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紐約安然辭世。他是民國傑出前外交官，經歷了民國幾乎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身為弱國的外交人員，他在挫折中盡力挽回國家尊嚴；身為一名遠離政治風暴的技術官員，他相容並蓄，被不同政權青眼有加。

當代著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顧維鈞只能算是近代以來最傑出的「半個」外交家。正是這特殊的「半個」外交家，在民國政壇上幾乎始終屹立不倒，時間長達半個世紀。

巴黎和會拒簽條約

顧維鈞於1888年1月出生在上海。1904年，16歲的他離開中國赴美留學。1912年，顧維鈞接受北洋政府邀請回國任職。顧維鈞人生的巔峰，無疑是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凡爾賽條約》。

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並攻佔了德國在中國的堡壘青島，此後還進一步控制了青島至濟南的鐵路。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並要求中日雙方在秘密外交的狀態下達成條約。袁世凱要求陸征祥組成談判團，顧維鈞也在其中。顧維鈞向袁世凱和陸征祥建議，保守秘密的允諾是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做出；中國沒有義務遵守，要讓美國聽到中國的聲音。意見被採納後，顧維鈞受命尚歐美洩露「二十一條」。

面對中國採取的拖延戰術，日本給出48小時最後通牒。顧維鈞再次獻策，建議政府發表聲明，說明中國被迫簽約的事實。當天顧維鈞已發燒38.5度，他抱病口述聲明。最終，中國讓日本的計畫未能全部得逞。

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有利於弱小國家的14點原則，中國也躊躇滿志地迎接一戰後重新劃分世界秩序的巴黎和會，希望分得豐碩的果實，脫下積貧積弱的緊身衣。

1918年，中國代表團提前到巴藜準備和會。誰料，巴黎和會在組織方面規定，參戰國按三類標準確定出席席位。由於中國宣戰較晚、國力單薄，被歸為第三類國家，僅占兩個席位。作為組織方的法國外交部顯然把中國當成來得最晚卻要拿走大蛋糕的人。

1919年1月27日，中國代表團被邀出席為解決中日山東問題而召開的會議，並在會上闡述自己的立場。顧維鈞充當發言人，用半個小時脫稿闡述中國政府收回山東的決心。發言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向顧維鈞表示祝賀。

4月22日，威爾遜等西方政要會見中國代表團。威爾遜表示，由於法、英、意和日本之間早有協定，所以在和會上將支持日本對山東的訴求。威爾遜稱自己只能提出折中辦法，即日本將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但將租借地歸還給中國，一盆冷水澆涼了中國人的訴求。臨近《凡爾賽條約》簽約前夕，中國各界代表每天都前往代表團駐地，要求代表團保證不予簽字。

6月28日，條約簽訂當天，陸徵祥請示北京政府，希望總統和總理下達不予簽字的命令，但當局電稱是否簽字由陸征祥全權決定。代表團最終決定拒絕簽字。

中蘇談判時曾受炸彈威脅

1919年至1920年，蘇俄方面兩次主動宣佈廢除沙俄與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政府從中國攫取的領土。

然而，1923年，蘇俄大使加拉罕來到中國會見顧維鈞，絕口不提1919年發佈的友好宣言，表示因邊界條約不在舊約之中，遠東領土不能歸還。加拉罕還指責中國政府未對蘇俄1919年的宣言積極回應，而實際上，蘇俄在那一年陷人內戰之中，尚未站穩腳跟，宣言沒有任何契約性質。蘇俄美好的宣言不過是戰略性空頭支票。

加拉罕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並繼承沙俄在外蒙和中東鐵路的利益。顧維鈞發現，協議雖然廢除沙俄同中國簽署的一切條約，但不涉及蘇俄同外蒙簽署的條約，而那些年蘇俄在外蒙小動作不斷。他要求蘇聯先履行宣言才能建交，蘇俄不肯無條件放棄舊約內容，堅持必須談判新約以取代舊約，談判陷人僵局。

在談判期間，有一天顧維鈞參加午宴返家，發現書房中放置著一個圓柱體，上面貼著「敬贈中國外交總長」字樣的紙條，另有字樣標注該物為秦朝白金古印。顧維鈞發覺該物附有玻璃管，認定其非吉物，便告誡管家小心搬運，將其輕輕扔進湖中。管家將物體帶出後不久，爆炸聲傳來，管家和一名僕人已經倒在血泊，’ 當中。事後，秘書告訴顧維鈞，前一天晚上，兩名年輕人將炸彈做成包裹送到府上，並稱這是價值連城的古董。警方查明，如果炸彈繼續放在桌子上，20分鐘後就將爆炸。兩名北大學生被抓，他們承認在.他人唆使下訂購、製作這顆炸彈，但拒絕交代幕後黑手。顧維鈞懷疑此事和中俄談判有關，但本著不願意擴大影響的目的，勸說魯官釋放了兩名學生。1924年5月，中俄終於奠定外交關係，雙方達成妥協，先議定解決懸案大綱，原則上蘇俄放棄特權，建交後再開始正式談判。

兩度成為戰犯

1946年7月，顧維鈞成為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求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援助國民政府。與此同時，由於對蔣介石政府不滿，美國宣佈中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軍事援助。

為了國民黨能重新獲得美國的援助，顧維鈞一度四處活動奔走。然而，他的使命並未達成。美援遲遲不到，國民政府已經土崩瓦解。

1948年12月，內戰勝負的迷霧已經散去，中共公佈了第一批國民黨戰犯名單，顧維鈞名列第22位，甚至排在宋美齡之前。但中共對於顧維鈞還是多有敬意，1971年臺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中國代表團來到紐約後，受毛澤東委託，特意向寓居紐約的顧維鈞致以問候並敬獻禮品，邀請他適當時候訪問北京。顧維鈞在紐約病逝時，鄧穎超也委託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轉達了’對他的哀悼。在這不是顧維鈞第一次被通緝但又被通緝方表達敬意。1928年，北伐軍攻佔北京，南京政府遂於7月9日發佈通緝令，一批北洋政府的軍政要員被通緝，顧維鈞名列其中。原因.是顧維鈞在北洋政府後期多次在內閣中出任要職。

為了躲避這場政治風波，顧維鈞離開中國赴歐洲旅行。他雖離開祖國，但依然關注著當時中國東北與蘇聯邊境地區的關係。以他的觀察和外交觀點，托人轉告當時主政東北的張學良，請他謹慎處理東北的對蘇關系。不久，顧維鈞在張學良的邀請下回國，為張學良提供外交諮詢。

南京政府對顧維鈞的外交才能也十分器重，頻頻傳遞橄欖枝。顧維鈞對此一直敬而遠之，因為他還是一名被南京政府通緝之人。直到蔣介石派人告訴他，通緝他是一個誤會。顧維鈞於1931年10月赴南京，出任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秘書長。專門負責對日外交的諮詢。

（楊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