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鐘敲響7月1日零時的一瞬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高亢、嘹亮的國歌響徹整個會場，我含著熱淚，望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這是朱育誠回想起自己1997年現場觀摩香港回歸政權交接儀式時所發出的感慨。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朱育誠在香港工作長達十年之久，參與了香港回歸前的大量準備工作，並擔任香港回歸接收儀式及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和安全保衛小組副組長。民眾只見當年回歸之歡欣順利，卻不知這背後暗藏的激流湧動。值此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朱育誠小心打開塵封的記憶，向我們講述起那些鮮為人知，又令人心潮澎湃的回歸往事。

「盤馬彎弓故不發」

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朱育誠首先回顧了香港回歸前夕，中國與西方敵對勢力的整體鬥爭形勢。朱育誠坦言，從1984年底至1992年10月期間，中英兩國之間雖然有合作、也有鬥爭，但從總體上講還是合作起主導作用。然而在此之後，由於英國對華政策發生變化，香港的形勢也出現了曲折變化。

1990年底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反共反華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主要對象。它們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強大、穩定和發展，想方設法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香港回歸祖國更是首先要加以破壞的物件。其中，美國國會通過「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就是想從政治上插手香港事務。

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英國為了在1997年後繼續保持其在香港的宗主國地位，以撈取政治、經濟上的利益，在自己一百多年管治時期從來不給香港人民主的前提下，突然引入西方選舉政治，改變香港原有的政治體制，以對抗基本法中未來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他們以加快民主化的步伐為幌子，加快培植他們的親信，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打破香港不能成立政黨的限制，成立了『支聯會』、『民主黨』、『前線』、『四五行動』等反對派的政治性組織和團體，並允許海外的各種『民運』組織在香港存在，用這些政治勢力與中國政府對抗。他們還改變香港政府歷來『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大搞赤字財政，大量增加公務員的薪金，給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埋下各種隱患。」朱育誠舉例說，「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提出的『政改方案』，集中體現了他們的意圖，我們將它稱為『三違反一對抗』方案，即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之間在政改方面己經達成的協議與諒解，將中英關係推上了對抗的道路。」在朱育誠看來，這場回歸之前「沒有硝煙的鬥爭」實質仍然是國家主權的鬥爭。

在這場嚴峻的鬥爭面前，我方始終堅持以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為武器，切實做到「盤馬彎弓故不發」，立於不敗之地。一方面對英方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鬥爭，使其回到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軌道上來，保持香港社會穩定繁榮。另一方面，做好各種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依靠港人，面向港人，另起爐灶，對英方保持壓力，大力加強基層工作，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打擊彭定康及其在香港的極右勢力。

就是在這種十分複雜的形勢下，中央啟動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準備工作。朱育誠則在其中擔任香港回歸接收儀式及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和安全保衛小組副組長，並親歷了一系列幕後故事。

別出心裁的接機「Y計畫」

據前期測算，1997年入港出席政權交接儀式的人數將達到空前數字，共有700多人，分為中央代表團和中央觀禮團。為兩大團選擇合適的進港路線，成為安保小組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其中，按規定，中央觀禮團可以提前入港，時間不固定，他們的路線選擇相對簡單。可中央代表團確定要求於6月30日下午入港，時間固定，這樣一來就可能會受到安全、天氣、交通狀況等各種因素影響。

朱育誠介紹道，安保小組事先對中央代表團的入港路線和方式進行了認真詳細的考察，一共準備了「三種方案，四條路線」，即陸地乘汽車或火車，空中乘中國民航專機飛啟德機場，海上由蛇口碼頭到維多利亞港中環皇后碼頭。安保小組首先查閱了1997年前12年的氣象資料發現，香港在6月30日這天以往全部有降雨，並且大部分是暴雨。暴雨之後，部分入港必經路段積水可能達1米深，汽車無法通行；香港又多隧道涵洞，是火車必經之路，在暴雨衝擊下，涵洞可能坍塌，火車也無法保證順利通行；雷雨天氣下，飛機更是無法正常飛行。因此，水路有可能成為最有保證的選擇，只要沒有颱風，降雨並不會給行船帶來太大影響。如果選擇水路，就需要護衛艦。為此，朱育誠還特地到青島考察了護衛艦，以為當天的水路航行做好充分準備。

臨近7月1日，氣象部門預測的天氣條件比安保小組預想的要好。6月10日上午，經研究並與氣象部門溝通後，最終確定了兩個入港路徑：火車或飛機。下雨若有雷雨區就乘火車，由深圳羅湖到香港九龍紅磡車站；若天氣情況允許就乘飛機飛香港啟德機場。

