘書處全體工作人員一起登台，合唱膾炙人口的《歌唱祖國》和貝多芬的《歡樂頌》。曲目是由魯平審定的，還指定我擔任這次合唱的指揮。台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一千多個日日夜夜，二位秘書長在草案稿裡傾注了多少心血。就在表決幾周前，魯平還一再督促檢查55位草委能否如期出席的詳細情況，有位草委正在加拿大作學術研究，不便提前回國，魯平親自給他打電話說明重要性和迫切性，並為他聯繫業務主管部門和其它多個部門，排除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困難，滿足了包括經濟補償、物資待遇方面（例如出入境不滿1年仍有權一次性購買「三大件」）的現實需求，終於多爭取到一位草委参加投票。

表決當天上午，雪後放晴，空氣清新，北京人民大會堂屋頂上銀輝耀眼。中央領導在這裡接見全體起草委員和工作人員。上午十時，鄧小平同志步入東大廳，在熱烈的掌聲中即席發表重要講話。他說：「你們經過將近5年的辛勤勞動，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這是一部具有創造性的傑作。」小平同志一開講，魯平就示意我趕緊記錄。接見結束，我立即整理記錄稿，經審定後中午就由新華社全文播發。這就是現在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小平同志關於香港問題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

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閉幕式。我跟隨魯平來到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二樓，觀摩全體人大代表審議表決通過香港基本法草案。當主席團宣布香港基本法以壓倒性多數贊成票通過時，魯平激動地從座位上站起來，使勁鼓掌，兩行晶瑩的淚水從眼鏡片下方掛下來。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他落淚。

難怪魯平之子魯恭在八寶山父親骨灰龕裡安放的兩件陪伴物之一，就是一本中英文的香港基本法。

國家利益的堅定捍衛者

1989年後，處心積慮「光榮撤退」的英方在未與中方商量的情況下，傾港英政府全部財力外加未來特區政府須背負龐大債務，拋出一個「新機場建設計劃」。香港確實需要一個現代化的新機場，早在80年代初中方就已向英方提出過，卻被置之不理多年。但是，新機場能這樣建嗎？為什麼工程設計費用幾乎全被英資顧問公司「包圓兒」了？

針對港英政府1997-1998年度的財政預算只準備留下遠不敷特區開支的50億港元，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急了，他通過媒體連聲責問英方「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這3個「怎麼辦」，從此成為了香港過渡時期流傳官場、民間的口頭禪。隨著推進新機場建設的單方面努力處處碰壁，英方嘗到了不與中方合作的苦頭，終於回到談判桌旁。我作為中國政府工作小組組長，與英國外交部助理國務次官伯恩斯等談了幾輪還是談不攏。

到1991年6月27日，高手出場了。英國特使、首相外事顧問科利達攜帶新的方案，繞道他國秘密飛來北京。他的談判對手正是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

科利達這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是英國首屈一指的中國通，曾經出任駐華大使，回國後擔任兩任首相外事顧問。我至今記得，談判一開始，他的眼睛像老鷹一樣尖銳地直視魯平，兩分鐘內一語不發。魯平也沉著「應戰」，迎向科利達的目光，也緊閉雙唇不開腔，直到對方收回目光為止。由於英方帶來的新方案基本滿足了中方對未來香港特區財政狀況的關注，更重要的是英方接受了中方依據中英聯合聲明附件2延伸出來的一項重要原則，即在香港過渡時期，凡是跨越1997年的事務必須由中英雙方磋商一致方可辦理，經過兩天舌尖上的外交，雙方終於就香港新機場建設的安排及有關問題達成了一攬子共識。

科利達建議立刻簽正式協議。魯平說：「且慢，這麼重要的協議我倆只能草簽，正式協議得由兩國政府首腦來簽署。」

科利達一聽覺得中方有意加碼，火了。「那就拉倒，不簽了！」說完離開了釣魚台國賓館。魯平並不為所動，對這種語帶情緒的威脅甚至不屑在意，他看我有些沉不住氣，肯定地說：「科利達會回來的。」

