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7月1日上午在香港簽署，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簽署儀式。大灣區建設，有利於深化內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對港澳參與國家發展戰略，提升競爭力，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面積達5.65萬平方公里，人口總量超過6600萬人，2016年「9城2區」GDP總和達9.35萬億元，是全球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灣區經濟帶。推進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需要規劃先行的意識，也有變革性的創新思維。

近日，本刊就大灣區建設的規劃及各方融合等問題專訪了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楊道匡博士。

突破地域局限

N：對標世界著名灣區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 這些特殊性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策略又是如何聯繫起來的呢？

Y：粵港澳大灣區有兩大特殊性，其一是一國兩制，不同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社會制度）不同、政府的公共行政體系不一樣，這是國內乃至世界其他任何灣區經濟帶都不存在的；其二是不同關稅區，這個最重要，香港澳門是自由港，擁有三大自由貿易區的廣東省不是，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存在口岸。

2003年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合作的安排》（CEPA）的時候就提出要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稅、服務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但是至今，通關便利性仍沒有達成，從而直接影響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加之粵港澳三地貨幣也不同，所以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必須在一國兩制和不同關稅區這兩個前置條件下進行創新，沒有任一方能同北京或者上海一樣，理所當然地成為渤海灣或長三角的中心。因此，三方必須聯動起來，推動多元融合，同時這個過程必須是各方共同參與、資源有效整合、政策推動、機制保障的創新性變革過程。

2003年國家商務部在解說CEPA時，就明確提出《安排》的關鍵字就是「更緊密」，但是十多年過去了，現實與目標之間仍有明顯距離，頂層設計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必須與落地實施的可行性相關聯。從2008年的《珠江三角洲規劃改革綱要》，到2010年、2011年分別簽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再後來的國家十三五規劃以及2016年3月國務院出臺的《泛珠合作》，都是為了推動更緊密、全方位的融合，而且在2003年就明確提出，「更緊密」就是要解決和消除政府層面的障礙。

今天來看，「更緊密」與消除政策層面的障礙這兩大目標均沒有完全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跨越不同制度、不同關稅區和邊境線，影響因數多而繁雜，必須國務院牽頭協調，才有可能突破地域性和局部矛盾的障礙。粵港、粵澳之間都有合作聯繫會議及合作框架協定，但粵港澳三方沒有形成統一的合作機制，要進行大灣區建設，就必須形成三方的合作聯繫，同時我們需要一套日常化的聯合監督機制，專門、專業、常規化的全程跟蹤回饋粵港澳大灣區合作項目的推進，確保政策落到實處。

N：融合，歸根到底是人的融合、人心的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多元融合又將如何實現與三方民眾的聯繫呢？

Y：採取多元融合的方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基本達成共識，早在十多年前，這一概念就被提出用於解決香港、澳門和內地的經貿合作問題，在政策構想上不屬於新鮮辭彙，但今天我們談粵港澳大灣區的多元融合，其根本落腳點是要實現人的融合，如何把普通大眾與國家戰略構想聯繫到一起，如何讓粵港澳居民在灣區建設中有參與感，都是現實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創新，具體來說，一是合作機制的創新，二是合作方式的創新，三是管理模式的創新。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粵澳合作產業園、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就是粵澳創新合作成果的具體體現，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借鑒這些經驗在更大範圍內實現融合。港珠澳大橋在建造過程中實行分段建設，由粵港澳三方派員共同組成大橋管理局，將來營運工具很可能也是由三方合組公司提供，這就為融合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

從這一點拓展出去，共組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在其他產業，比如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公共事業一樣行得通。由粵港澳三方各自按照不同形式出資對淡水供應、醫療、教育、環保、網路通信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各大產業進行合組共建、共同管理、持股運營，既是實現資源共同配置，促進多元融合的切入點，同時還是直接連通三方民眾最切實際的執行突破口。

粵澳合作迎來新的機遇期

N：「一帶一路」倡議開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新篇章，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升級版，澳門和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站點，樞紐地位愈發凸顯，這一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否為粵澳合作帶來新的機遇？

Y：400多年前，澳門就是對外貿易的一個重點節點，探究其形成原因，廣州黃埔港功不可沒，明代外國商人均從珠江口進入黃埔港，而當代官府既希望依靠對外貿易的繁盛增加稅收收入，但又不希望外國商人長期滯留在廣州，因此決定把澳門作為黃埔港的外港。這對於當時的澳門來說是歷史機遇，但澳門對這一機遇的把握離不開背後的依託—廣州，由這種依賴衍生出的關係總和構成區域貿易的表徵。

400多年過去了，一帶一路格局下，國家賦予澳門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即「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臺」的定位，而這就要求澳門必須和廣東周邊城市合作，豐富旅遊資料，彌補澳門休閒空間不足的短板。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從更大範圍、更高層次對區域合作進行變革創新和融合升級，粵澳合作被納入到這一大的框架體系內，其活力和潛力被進一步激發，進一步推動中葡、中拉合作，吸引國際高端人才。

粵澳合作有著先天的優質土壤，一帶一路是戰略契機，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粵澳合作提供更多可能的空間和創造的動力。

N：今年是南沙自貿區掛牌兩周年，這一個時間節點能引發我們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哪些思考？

Y：看南沙的發展，我們需要考慮以下兩個角度。第一，南沙與廣州的關係，南沙承載著多重角色，和政府給出的定位一致，我也傾向于將南沙作為廣州的「城市副中心」來建設。

廣州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其城建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商品交易的萌芽與發展是促成這座城市形成、擴展的原生動力，不同於「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廣州先有市，後有城，順應商貿聚集擴展而成，因此到今天來看，其老城區功能區劃分不夠清晰，商業區和居民區密度較高屬於「歷史遺留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突破點就在南沙。南沙規劃建成面積達803平方公里，其充足的地理空間為廣州老城區的置換解決了後顧之憂，而中心城區又正好是南沙的依託所在，新區老城間的良性依賴成為彼此間融合發展的關鍵。找准粵港澳大灣區多元融合的切入點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二，從廣東省三大自貿區的橫向比較來看，前海和橫琴兩大自貿區面積之和僅約南沙的1/20，因此不管從資源儲備還是發展潛力來講，南沙都值得被期待。正因如此，發展規劃的重要性就進一步凸顯，南沙地處珠三角幾何中心，天然深水港水深可達負17米，具備將來作為一個大港區的自然條件，明確發展目標，制定清晰可行的規劃是南沙發展的基石，有了這麼一個基礎之後，再逐步展開，「從容建設」。

（李佳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