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馬高官「億元戶」又多了一個。2016年10月1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法院認定其受賄1.237億餘元，這個數字在+八大後落馬並已判刑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中，僅次於白恩培和周永康，排名第三。

10月9日，河北省委原書記周本順和國家安監總局原局長楊棟樑被移送審查起訴。他們不僅都是正部級官員，而且分別是武漢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博士。

據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接受紀檢部門調查的副廳級（含）以上官員中，至少20人具有法學背景。以與法學相關的最高學歷計算，其中，博士6人，碩士11人（含在職進修），本科2人，另有1人參加過為期三年的法律專修科學習。

懂法者知法犯法，以及個別官員被查後暴露出的學歷摻水等問題，值得深思。

「戲不夠，曲來湊」

頭頂法學博士、碩士光環的落馬官員，並非人人真正學過法律。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畢業於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專業；重慶市長壽區原區委副書記韓樹明，畢業於中央黨校黨的學說和黨建專業。但二人均為法學碩士。

這是因為，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發佈的學位授_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裏，法學不只是法律專業，而且包括了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公安學6個一級學科，及其下42個二級學科。

法律科班出身的不多。最高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馬建、廣東省佛山市政協原副主席廖東明，這三人均畢業於「五院四系」（中國、西南、華東、中南、西北五所政法大學，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四個法學院），且多年從事法律職業^有些落馬官員的法律專業素養曾受到業界肯定。

有相當多的人的學歷出自中央或地方的黨校系統，比如天津市委原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河北省委原政法委書記張越先在中央黨校函授學院學了本科政法專業，又在該學院在職研究生班法律專業深造。

「這裏面似乎有一個規律，官員工作前的學歷、學校越差，深造、讀博的積極性越高。可能他們覺得有必要搞一個聽起來很嚇人的頭銜，戲不夠，曲來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祝守正認為，重慶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便是這方面的典型。

據報導，王立軍雖沒有法學學位，卻在十餘年間成為國內外29所大學或研究中心的兼職教授、碩導、博導等。連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這樣的老牌法科院校，都曾向他伸出橄欖枝。「這種左一個頭銜、右一個頭銜，近乎病態地追求這些東西，大概屬於一種補償心理。」祝守正說。

在法學圈裏「摸爬滾打」30年，南方某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凌遠觀察到，官場刮起到法學院讀書風，要從1990年代後期說起。當時正值中國高校擴招潮，研究生隊伍亦呈高歌猛進壯大之勢。許多公務員選擇在職深造，一些剛剛獲批法學二級學科碩士點、博士點的高校則借機擴招。

隨著國家的法治化碰程和整個社會法律意識的日益提高，法學在中_逐漸成為顯學。頂個法學博士頭銜的「學者型官員」，更是會被期許有法治思維、法治理念。

在趙凌遠看來，官員們喜歡讀法學，主要是因為它是當下顯學，與社會比較貼近。還有一些官員認為法學難度小，「相對好混」。

「炮製」碩士博士

日理萬機的官員，真的有時間讀書?公開資料顯示，有些官員的學習效率高得驚人。周本順擔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期間，僅一年就拿下了法學博士。除本職工作外，那段時間裏他一邊在武大讀書，一邊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千部進修班上課，交疊時長4個月。金道銘在中紀委工作時，不僅到社科院進修了經濟法，還到中央黨校中青年千部培訓班學習，兩項課程重合時間11個月。

北京某知名大學法學院的一位老師，曾在考場上抓過一名作弊的在職法學碩士——拿著整本書在下面抄。這位官員學生居然跑到導師面前告了一狀，要求處理抓考老師。

「過去給‘五部門’辦班，全是司局級領導坐在下面考試。發現有人打小抄，敲敲桌子、笑一下也就過去了，不會.真的怎麼樣。」這名老師告訴記者，但上述那位元學生抄得過於明目張膽且態度惡劣，雖時隔多年，仍記憶深刻。

學位論文的寫作、答辯，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為了成功過關，個別官員選擇抄襲。

2007年2月，「三農」學者張英洪實名發文，舉報時任揚州市委書記季建業的論文《農民權利論》中至少6處涉嫌抄襲其與人合作的文章《論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權利》。舉報8個月前，季建業從蘇州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畢業。據媒體報導，舉報季抄襲的還有一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副教授，曾就論文問題向季發過特快專遞，季提出給其20萬元的科研經費作為補償，但被拒絕。

這種能夠找出原文的抄襲，技術含量不高。據一名學者透露，有官員利用翻譯軟體，進行中文翻英文、英文翻曰文、.曰文翻中文的多次語言轉換。如此加工過的論文，幾乎不可被抄襲檢測軟體查出問題。

更有甚者，直接找人代筆。校園內在讀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師，都可能成為代筆的備選。只要有利益交換，搞定一篇十餘萬字的論文不難。「如果你能查出來，你會發現有的論文還是有些水準的，想爛也爛不到哪里去。」趙凌遠告訴記者，槍手寫出來的論文，從形式和內容上很難看出問題。