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之後，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實行所謂「制裁」，偶有高層外交往來也儘量不與中國政府領導人握手。這次香港新機場協議如能把英國首相調度到北京，與中國總理一同簽署，意義當然非同一般。而對於英方來說，這是在香港過渡時期與中國修復關係的重要契機，否則香港的管治將步履維艱，所以也不會輕言放棄。僅隔數小時，科利達就來要求復會，並答允梅傑首相不久將訪華，和李鵬總理簽協議。

翌日即1991年6月30日——離英國交還香港還有整整6個年頭。凌晨5時，我輕輕敲開魯平的房門，把漏夜整理並清稿打印了的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中文稿呈請他審閱。他笑吟吟地遞給我一首剛填寫的詞《卜算子》，我先讀為快：「雨扣榻前窗，風擾伊人覺，已是更深夜靜時，何事爭相報。晨起萬空晴，鵲雀聲聲早，只見青遍柳樹梢，方曉春之到。」

上午，以「特急件」呈報中央領導的請示很快獲得批復同意。魯平主任和科利達特使隨即在長長的談判桌兩頭，在一式兩份的中英文本每一頁邊沿都簽署了自己的名字，大廳裡彌漫著香檳酒的香氣。科利達舉著高腳酒杯，難得一笑，對魯平說：「你是國家利益的堅定捍衛者。」魯平也還以微笑說：「你也是國家利益的堅定捍衛者。」

不忘初心正氣凜然的榜樣

無論在殫精竭慮力爭完整收回香港的日子裡，還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春夏秋冬，無論在職還是離休，魯平不忘初心，始終國而忘私，正氣凜然，是我的好榜樣。在中英新機場談判後的一系列關於香港過渡、政權交接的談判中，特別是末代港督彭定康背信棄義、推行「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後，魯平和周南等領導同志遵照小平同志「另起爐灶」的重要指示精神，創造性地建議中央出台提前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以及提前成立特區臨時立法會等反制舉措，為重塑戰略主動態勢，最終完整地收回香港提供了可靠保障。

2012年春，我完成了紀實文學《交接香港——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初稿，第一時間發往魯平的郵箱，請他閱正。大約一周後，收到了讓我備受鼓舞的回復：「讀完了你的大作，感慨萬千。你以生動的筆墨和第一手的材料刻畫了那個我們共同戰鬥過的驚心動魄的年代。它是一部優秀的、可讀性和史料性都很強的報告文學。發表後一定會受到內地和香港廣大讀者歡迎、爭相一睹為快的。」

這年7月1日下午，香港反對派的遊行隊伍裡首次出現港英時代的英國米字旗，喊出了要分離祖國的「港獨」口號。不久，「港獨」分子又遊行到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門前，揮舞米字旗，唱英國國歌，呼喊「南京條約萬歲」，打出了 「中國不會給我們真正的自治，唯一出路是獨立建國」的反動標語。對此，美國《華盛頓郵報》大篇幅地圖文報道。85歲的魯平被激怒了。他給《華盛頓郵報》發去一則電郵，要求全文刊登：「這些鼓吹香港獨立的人是純粹的白癡，沒有內地的支持，香港就會變成一座死城。他們知道每天喝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嗎？他們或許自以為比英國人聰明。為什麼英國人最後選擇把香港交還給中國，而不是宣稱讓它獨立呢？」這家美國報紙未刊登魯平評論。魯平又把郵件發給我，我立刻響應共鳴，在我的香港新書發布會上，回答讀者提問時引用他的評論，說：「我感到痛心，那面米字旗本應該放進歷史博物館，而不應該再出現在街頭。」我還把魯平的評論譯成中文，托香港媒體朋友予以發表，最後僅有《南華早報》發表了，用的仍是英文。

熱愛事業熱愛團隊熱愛生活

魯平熱愛「一國兩制」事業，時時關注著香港澳門，像守衛國門的哨兵一樣。他每天要讀10幾份左中右立場的港澳中英文報紙，往往能從別人不經意的字裡行間敏銳發現對手的新動向，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教導我：「像下象棋——和老謀深算的殖民主義者打交道，你要走一步看三步。」也許因此，對手們都對他敬而生畏，連被他斥為香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也在回憶錄《東方與西方》中讚賞他的聰明、出眾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中國的政治讓我們之間只能擁抱像默劇一樣的敵意。」