6月30日下午，中央代表團正式入港。當天，朱育誠在安保小組負責協調和聯絡，留在香港。「中午時分，天仍在下雨，內地負責同志來電話，要我告知董建華，天空有雷雨區，氣象臺尚未最後答復是否會影響飛機飛行，選擇哪條路線尚未確定，估計下午1 點前後可以確定雷雨區是否能過去。」朱育誠仔細回憶道，「11點半，我緊急約見董建華。他得知消息後非常著急，因為按計劃中央代表團下午4點半出發，如果遲遲不能確定路線，安排迎接就會十分為難。見此情景，我答應下午1點半給董建華最後答復。因時間緊無法再次碰面，遂決定通過電話通知最後確定的路線，為此我們約定了暗號——如果電話裏說『不變』，那就是第一方案，乘飛機；如果說『變了』，那就是第二方案，乘火車。」當時鐘走過下午1點，內地負責同志給朱育誠打來電話，通知確定採用第一方案——乘飛機。朱育誠在通知董建華後，便給中資機構華潤公司谷永江董事長打電話，讓他派100人的隊伍前往機場列隊歡迎。同時，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也組織了100人的香港少年歡迎隊伍。

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分乘專機，第一架先起飛，第二架5分鐘後起飛。可是究竟哪架飛機先落、怎麼落、歡迎隊伍怎樣同時迎接，卻又成了一個問題。因為香港7月1日有兩場重大活動，須由國家主席接收國家主權，而組建特區政府又須由國務院總理監誓，因此兩位元國家領導人需要同時到港出席。在此情形下，朱育誠專門用兩架飛機模型預先演示出了當天機場歡迎儀式的「Y計畫」。

按朱育誠的演示，兩架飛機並行放置並不可行。因為一位領導人從飛機出來後，另一位領導人再出來，歡迎隊伍就接不上了。所以朱育誠當機立斷，兩架飛機只能成「Y」型停放，一位領導人從左邊出艙，另一位領導人從右邊出艙，兩人同時走下飛機，向「Y」字的結合點前進，這樣歡迎隊伍就能站在夾道兩側一齊迎接了。

最終，飛機著陸停下後，江澤民先出現，李鵬隨後出現，分別向中間匯合，走入兩邊有歡迎隊伍的夾道。夾道盡頭是等待的車隊，兩名領導人隨上隨走，直奔九龍半島的海逸酒店下榻。

不聽勸的英國人最終步入「風雨歸途」

中英雙方香港政權交接儀式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確定政權交接地點。朱育誠透露，當時可供選擇的交接地點有很多，包括香港島上的跑馬場、政府大球場、市政局大會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期和九龍半島上的紅磡體育館。

1995年8月至1996年5月間，在有關負責同志帶領下，朱育誠等一行人員對這些地點逐個進行了認真考察。朱育誠稱，選址主要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場地要滿足各方面需求；二是不要受其他方面干擾，包括氣象、交通、安保等因素。從當時條件下考察，首選地點是跑馬場和大球場，因為這兩處場地面積大、容納人數多，但四周都是高樓，安全保衛工作量太大，單行線設置也使交通疏導工作困難。紅磡體育館各方面條件都比較理想，但可惜不在香港島上。市政局大會堂歷來是香港總督來港離港的活動場所，緊鄰中環皇后碼頭，英方撤離也方便，但最多只能容納1,200人。香港會展中心一期各方面條件不錯，但能容納的人數也有限。

「正在我們猶豫不定、左右為難的時候，傳來香港會展中心二期正在填海建造中的消息，據說有較大的展廳。」於是，朱育誠一行人立即找到建造會展中心的老闆鄭裕彤先生，向他諮詢會展中心二期的建設方案和基建進度。當得知會展中心二期工程可以在1997年5月份完工，屆時有兩個大廳都可以容納5,000人左右時，選址團隊多次進入工地現場進行考察，大家都感到這是最理想的政權交接場地，可以在會展中心二期五樓綜合大廳舉行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會展中心二期的七樓大廳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就職儀式。

向上級彙報確定場地後，關於交接地點剩下的工作就是督促會展中心二期工程儘快完工。據朱育誠描述，會展中心二期房頂乃曲面金屬板結構，製作工藝複雜，需由英國設計、馬來西亞製造、再運輸至香港，每一塊金屬板都由計算器編碼拼接，一塊板子出了問題都不行。1997年6月中旬，香港下著雨，朱育誠等人前去現場檢查時，發現主席臺上的天花板還在漏雨。為了不耽誤政權交接時使用，臨時改用纖維板塗防漏劑代替頂棚的部分金屬板，這才解決了漏雨問題，回歸典禮結束後又再進行了撤換。

