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戈巴契夫忙於尋求聯盟條約的折中方案，葉利欽組建新一屆的俄聯邦政府之時，在俄羅斯媒體和俄聯邦最高蘇維埃卻開始掀起了一場更加強大的反共運動。在沒有給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共產黨的活動就被停止了。儘管許多宣傳共產主義的報紙仍在發行，其中包括《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和《公開性》，但這些報紙對新的權力機關都表現得極為循規蹈矩。1991年9月5日，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將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召集在一起，向他們正式宣佈了關於解散蘇共中央機關和所有黨組織機構的決定，他說此舉是「考慮到現實情況」。大約17萬各級黨組織機構的工作人員因此失去了工作，他們需要就業方面的幫助。為了找到新的工作或者辦理退休手續，他們必須獲得一些必要的材料。為此，建立了由瓦連京•庫普佐夫領導的清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古比雪夫大街和老廣場分配到了幾處辦公地點，並將在1991年11月10日之前結束相關工作。早在8月25日，葉利欽已下令將蘇共的所有建築物和資財劃歸俄聯邦國有財產，但是這個命令從法律角度來說還存在漏洞，因為蘇共只是被暫時停止了活動，而並未被完全取締。最終解決蘇共的財產問題，還需要通過各級法院的審理來決定。此外，蘇共的資產總額非常巨大，根據俄聯邦檢察院的統計資料，截至1991年8月1日，蘇共的財產包括4228棟行政辦公大樓、180多個社會政治活動中心、16所社會政治研究院、41所學校、134座賓館、145個汽車場、840座汽車庫、23座療養院和休養所，還有幾千棟郊外的別墅，而蘇共在國內各大銀行的帳戶上還有50多億盧布和大約1.5億美元的存款。俄羅斯聯邦檢察院證明，出自作者本人的檔案資料。這其中還不包括蘇共所屬的醫院和診所，因為在蘇共所屬的其他大部分建築和設施被查封之後，這些醫院和診所仍在繼續對外開放。正是蘇共的財產問題引發了新一輪的反共運動浪潮。一些報紙撰文指出，蘇共除了這些已知的資金外，還存在龐大的非法財政機構網路和所謂的「小金庫」，這其中藏匿著多達幾百億的盧布、巨額外匯、大量黃金和鑽石等，所有這些財產都事先被隱藏在蘇聯境內或是國外。
跳出來公然反對蘇共的作家都是些無名之輩。莫斯科的諷刺作家亞歷山大•伊萬諾夫就曾要求葉利欽揭發那些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有好感的人，並堅決將他們從國家機關中趕走，應該像智利的皮諾切特那樣對共產黨員斬草除根。他認為，選拔國家公務人員的主要標準應是具有反共思想。年青一代的反共作家代表列昂尼德•紹羅霍夫曾歇斯底里地叫囂：「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們』和『他們』。『我們』是正常的人，是勞動人民；而『他們』則是共產黨員，是寄生蟲。沒有任何一個公民會熱愛這樣的當權者，俄羅斯的當權者被人民所憎惡是他們應得的下場。成千上萬的人把共產黨看成是最兇惡的敵人，是比希特勒還壞的奴役者。那些列寧們，史達林們，布哈林們，托洛茨基們，佩爾謝們和勃列日涅夫們，他們不是以民族而分的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或者是拉脫維亞人，而都是反民族的共產黨人，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是俄羅斯的民族智慧，俄羅斯的民族自覺和俄羅斯的道德精神……他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異教徒，他們是蘇維埃垃圾！」（《文學報》1991年9月4日）
許多學者也不甘示弱，一些人不久前還是積極的蘇###員，這其中包括「眼部顯微外科」綜合科研中心的創立者，也是該中心主任的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奧多羅夫，他是1957年入黨的老黨員，也曾是蘇聯人民代表。《莫斯科新聞》1991年9月29日第39期，第3頁。他認為：「從1917年開始，在俄羅斯就建立了一個邪惡帝國，而列寧則是這個帝國的精神化身，列寧的頭像被到處擺放、懸掛、繪畫、印壓和雕塑。國內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該宗教規範了人際關係的三個基本準則：對上級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對同級憎惡猜忌；對下級命令施壓。只有做到這三點才可以苟延殘喘地活著……人們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們不斷前來瞻仰，並發誓永遠遵循他的反人類訓誡……同時成立了許多進行崇拜領袖儀式的機構，被稱為區黨委，各個城市還有市黨委。人們放棄了勞動與休息，終日被迫為領袖及其學說祈禱，這就是所謂的『開會』。」《星火》1991年第37期，第4頁。這位蘇聯最著名的眼科學家，曾使成千上萬的人重獲光明，而他自己卻承認，他是在「8月事件」的短短三天時間裏看到了光明，也看透了一切。
許多蘇共黨員也公然宣佈與蘇共決裂，當時曾出現了公開燒毀黨證的嚴重事件。在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國收藏家曾收購這些黨證，其價格從一開始的每張100美元跌到後來的10美元。
