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下午，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拉開了八大民主黨派省級組織本輪換屆的序幕。

按照部署，八大民主黨派的各省級組織都將在今年上半年進行換屆，隨後還要進行各民主黨派中央的換屆。

上一輪各民主黨派的集中換屆，發生在2012年。本輪換屆尚未全面展開，但在2016年，各民主黨派中央已對換屆工作作出部署。

接下來，各民主黨派將如何換屆？他們在換屆中會解決哪些問題？

省級換屆：參照中共黨內做法

中國有八大民主黨派，內地有31個省份（含直轄市和自治區），如果每個民主黨派在每個省份都能「全覆蓋」，應該有248個省級組織，但實際只有210個省級組織。

也就是說，並非每個民主黨派在每個省都有地方組織，如民進在青海就沒有省級組織，致公黨只有20個省級組織，臺盟也只有13個省級組織。31個省份中，西藏最為特殊，是唯一一個沒有民主黨派組織的地區。

在本輪最先啟動民主黨派換屆工作的上海，8個黨派都有省級組織。3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聯合8個民主黨派市委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宣佈上海的民主黨派將於3月下旬到4月下旬集中進行換屆。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戴晶斌是這次新聞發佈會的主持人。發佈會披露的有關資訊顯示，上海各民主黨派的換屆時間是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要求確定的，在人選安排上，調整幅度較大，上海8個民主黨派市委會將產生73名領導班子人選，其中新提名31人，占42.5%。在人選的考察上，則參照中共黨內的做法，列入考察物件的「幹部檔案必審、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必核、紀檢監察機關意見必聽、線索具體的信訪舉報必查」。

目前，其他民主黨派省級換屆尚未進行，但相關工作已經啟動，都作出了基本一致的原則性規定。

早在2016年6月，農工黨中央就通過了2017年省級組織換屆工作的意見，對幹部任職年齡作出了規定，省級主委的任職年齡界限為66歲，兼職副主委為64歲，專職副主委為60歲。這與九三學社針對2017年省級換屆的規定一致。

民主黨派的幹部特別是各級組織的負責人，在過去經常出現一人連任多屆的情況，從2002年換屆開始，各民主黨派提出了「任期制」，原則上同一職務可以連選連任兩屆、最多不超過三屆，2012年換屆時正式全面落實，本輪換屆各民主黨派繼續推進「任期制」。

今年民主黨派省級換屆的亮點之一就是提出了「裸官」不能擔任主委和專職副主委。公開資料顯示，農工黨和九三學社都提出了領導班子候選人不宜提名的9類情形，表述完全一致，擺在第一的就是本人已經獲得外國國籍定居國（境）外的。此外，受到組織處理或紀律處分影響使用的，以及因健康原因無法正常履職1年以上的，都不再被提名。

能否通過換屆延攬到合適的人才是維持政黨運行的關鍵，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針對2017年的省級換屆就指出，要拿出「三顧茅廬」的誠意，積極爭取合適的優秀的無黨派人士加入。

萬鄂湘是在研究省級換屆工作的民革中央常務委員會上說出這番話的。2016年各民主黨派中央都針對省級組織換屆召開過相關會議，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在省級組織換屆工作座談會上提到了遼寧省發生的人大代表賄選事件，「說明當地政治生態出現了嚴重問題，民主黨派一定要引以為戒」。

「換屆工作不僅僅是人事交替，更重要的是政治交接。」在民建省級組織換屆工作會議上，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表示，要繼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

中央換屆：修改章程已成慣例

各民主黨派省級組織換屆時都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選舉出出席各黨派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為各民主黨派中央換屆作準備。

相對於地方組織，民主黨派中央換屆的關注度更高。此前的慣例一般都是在中共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後的一兩個月之後，各民主黨派中央集中換屆，如無意外，今年各民主黨派中央也會在中共十九大之後換屆。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的那一輪換屆中，啟動最早的是九三學社中央，於2012年11月30日召開了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民進中央換屆最晚，代表大會在12月21日閉幕。