正是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實現祖國統一的意志，讓魯平和他的團隊在中央正確領導下勝利贏得了港澳和平回歸。他愛護並且信任自己的團隊。辦公會議定了的事，就放手讓司處長們各司其責，往年輕同事肩上壓擔子。在辦公樓裡他是不苟言笑的，對犯了錯的人——包括對我的批評教育，是不留情面的，也是治病救人的。我這一輩同事以及更年輕的與他忘年交的同事們，都更願意把他看作一位教授而不是首長，我們欣賞他滿頭漂亮的銀髮、語出驚人又合情理的答記者問；我們喜歡跟隨他矍鑠臉龐上的喜怒哀樂，有時心悅誠服，有時戰戰兢兢。「魯平同志」——多年以來港澳辦上下幾乎都這樣稱呼他，稱呼裡飽含尊敬和愛戴。魯平對於自己也同樣嚴格要求，年屆古稀又大病初愈，卻仍勇擔統領香港回歸「參謀部」這樣宏大繁重的責任。上率下行，每天早晨八點前他必定踏進辦公室，日理千機，該做的事情一定當天做完，做不完就加班加點，直到辦公桌面上乾乾淨淨，沒有一張積壓的文件紙，才提起公文包離開。所以，1997年上半年裡，幾乎每個夜晚，國務院港澳辦機關大樓都是燈火通明。

下了班，回到僑辦、港澳辦幹部合住的甘家口塔樓公寓，他又變得十分和氣，見人笑吟吟打招呼。他年輕時就喜歡搗鼓電器、機械，大學學的專業也是農機，文革中賦閑在幹校，常騎著自行車幫人修理收音機。所以，公寓裡樓道的電閘保險絲斷了，誰家的電燈不亮了，他都會熱心及時施援。遇上節假日，偶然放鬆下來，還會招呼左鄰右舍的同事一起來聚個餐，各家出一盤菜，南北風味大薈萃。

他熱愛生活，是一位水準很高的音樂愛好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CD還不普及，他家裡擺滿了古典交響樂的錄音磁帶，同一曲目可能有好幾盒磁帶，是由世界不同樂團不同指揮家演奏的。他曾說，那些收集來的磁帶是家裡最大的財富。每次談交響樂他都津津樂道，對我弟弟、中國第一個交響樂指揮博士陳佐湟的興趣比對我大得多。他常歎息說：「香港還沒回歸，能騰出來欣賞交響樂的時間太少了。」

而香港回歸後，他又迷上了電腦，每天在小小的屏幕前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收發e-mail，關注天下大事、港澳動態。

2015年元旦剛過，他從珠海回北京，到北京醫院北樓檢查身體，說腰背持續疼痛，可能扭傷了，不料卻查出竟是胰腺癌晚期了，不得不繼續住院治療。我多次看望他，他都不願多談病況，不願多麻煩醫院和港澳辦機關。反而常常問些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活動情況，以及專家學者們對局勢又有什麼新的獨到看法。

有一天，我坐在他的病榻旁，他沉默了一會兒，鄭重地向我交待了三件事：一是魯師母開始有老年癡呆的現象，他擔心走在了師母前面，托我幫她找個好保姆；二是秘書小韓是個優秀青年，在香港大學進修過，托我幫助他成長為好的港澳業務幹部；三是叮囑我要完全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擁護習總書記和中央對港澳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決策和指示。他說白皮書寫得很好。要痛下決心，對照十八大以來的中央精神，總結和反思過往的工作……

魯恭兄囑我寫篇紀念文字。半生桃李之教，頓時湧上心頭，仿佛又聽見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哀絲豪竹聲中，逝者如斯，發人深省。願「一國兩制」事業蒸蒸日上，香港澳門特區繁榮穩定，這應是對魯師在天之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