許多人呼籲對蘇共進行類似於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但沒有得逞。最後，所有新當選的俄羅斯領導人其實不久前都還是積極的蘇共黨員，他們大都是從黨政機關、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或者是從各級黨報中走上仕途的。最後人們決定以舉行議會聽證會的方式來取代法庭審判，聽證會的目的在《告俄聯邦總統書》中已有明確表述，即「採取措施防止蘇共和俄共在俄境內組織強制修改俄憲法、挑起社會和民族糾紛的活動」1991年10月26日《俄羅斯報》。。
議會聽證會於10月22日（星期二）在「白宮」舉行，聽證會由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謝爾蓋•菲拉托夫主持。在聽證會上第一個做發言的是俄聯邦總檢察長瓦連京‧斯捷潘科夫，然後是俄司法部長尼古拉•費奧多羅夫，接下來安德列•科濟列夫、尤裏‧阿法納西耶夫、尤裏‧卡裏亞金、尼古拉‧特拉夫金、格列布•亞庫寧也相繼發言控訴蘇共的罪行，這些人中除了亞庫寧以外，其他人不久前還都是積極的蘇共黨員。代表蘇共出席聽證會的只有瓦連京•庫普佐夫，他被允許在會上發言，但總共只給10分鐘的時間。
許多與會者打算延長聽證會的時間。《消息報》曾寫道：「顯然，在俄議會舉行的聽證會將是一個漫長而繁瑣的過程。因為誰都沒有舉行類似會議的經驗，所以阿法納西耶夫、特拉夫金和波諾馬廖夫強調應研究法律依據和清晰界定聽證會最終目標的必要性。」1991年10月24日《消息報》。
然而，此次活動的組織者並不希望讓聽證會進行得漫長而煩瑣，聽證會持續了三天之後便宣告結束，會議通過以取締蘇共政黨資格為主要內容的告葉利欽書。俄聯邦總統沒有拖延，他於11月6日，即「十月革命」勝利74周年前夕簽署了《關於蘇共和俄共活動的命令》，該命令中指出：「……事實上正是蘇共的領導層毀滅了這個國家，他們將蘇共當成是私人的工具，這些人應為蘇聯人民被逼入歷史的絕路而負責，應為我們國家的分崩離析負責。蘇共的活動帶有明顯的反人民性和反憲法性，並在各民族中挑起宗教的、社會的、民族的糾紛，是對國際社會所承認的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侵犯。今年8月19～21日發生的違反憲法的叛亂是蘇共領導層支持的……顯而易見，只要還存在著蘇共這一組織，那麼類似的叛亂和動盪就無法避免……鑒於俄共並沒有按照規定程式進行登記，而蘇共的登記工作則是在此前由它直接領導的蘇聯國家機關完成的，而且是在嚴重違法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對於俄聯邦來說並不具有審判前決定的性質，因此依照俄聯邦憲法第7條和第121條第4款的規定，我命令：
（1）、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聯邦境內的一切活動，解散其一切組織機構；（2）、俄聯邦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對俄聯邦公民加入蘇共和俄共的事實不予追究；（3）、蘇共和俄共在俄聯邦境內的所有資產歸為國有財產。」（1991年11月9日《俄羅斯報》）
這個命令實質上是對此前所有行動的總結和確認，整個社會對此表現得非常平靜，許多人甚至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成千上萬的蘇共黨員很快就轉向了新制度的一方，法院的審理工作並不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我就更不用列舉那些前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常委們了，他們在俄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中繼續擔任著高層領導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的職務。《蘇維埃俄羅斯報》刊登了一些俄共中央書記的聲明，其中寫道：「我們有必要做如下說明，俄共中央和俄共黨員雖然認為此前公佈的關於暫停本黨活動和沒收其財產的命令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他們還是執行了命令中的要求，並未採取激化危機的行動，更沒有為新的反人民的叛亂創造條件……幾千萬人的命運都與蘇共息息相關，他們都是正直的勞動者、精通業務的專家，以及科學、藝術和教育領域的傑出人才和祖國的保衛者。我們認為，蓄意消滅蘇共是對民主思想的沉重打擊，是對公民權利與自由的侵犯。該命令的出臺不僅使剛剛在國內出現的真正民主思想的產生進程受到威脅，而且使公民社會的形成受到威脅。」（1991年11月10日《蘇維埃俄羅斯報》）
11月22日的《真理報》刊登了六位著名法學家聯合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從蘇聯和俄聯邦的憲法以及法律的角度評論了葉利欽所簽署的命令，這些法學家指出這個命令中有多處法律漏洞，並聲稱該命令在政治上是無效的。