那次換屆，各民主黨派代表大會共有的一個議程是學習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並作為此後一個時期的首要任務。

「開幕當天的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們都在學習中共十八大精神。」九三學社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一位副主任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2012年11月30日下午，還請來了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禮群給大家作了輔導報告。

他印象很深的是，開幕當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到會祝賀，並宣讀了中共中央的賀詞。開幕前李克強以及其他到會祝賀的領導們先與代表們合影，那是大會期間唯一的一次全體合影。

各民主黨派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到場祝賀是多年來的慣例，2007年之前是政治局委員出席，2007年開始改由政治局常委出席。十八大之後，中共中央安排了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6名常委分赴8個民主黨派祝賀，其中李克強去了九三學社，張德江去了致公黨和民革兩個黨派，俞正聲也去了兩個，分別是民進和農工黨。到場祝賀的還有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領導，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則參加了全部8個民主黨派代表大會的開幕會。

開幕會從奏唱《國歌》開始，九三學社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那位副主任到現在還記得：「我們九三學社閉幕時唱的是《歌唱祖國》。」

5年前的那次代表大會期間，九三學社對章程進行了修改，在總綱中寫進了「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

民主黨派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修改章程已成慣例。民建中央副主席馬培華在2012年作修改章程的說明時指出，修改的指導原則之一就是「認真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民建那一次也在章程中寫進了「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民盟則寫成了「與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心同行」。

民盟中央一位元副主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2年那次各民主黨派修改章程都遵循了「能不改就不改、能小改就不大改」的原則，主要是將科學發展觀增加為各民主黨派指導思想。此前通過多次修改，各民主黨派已陸續在章程中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指導思想。

開會討論時，各民主黨派採取分組的方式，「也有意見交鋒。」九三學社中央社會與法制委員會一位副主任說，分歧主要是針對黨派今後的工作重點和發展方向。當時有人提出，九三學社今後的工作重點應更突出政黨的作用和功能，社會服務可放到次要方面。但反對者就認為，作為政黨應為它所代表的階層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

通過換屆，各黨派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民建中央副主席馬培華在民建的籌備工作報告中說，民建新一屆中央委員的名額是「根據8個民主黨派中央多次協商後達成的一致意見」，產生了215名新一屆中央委員。

領導人任期制：兩屆之後怎麼辦？

上一輪換屆後，民革、民盟、農工黨三個黨派選出了新的中央主席，另五個黨派主席連任。生於1956年的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是8個民主黨派最年輕的主席。

法學教授出身的萬鄂湘當選，對民主黨派來說意義不尋常。目前八個民主黨派中，教科文衛領域人才濟濟，但金融、法律、經濟領域的專業人才相對不足，萬鄂湘的當選彌補了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這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是專業人才不足，另一方面是目前仍比較缺乏旗幟性人物和社會活動家。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在2012年的代表大會報告中直言不諱，指出社記憶體有這方面不足。

上述民盟中央副主席也向南方週末記者坦言，民主黨派現在要多出大家，不論是社會影響力，還是學術影響力，要多一些像當年費孝通、孫起孟那樣的知名人士。

「政治斷層」加上「年齡老化」，在上世紀90年代曾一度是各民主黨派面臨的共同問題。

看到問題後，民主黨派開始著手對後續人才進行梯隊培養。2002年，各民主黨派修改了章程，確定了「每屆5年，一般兩屆，特殊情況三屆」的「任期制」規定，而此前大多是「終身制」。

經過此後幾次換屆，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年齡開始趨於年輕化。2012年選出的85名各黨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40後」有16人，「50後」有57人，「60後」有12人，其中最年輕的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盧柯時年47歲。85人的平均年齡在當時是57.7歲，中央常委平均年齡約為54歲，中央委員平均年齡約為52歲，年齡梯次更為合理。