有了學位論文，答辯也可能走過場了事。十多年前，祝守正曾是某部委一名局長的博士論文答辯組成員。幾個問題問下來，他和在場的老師們面面相覷，「這種人怎麼可能獲得博士學位﹗」

有些時候，答辯組成員會與答辯人進行事前「溝通」。「不管論文是不是你寫的，答辯之前你肯定要看吧？明天參加答辯的老師都有誰，大致會提哪些問題，都可以提前準備。」趙凌說。

「門當戶對」

除「五院四系」外，官員就職所在地的大學常是首選。季建業從1996年擔任昆山市委副書記起，開始在蘇州大學進行一系列進修、深造，最終讀完碩博。1980年代，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在保亭縣（當時保亭仍屬廣東省管轄）住職時，讀完了中山大學法律系的幹部專修課程。

在法學理論、訴訟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等10個法學二級學科中，官員往往選擇宏觀抽象的法學理論專業，或與政府工作關聯緊密的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經濟法專業。

行政法方向尤其受歡迎，比如周本順、季建業。官員的工作經驗、對行政系統運行方式的瞭解本身者是學術優勢，再適當融人一些理論分析，「把工作報告改一改就可以當論文了。有時候秘書就能完成。」趙凌遠說。

一些官員喜歡與自身行業相關的專業。在「大法學」內，安全機關出身的樂大克選擇國際關係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湖南醴陵市委原書記蔣永清任職株洲時，讀了華中師範大學的中國現代化與城市發展研究方向研究生，獲法學博士學位。「小法學」內同樣如此。環保部的官員，可能讀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博士；外事部門的官員，或許傾向國際法專業。

楊棟樑在中國政法大學讀博時，任天津市委常委兼市國資委主任。他的博士論文以天津開發區企業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算是資源上的得天獨厚。

導師方面，較受官員青睞的，首先是輩分高、年資高的老教授；另一種是具有某些官方身份（如全國政協委員）或兼職的導師。

對此，祝守正將之稱為官員與學者間的「門當戶對」「跟著一個在官場上地位較高的導師讀書，不僅可以獲得一個學位，或許還能找到某種庇護」。這種具有政府背景的導師常與官員相識，可能是黨校培訓班的同窗，可能因為某些專案、課題、評審結緣。久而久之，那些願：意招收官員學生的教授已是口耳相傳、名聲在外。他們之中，有人會在一些場合明示、暗示官員可以報考；有人每年接到無數電話，礙於關係、面子，對官員學生不得不收；還有人「奉命」錄取官員作為在職碩士、博士研究生。「那就需要深層次打通了，不是導師說了算的。」趙凌遠說。

利益層疊

在高校，碩士生、博士生常常被一些人認為是導師的「廉價勞動力」；但對於在職讀書的官員研究生，導師可能反要勞心費神地為其錄取、論文、答辯操心。

據北方某大學教師透露，幾年前，該校法學院開設了一種只招收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博士培養模式，報名者僅要達到職級要求，還要出過專著或得過省部級獎項。為將某個不符合條件的領導幹部收人門下，一名教授疏通關係創設了一個省部級獎項。此後，該領導幹部順利進門。「這裏面肯定有利益，要不哪個老師願意花費精力幹這個?」曾在某高校法學院就職的劉穎告訴記者，導師門下的學生就業、官員親朋的子女人學、專案課題的申報審批、官場之中的勢力博弈……全是利益。

據一名學者透露，北京某重點大學的校長曾經一個電話打給分管法學院的副校長，大意如下：南方某經濟發達城市的重要領導，’正在咱們學校和另外一個學校的法學院之間糾結，快去派人「抓住」。

眾多利益中，最常見的便是給課題、拿專案。在法學領域

「要是和政法系統的人走得近，就更容易參與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專案啊。」趙凌遠指出，這些項目的分配、過程中究竟有沒有「摻水」，在外人眼中影影綽綽，難以分辨。「干預也不是公開干預，都是私下裏打招呼。」

季建業博士畢業後，又成為某著名法學院的博士後。

除了需要競爭的各類課題，還有一種無需競爭、有關部門欽點課題負責人的委託專案。一位法學教授說，因為他所在法學院極少招收官員學生，這幾年在行政系統內拿專案、爭課題時也相對邊緣。

記者曾梳理39所985高校2015年的博士生招生章程，有21所高校明確限制在職博士的錄取，有的出臺控制比例，有的甚至明確「不招收」或「原則上不招收」（詳見南方週末2015年7月9曰《官員讀博，越來越難》）。而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曾要求統計各高校在職人員攻讀博士人數。教育部官員還表示過，並不存在所謂的論文碩士和論文博士。

在趙凌遠看來，一個學者一輩子帶一兩個官員博士生足夠了，「畢竟有損學術聲譽”。對於那些有學生落馬的導師來說，這種不慎重的、趨利性的選擇，很可能成為終身的污點。

「還好，官員在位時，大家可能在酒桌上和他們的老師開開玩笑。但真要有學生出事了，肯定不會當面揭傷疤，」祝守正說，「但會在背後竊竊私語。」

（滑璿、孫茜茜、朱岱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