三家主要的共產黨報紙在8月末經過短期停刊後，於1991年秋又恢復了發行。但是原來所有的各州和各地區的黨報要麼就停辦了，要麼就是改變了其原有的社會政治觀點，這些報紙編輯部的工作人員也是如此。《共產黨員》曾是蘇共主要的理論性雜誌，後改名為《自由思想》，變成了很受歡迎的雜誌；《黨的生活》雜誌更名為《實業生活》；《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消息報》變成了《消息報》，並且成為俄羅斯最積極###、反蘇維埃的刊物之一。許多常見的共青團刊物大都沒有改變原來的名字。《莫斯科真理報》、《公社》、《新星》，還有《工人道路報》、《旗幟報》等刊物雖然沒有更名，但成為宣傳###和反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在此，我不想再評論這些出版物的名稱或是內容上的改變，因為它們改變的動機各不相同。1990年底，烏克蘭決定發行一份黨的雜誌《陣地》，其宗旨是不僅要與反共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作鬥爭，而且計畫制定一條新的、非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路線。該雜誌主編曾請求我書面回答他提出的28個問題，我只舉出其中的前三個問題，就可見其本質。
（1）羅伊‧亞歷山德羅維奇本書作者的名字及父稱。——譯者注，目前我們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充滿了危機。治病首先要確定其病因，尋找疾病的根源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一些人正在試圖證明「十月革命」是產生危機的根源，另一些人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就是罪魁禍首。您如何看待造成蘇聯目前這種狀況的原因？
（2）您在自己的書中曾寫過許多關於列寧和他在蘇聯歷史中所起的作用。過去列寧的形象出現在民間木版畫上，並被稱為「善良的列寧爺爺」，而現在卻走了另一個極端，目前一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極力將其描繪成嗜血成性的暴君。您是否有意寫本新書，客觀地反映列寧的一生？
（3）不久前您還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而現在您卻成了蘇共中央委員；過去曾經反對過您的人現在卻站在與共產黨對立的陣營中。您不覺得這種現象很奇怪嗎？
我花費了很長時間來回答這次書面採訪，直到1991年6月中旬我才將材料寄給了編輯部。但是到了秋天我收到的並不是載有我文章的雜誌，而是主編寄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您好，羅伊•亞曆山德羅維奇！我們從哈爾科夫向您表示問候，並通知您一個悲慘的消息——我們的雜誌《陣地》今後將不復存在了。與其他許多出版物一樣，它也成了『8月事件』的犧牲品。雜誌社的財產被沒收，儘管我們一再解釋說雜誌及其員工沒有任何過錯，也沒有任何企圖，但於事無補，現在剩下的只有雜誌曾經的讀者對《陣地》留下的美好記憶了……最後還要告訴您，我們不得不接受了出版一本全新雜誌的建議，這樣才使雜誌社的骨幹得以保存下來，新雜誌稱為《股票業》，就像您理解的那樣，它與《陣地》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
出版界的反共宣傳在1992～1993年期間一直在持續進行，但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變化，激情被事實所取代，儘管其中許多事例都是從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抽取出來的。事情是這樣的：在沒收蘇共財產的過程中，黨和國家的重要檔案資料，其中包括最為機密的材料都落入了蘇共的反對派手中。結果這些檔案和資料開始陸續曝光，使得史達林時期、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執政時期，甚至蘇維埃政權早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都大白於天下，這其中包括「紅色」恐怖行動，它被認為是針對「白色」恐怖暴行採取的反擊行動，還包括許多不正確的迫害活動，其目的是為了消滅那些現有的和潛在的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敵人。過去在白俄（指「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俄羅斯人）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刊物中曾有過對這些事件的描寫，但蘇聯的報刊和歷史學家都對此予以否認，聲稱這是那些反蘇維埃言論的「推測」和「誣衊」，而現在這些文件證明了這是事實。如果蘇維埃政權早期所有的壞事都是以國內戰爭為背景而描述的，那麼現在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國內戰爭產生及其久拖不決的原因。這種狀況不僅徹底改變了反共宣傳的性質，而且改變了其宣傳的方式，我對此不再做深入的評論。後來，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組建了一個新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左派政黨，這個黨就是「勞動人民社會黨」，1991年10月召開了該黨的成立大會。我們黨在1992～1993年間的工作卓有成效，還參加了俄共的重建工作並幫助該黨舉行了重建大會。但是，我們已不再是俄共的盟友或夥伴了。
（羅伊‧麥德維傑夫／文 王曉玉、姚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