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香港激進本土主義抬頭，從非法「占中」到旺角暴亂，極端分離勢力不斷煽動街頭暴力抗爭，製造對立對抗，甚至出現了「港獨」。這一切給香港的社會氣氛、市民心理和香港外部形象帶來一定影響。但它畢竟是局部的、少數人的極端行為。香港愛國愛港的社會主流價值和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沒有變。

有人認為，「香港的問題是經濟問題，是貧富懸殊的問題，是兩極分化的問題，是房地產價格太高的問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執行主席陳啟宗則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既有內部的政治問題，還有外部勢力的影響問題。

香港回歸20年，為何仍然有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年輕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未來的路到底該怎麼走？

認同挑戰：促人心回歸

長期以來，香港經濟的水準領先於內地，香港居民總體的收入水準領先于內地的居民。在國家改革開放前的30年，香港是我們唯一的連接外國世界，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橋樑和通道，是我們引進外資的重要的來源地。

中國光大集團（香港）高級研究員周八駿指出，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讓香港居民有了三種觀念。一種認為香港在經濟水準上和居民的收入水準上領先內地，因此有一種優越感；其次，就是覺得香港的制度領先於內地，有一種制度的優越感；第三個覺得香港人的觀念也領先於內地。可是隨著內地居民通過自由行的方式大量湧入香港，使香港彈丸之地的生活空間顯得尤其緊張，特別是公共地鐵等設施，讓香港的居民感到有些壓力。再加上內地有些居民到香港生產小孩、購買奶粉、購買物業、購買高檔的消費品，不僅對香港人的心理產生了影響，也對香港人實際的需求產生了影響。以至於港媒感歎：「廣東道再也聽不到廣東話。」在尖沙咀海港城排隊的、川流不息的都是操著普通話，或者內地各省市方言的人。

「香港和內地的意識形態差距是歷史形成的，一個半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他們接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是西方英國人的價值觀塑造了一個香港。」周八駿說，在回歸20周年的時候，我們對兩地經濟融合一體化的前景要抱有堅定信心，因為這不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扭轉的歷史性的大趨勢。它是香港的生命所在，是香港的前途所在，也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主偉大復興所需要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兩地經濟一體化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兩地意識形態的差異需要磨合，發生碰撞，這個矛盾也就越來越突出。」

從1989年開始就在海外宣講香港事務的陳啟宗認為，香港人的事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出不了什麼亂子。「香港的事不是那麼的嚴重，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中國繼續往好的方向走，平穩過渡了，香港的繼續繁榮不是問題。」在陳啟宗看來，在香港、上海兩個「引擎」的發動之下，他相信中國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與陳啟宗一共出席「一國兩制」的實踐與滬港合作前景暨香港回歸2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新民党主席葉劉淑儀也提到了香港人的信心問題。她認為：「現在應該給香港人希望和信心。要提醒香港人，要是自我邊緣化是死路一條。」

葉劉淑儀早在1980年代便以居留權專家的身份出席了草擬《基本法》的工作。香港回歸以後又參加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有關居留權、特區護照的專家小組，協助落實《基本法》的條款。作為特區政府第一屆的主要官員，葉劉淑儀指出，過去20年，《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實是碰到一些挑戰的。她講述了三個風波——

第一，當然就是2003年我處理的為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這個維護國家安全的條例草案是非常寬鬆的。但是當時的時機不好，碰上了「非典」，還碰到了經濟衰退，香港出現了負資產的種種問題，民間的怨氣很高，還有一個政黨到關鍵的時刻不願意支持政府，所以這個立法不能成功。一直耽擱了十多年，可見在香港推行維護國家安全是多麼困難。

最近我留意到張德江委員長在澳門的發言，提醒我們澳門已經完成二十三條立法，而且他很詳細地展示了中央跟特區的關係。重申了中央和香港的關係是授權和被授權的關係，中央政府對行政區有法律備案的審查權，行政長官的任命權，以及我們高度自治的範圍。很可惜，香港仍然有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受到了誤導，還是把高度自治誤解為完全自治或者是真正的自治。去年彭定康在香港大學見學生，他也對學生講了沒有什麼是真正自治、完全自治，真正自治、完全自治不就是搞港獨嗎？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他講沒有人罵他，要是我們講，香港的媒體就鋪天蓋地地來討伐我們。