與此同時，英國方面也在進行選址考察。英方通過中英聯絡小組向中方建議，在中環添馬艦填海的地方搭台進行政權交接，但中方沒有同意。對此，朱育誠的解釋是：「因為我們曾多次徵詢香港氣象部門，得知此前十幾年間的6月底、7月初香港多暴雨，1997年之前的幾年甚至有大暴雨。如果在外搭台舉行儀式，一下暴雨，台下的人將無處躲雨。」

經反復交涉，英方最終同意在會展中心二期舉行政權交接儀式，可他們卻還是堅持把添馬艦作為自己舉行告別儀式的地點。事實證明，1997年6月30日傍晚在英方進行告別香港儀式時，風雨交加，雷電轟鳴，香港以這種方式「送走」了在港進行155年殖民管治的大英帝國。

「保證上臺的人一個不能少」

為了確保參加回歸慶典中央代表團的絕對安全，確保中英政權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儀式的順利進行，同時確保在此期間香港社會的穩定，籌委會安保小組正式成立。

朱育誠稱，安保小組早在成立初期就認真探討了慶典活動可能遇到的問題，並確定了安保工作的方針——「港方負責、充分協商、密切合作、確保安全」，即由安保小組牢牢掌握安保工作的主導權，將安保工作的具體任務交由香港警方負責。

安保小組主要由朱育誠出面，同香港警方負責人直接會晤。經過兩年多的準備工作，安保小組制定了有關安全、保衛工作的多項具體方案和應對突發事件的預案，有的還組織了實地演練，並對組織架構和人員組成進行了調整充實。縱使有一百種預案，也可能會出現第一百零一種情況。時至今日回想起那些鮮為人知的突發狀況時，朱育誠仍如同當時那般沉著冷靜。

范徐麗泰曾經笑問過朱育誠，「董先生說，你有關於我的一個故事……」為了確保香港順利過渡，中央決定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這就引來一些人欲搞破壞。朱育誠向范徐麗泰解釋道，「其實故事很簡單。當時我們收到一個情報，有人想在香港回歸前讓參加臨時立法會宣誓的人『掛點彩』上臺，他們想製造一場難堪的局面。所以我們悄悄派人專門保護要參加宣誓的人員，包括您。」可是實際上故事並不簡單，這背後牽扯著一群人的努力。在收到情報後，朱育誠緊急聯絡董建華，通知當晚凡是上臺宣誓就職的人員，一個一個都要保護好。於是，董建華就把所有人員集中在亞太大廈。

「我們既要保證中英政權交接、特區政府順利成立，還要保證上臺的人一個不能傷，更不能少，絕不能有任何一個人貼張膏藥上去。」朱育誠說。

為了確保回歸當晚所有活動的精准進行，一切事例都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全部提前演練過。甚至為了減少分秒誤差，需先由電腦反推活動時間，再由人員進行現場模擬。如此百密是否難逃一疏呢？

「在轉場的時候，我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稱會展中心七樓有定時炸彈。」朱育誠是當晚交接現場的副總指揮，負責安保和後勤工作。接到電話後，朱育誠並不驚慌，他首先向大家解釋道，「會場我們已經檢查多遍了，而且我們新華社員工在活動前三天，日夜守候在會展中心的五樓和七樓。這個電話肯定是恐嚇電話！」朱育誠隨後又安撫大家情緒，「這個時候要相信自己！我們日日夜夜做的工作就是為了這一天、這一時刻，一定要相信自己！」

當天，會展中心內歡慶著香港回歸和特區政府的成立；而會展中心外則集聚了一批反共、反華勢力，這些人拼了命地想往會場裏沖。負責現場指揮的時任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李明逵早已做好準備，把整個會展中心用澳大利亞進口的水馬連接起來，水馬一通入海水就立即豎起成為一堵橡皮牆，人推也推不動、上也上不去。正是這些水馬牆，成功阻擋了反對派的「入侵」。 朱育誠還記得，當時會場外的聲音很大，所以專門播放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來對抗嘈雜聲。

朱育誠一直強調，「當時香港警隊的很多警官確實是忠於自己祖國的，我們也相信大部分香港人是愛國愛港的，直到現在也是。這是一份基本信任！」之所以持有這樣一份信任，正是源于朱育誠在負責回歸安保工作時，真切感受到的香港警方在祖國大義面前的不懼危難與同心同德。

（魏東升、馮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