不過由此又產生了另一個連帶問題，民主黨派的領導更年輕了，但在「任期制」的要求下，有的幹完兩屆十年之後還不到退休年齡，他們將何去何從？

「這個問題好幾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來了。」那位民盟中央副主席說，民主黨派人士交流到政府任實職總體人數有限，跨省交流也沒有先例，唯一可以交流的就是工商聯。

2012年，時任民建中央委員、安徽省主委李修松，在民建代表大會發言時就提出了民主黨派地方組織領導到屆以後的安置問題，以及黨派內幹部的交流問題，他建議中共中央對任期制問題進行專題調研。

求同存異，保持特色

「各民主黨派的發展還面臨其他一些共性的問題。」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甄小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民主黨派的後備幹部在過去不足，後來一下子要求進行政治交接，有些幹部從政經驗不足，有些幹部雖然是專業上已有成績、有社會影響的人士，但參政議政能力欠缺。

在甄小英看來，民主黨派的發展要重視「組織趨同化」等問題。比如在成員結構上，有些民主黨派發展了本黨派界別特色之外的人士。

1996年，各民主黨派中央共同協商研究形成了《關於民主黨派組織發展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確定了各自的工作範圍和發展物件的重點分工，民盟是以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人員為主，民建是以經濟界人士為主，農工黨是以醫藥衛生界中高級知識份子為主，致公黨以歸僑、僑眷中的中上層人士為主。

但目前各民主黨派跨界發展的現象比較普遍，「尤其是高校、醫院、科研院所、私營企業主群眾成為各黨派爭相發展的對象。」甄小英說，特別是大學老師，不論其從事什麼學科研究，都可以被劃入文化教育界別，也可以是高教界別，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還可以進入醫藥、科技界別，留學歸來的還能劃進有海外關係的代表性人士界別。

在地方組織中，跨界發展更加明顯，湖南津市（縣級市）現有民盟、民建、農工黨三個民主黨派市級組織，中共津市市委統戰部調研後發現在市中醫院，農工党建立了衛生支部，這是符合界別特色的，但以經濟界人士為主的民建也在中醫院組建了二十人的文衛支部，此外還有少許醫務工作者加入了以文化、科技界人士為主的民盟，少許教師加入了以經濟界人士為主的民建。中共津市市委統戰部在調研文章中寫道：「長此以往發展下去，黨派的自身特色將日漸暗淡。」

2014年，九三學社武漢市委發佈了一則調查報告，通過對某市八大民主黨派2006年到2012年7年間發展的2893名組織成員進行統計，發現各民主黨派的本黨派特色成員發展均有逐步降低趨勢，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均有上升趨勢，而政府機關人士亦有緩慢上升趨勢。報告認為「其組織發展上趨同性表現明顯」。

各民主黨派適當發展界別之外的人士不是不可以。1996年，各民主黨派中央協商形成的座談會紀要認可了這種做法，要求比例不超過30%。「但在不少民主黨派的地方組織中，已超過這比例。」甄小英說。

民主黨派的高層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12年九三學社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在大會報告中提到民主黨派存在組織趨同化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切實加強我社的組織建設和工作創新」。

「民主黨派之間不僅要求同存異，也要有意識地求同求異，保持黨派特色。」

甄小英認為針對這種形勢變化，就要在保持傳統特色的同時，尋找與社會結構變化的契合點。她覺得致公黨就做得較好，在保持僑界代表特色的同時，近年把「海歸派」也作為發展的重點，形成了既與歷史傳統相聯繫，又反映時代特徵的新特點，而源源不斷回國的「海歸」也可為致公黨的持續發展帶去活力。

社會結構的另一新變化是，中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已超過5000萬，他們政治參與熱情很高。甄小英認為，各民主黨派可協商進行適當分工，確定各自對新階層人員發展的重點，這樣在保持歷史特色基礎上，會逐步形成新的特點。

（吳天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