第二就是2012年推動國民教育的問題，當時我們的教育局想加一個學科：國民教育。正好當時我們在推行新高中學制，再加上選舉，有些政黨煽風點火，激發了十多萬人上街，包圍政府總部，政府只好把這個學科撤回。又是一個挫折。

為什麼香港特別是年輕人，沒有一個國民身份的認同？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因為自從2012年推動新高中學制的前後，香港的中學、高中要學4個必修科目，中文、英語、數學和通識科目。因為四個必修科目，就沒有人願意念特別吃力、特別複雜的上下五千年中國歷史了。香港的人文教育非常地淺薄，有些考生能夠把蘇軾寫成蘇車式。我覺得要是一個人不瞭解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不欣賞自己文化遺留下來的東西，是很難有國民身份認同的。香港文化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親西方的政治力量手裏。由於學生是受這種教育，很容易產生抗拒回歸，受本土主義思想影響，很容易走上港獨的道路。

最使人震驚的，還是去年竟然有議員在立法會這麼莊重的場所，用侮辱我們國家同胞、踐踏我們國家尊嚴的語言來宣誓（注：香港「青年新政」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恒和遊蕙禎宣誓時展示「HongKongisnotChina（香港不是中國）」標語，並在宣誓時以粗口取代部分字眼，將China（中國）讀成當年日軍侵華時所用的辱華字眼「支那」）。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對《基本法》104條進行主動釋法，未「莊重」宣讀就職誓言的人不應該被安排再次宣誓，宣揚「港獨」的人不僅沒有參選及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而且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

回歸前後中央政府、人大常委就向《基本法》做了5次釋法，其實並不算多。我覺得釋法的內容字眼其實也是比較克制的。當時香港仍有不少人，特別是法律界不願意接受釋法，其實不願意接受釋法，就是不願意接受國家在香港行使管制權。

這是三個比較明顯的例子。香港的政治問題是什麼？政治問題主要就是作為一個殖民地，過去一百多年來，香港深受西方的制度、價值觀、文化的影響，由此孕育出了一套粵語為本的文化。去年5月張德江委員長來香港講話，「本土主義沒有問題，月是故鄉明，我們每個人都愛我們的故鄉，沒問題。但是愛本土變得一種港獨的思想，就問題很大了，就影響我們國家跟特區的關係，也影響了相互的互信。」所以我覺得下一任的政府，政治上有幾個很重要的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促進人心的回歸，向廣大的社會解釋，用香港人可以接受的語言去加大、加強解釋《基本法》，鼓勵香港人正確、全面地瞭解《基本法》，特別是我們在國家憲制上的關係。還有要做大量的年輕人的工作。要告訴他們，要是我們固步自封，採取一種孤島主義，要跟內地區隔，又不願意走出去，只是緊守我們小小700萬人的市場，我們就沒有發展的空間。

選舉挑戰：贏得港人「一國兩制」信心

對香港來說，2014年9月26日晚是「黑暗的前夜」，香港學界罷課集會演變成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在美國華爾街「佔領運動」和臺灣「太陽花學運」的「示範作用」下，「佔領中環」行動終於付諸實施了。直到2014年12月15日，香港警方清理了位於銅鑼灣的最後一個「佔領區」為止，持續79天的「佔領」鬧劇才宣告結束。

香港社會的裂痕、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在對峙中一點點蔓延。合法遊行示威及反對派常規對抗，演變為暴力激進行為與本土分離主義。曾經作為整個中國對外開放視窗的香港，陷入了「只從香港看香港」的困局，整個城市內耗不斷。

統計顯示，訪港旅客繼2015年下跌2.5%後，2016年下跌4.5%。2016年上半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金額為1440億港元，按年計下跌13.6%。受訪港旅客人次下跌影響，零售業銷貨額繼2015年下跌3.7%後，2016年再下跌8.1%。

令香港市民更為心痛的是，最應該維護法治這一核心價值的法律學者，卻帶頭破壞香港法律，沖到對抗警方的前線。法治的基石被一點點蠶食。被裹挾在「占中」運動當中的學生們呢？除了黃之鋒等少數得到美國保證能去留學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在激情過後還是得拖著疲憊的身體，思考工作和住房問題。

3月27日，香港警方預約逮捕了9名2014年「占中」的組織者和積極分子，其中包括被稱為「占中三子」的戴耀廷（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陳健民（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和朱耀明（牧師）。目前，警方正式落案起訴的罪名是「公眾妨擾」，最高可被判入獄7年。

通過對旺角暴亂分子、「辱華議員」以及「占中黑手」的處理，香港的法治內核開始逐漸恢復。《亞洲週刊》「港獨勢力大退潮」封面文章寫道，僅僅一年多前氣勢上升到最高峰的「港獨」力量，如今出現大退潮的局面;在旺角暴亂中鼓吹「以武抗暴」的政治路線，曇花一現，無法可持續發展，消失在民意的海洋中。

但對整個香港社會而言，香港政治生態還是自「占中」之後發生急劇變化——由民主運動變成了民粹運動轉而又變成了一種新型的非政黨的市民政治。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碩士課程講師袁彌昌提醒，目前在西方崛起的民粹主義、政黨動員力的減弱以及市民的認知程度提升等新氣象，在未來的香港也可能會出現。

「‘占中’的最深遠的影響就是嚴重動搖了政黨在本港政治中的領導地位。致使政黨處處受到被動，每每被無黨派人士比下去。直到特首選舉也毫無恢復的跡象。另一方面‘占中’大大加深了公眾的認識與瞭解，其效果是削弱了原本政黨為市民提供的政治提示的功能，令市民對政黨的追隨度降低，削弱了政黨的影響力。引來市民反感的民粹運動，經過了溫和化、更主流化之後，最後沉澱成一種新型的市民政治，這種新型政治衍生出一批新類型的市民或者是選民。他們具有高度的政治認知程度，卻不屬於任何政黨。西方學者叫他們叫做非政黨市民。跟我們一向所認識的沉默的大多數不一樣，他們並不是不關心政治和只具備低政治認識度的市民，而是年輕，受過高等教育的後物質主義者。現在世界上不少先進工業社會的非政黨市民已經追上了不關心政治的市民的數目，並且有後來居上之勢。現在美國增長最快的選民集團，也正是認為自己不屬民主、共和兩党的人士。這些發展跡象顯示香港政治也很可能正邁向這種非政黨市民化。」

未來政治將如何避免逐步由日漸增加的他們所主導？這些非政黨市民所追求的政治，這可不是一般或者一種建制派可以滿足得了的。而更令人擔心的是目前建制派對議會和主要傳統媒體的掌控相對弱化。這種新型市民和數碼政治的冒起，恰恰是建制派和傳統媒體所無法應付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智庫「正思香港」研究主任陳少波也指出，新媒體在結社和文宣方面是一個重要的挑戰。香港人最普及的社交媒體是Facebook。Facebook在政治動員上面，有天然的優勢。在過去的幾屆選舉裏面，都可以看到，它在結社層面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在「占中」失敗之後，反對派成立了30個Facebook專業群組，對應的都是相關的界別的群組。通過在某個界別裏面，設置Facebook的形式，共同關注一些議題，關注組對年輕人的動員有很大的觸動作用，許多人成為年輕的首投族，他們被鼓勵按照反對派的方案投票，推動反對派支持的候選人當選。「我們要看未來10年裏面不斷有新的選民加入，選民整個結構發生變化，在選舉的投票傾向上面就會出現重大的一些調整。」

陳少波和袁彌昌一致認為，建制派在選舉廣告、選舉文宣、選舉口號、選舉策略方面遠遠沒有達到專業的程度。文宣層面還停留在傳統的手法上面，面對重大的議題沒有推動設置議題能力，建制派如果不積極轉型和革新的話，很可能在連續選舉年裏面臨重大變數。

不過香港政治也出現了一些比較樂觀的發展。經過國家釋法之後，激進派和港獨分子已經被邊緣化了，暫時看不出有復蘇的跡象。同時港人逐漸認識到「一國兩制」才是對他們、對香港最大的保障。所以頗為意外的，經歷了動盪不安的2014年到現在，確保「一國兩制」反而成為了社會最大的共識和最大的公共約束。因此，袁彌昌建議，在激進勢力與港獨已受控的前提之下，中央在確保管治權一事上，當務之急是儘快重新贏得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這樣才是確保中央對港的管治權最重要的關鍵，也是保持香港穩定的不二法門。」

階層挑戰：安居樂業

一個健康的社會，能給年輕人提供安居、樂業、結婚、生子的機會，但是在今日香港，樓價和供樓負擔都創了新高。從2001-2013年的12年間，香港人的工資增幅為2.5%，但是樓價升幅卻是工資的50倍左右，同時物價和租金也升幅驚人。

2016年特首梁振英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香港市民是否已「安居樂業」，梁振英坦言「未得(還沒有)」，現時排隊等上公屋的人仍然太多，等待時間太長。以前申請公屋都是收入比較低，教育程度不高的。現在大學生沒有畢業，已經開始登記申請公屋了。因為他拿到公屋，可以少奮鬥10年。要公屋不要事業——這些赤裸裸的大實話，曾經令香港社會震驚。

不少有識之士指出，其實香港現在就業情況是很樂觀的，失業率3.2%，近乎全民就業了。個人月薪中位數1.62萬，比1997年時高很多。問題是整個香港在製造業北遷之後，轉向服務業。而服務業中更多的為金融服務業，吸納的多為高端海歸人才，香港本地人進入金融服務業的人數反而不高。研究顯示，20年間香港大學生勞動人口增加近70萬，而2013年約有13萬大學生從事的是毋須大學學歷的工作，大學生的起薪比較低，44%是在1.5萬元以下的收入。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中位數在2013年只有10860元。如果把大學生以5年分為一代，則第一代大學生畢業當年只需花23.6%月薪便可在新界購買430尺單位的一尺，第二代大學生亦只需花33.5%月薪即可；但是第六代大學生更是要花61.8%月薪才可購買新界430尺單位的一尺，尺價占其收入比例翻了數倍。大學生置業能力嚴重下滑。與此同時，由於租金高企，創業環境也不夠理想，工作機會沒有內地多元化，機會也遠沒有內地那麼多。產業空心化、產業結構兩極化進一步使得年輕人缺少向上流動的機會。

無工作、無產業、無前途的「三無青年」因為看不到希望，往往容易成為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陳少波認為解決的出路，要跳出香港看香港。一個是「一帶一路」走出去，另外一個融進來。在大灣區解決香港人的就業、置業問題。

「我們對香港未來30年要製造一個願景，要用希望帶領香港轉型。過去香港是西方進入中國的門戶，做的是洋仲介。未來30年在中國推動的全球化裏面，香港要調整自己的角色，要成為中國的仲介，帶領中國的企業、產品走向世界。」

香港專欄作家屈穎妍在專欄文章中寫道：

以前的社會，沒有理所當然的福利，貧苦大眾得到的，叫做救濟。一般人就算艱苦一點，也寧願靠自己努力。這樣一個社會，造就了許多白手興家的巨賈富豪。當時香港什麼都沒有，只有機會。今天呢？香港好像甚麼都有，唯欠機會。為什麼當一個社會越來越富裕，機會卻好像越來越少？年輕一輩接受的教育越來越多，為什麼他們出路好像越來越窄？其實香港失去的，不是機會，而是那些願意去努力把機會創造出來的人。

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書店最暢銷的書通常是成功者傳記，李嘉誠如何拿著幾蚊來港最後變成巨富、李寧如何由體操王子轉戰商場建立中國最大運動品牌……那年代的年輕人都喜歡聽奮鬥故事，找模仿目標，當年也特別多男孩叫做「家誠」。近年再逛書局，人物傳記已成冷門，社會不再歌頌先賢故事，年輕人也沒興趣聽上一輩的掙扎史，即使聽完也會說：「依家冇呢支歌仔唱……」（以前的好事已經不復存在）

這天，聽體操王子李寧的演講，他說到今天的機會：「現在流行線上直播，有個年輕人看到這點，忽然靈機一動，拿著手機在海外店鋪做直播，介紹這種那種新產品，並接受即時訂購。看直播的人看中什麼，落了訂，他就幫你即時買下貨品……沒想到，這種創意，令這個年輕人第一個月就做了一百萬生意。」

所以，這年頭真的沒機會嗎？如果，你只放眼香港這彈丸之地，機會真的不多。但如果你把視野拉遠拉闊，今日的機會比我們不知多幾百倍，過去，絲綢之路只存在於歷史書，今日，絲路盛世就在眼前。

（陳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