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的戰略決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香港被劃為中國戰區。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時，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麥克亞瑟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北緯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大陸除東北外（東北歸蘇軍受降）的所有地區，香港屬廣州受降區。但當時國民黨軍主力都在大後方，被安排參加廣州受降區的第二集團軍的四個軍都在廣西及粵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張發奎司令才乘飛機到達廣州，參加了16日在中山紀念堂舉行的受降儀式。

8月1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演講，指出蔣介石要下山來摘桃子，要與我們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提出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反對國民黨篡奪抗戰勝利果實。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遊擊隊在香港、九龍、新界地區開展了城市與農村相結合的抗日遊擊戰爭，佔領了九龍、新界的部分區域。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八路軍延安總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續發出了7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裝，並准備收復部分大中城市及進兵東北。

在接到延安總部8月10日24時的命令後，東江縱隊於8月11日8時40分發出了《緊急命令》。14日，廣東區黨委又發出了《對目前時局的緊急指示》。據此，廣東各抗日武裝為收復被佔國土，收繳日偽軍武器及物資，迅速開展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

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軍隊迅速光復了大陸各淪陷區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收復了各大城市租界，並在中國本土和越南舉行了日本受降儀式。

由於收復租界，光復被佔國土，國民黨撈取了頗大的政治資本。當時，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在西南等大後方，它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急於發動內戰，並妄圖消滅共產黨，因而無力分兵它顧；此外，鑒於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雅爾塔會議上簽署了關於蘇聯對日作戰條件及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等原因，這就使國民黨在收復香港和澳門的問題上，出現了舉棋不定的局面。即使如此，國民黨仍加緊與英國爭奪香港的步伐，尋機收復香港。

英國為保持在亞洲和中國的利益，不願輕易放棄香港，他們早在1942年就由麥道高組織了一個重佔香港的研究小組。由於抗日戰爭勝利時英軍兵力遠在歐洲，於是隻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艦，在緬甸運載了300名官兵，於1945年8月下旬在港島登陸。英國人既懼怕國民黨收復香港，也不願意中共在香港繼續擴大勢力，同時對美國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復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務的野心十分不滿，它苦於要在這三方中權衡利弊。

面對這一局面，如何保衛中國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為中國共產黨急需解決的一大課題。

當時，黨中央獲悉國民黨和英國都力爭收復香港，而中國共產黨在華南尚無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這樣的大城市。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初步形成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設想。為此，中央就我黨在香港工作問題向廣東區黨委發出了一系列指示，並要求派出代表與港英當局舉行談判。

中央分析指出：收復香港是英國的既定目標，但它將面臨與國共兩黨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它必須有所取捨。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但是隻要我們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長期打算，長期利用。因此，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民黨、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於抗戰期間在香港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同意共產黨在港合法地位，大力開展共產黨在港公開工作局面，促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中央同意港九獨立大隊撤回內地，以便於我們與港英當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

與港督代表初次交鋒

在與港督代表的初次談判中，我主要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立場，指出：香港、九龍、新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英國是靠發動侵略戰爭及當時腐敗的中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而攫取的，我們總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鑒於目前局勢和種種原因，我們暫時同意英國重佔香港，但必須保護中國人民在港利益。

為使談判向有利於我方的既定目標轉換，我將話題轉到了抗戰內容。

首先，我提到雙方的一次失敗合作。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我們曾派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及夏衍、喬冠華與港督楊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及澳大利亞籍英國記者貝特蘭舉行了秘密會談，商議共同保衛香港事宜。由於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輕信日本特使在華盛頓的遊說，以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與我方合作的良機。

其次，我概述了秘密大營救。香港淪陷後，我們在營救中國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的同時，積極營救了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可惜的是，當時被關在集中營中的香港員警總監依雲士目光短淺，以為戰爭很快結束，擔心越獄有危險，下令不准任何人參加我們組織的越獄行動，致使大多數人不敢出逃。接著我又指出，僅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香港淪陷後的一年中，我們就營救了英國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有港府和匯豐銀行的高級職員、軍官、義勇軍及其他各類人員。在此一年中，我們僅為營救英國人和印度人就耗費了5萬餘元港幣。我同時指責港英當局不守信譽，原來曾答應我們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營救費用外，另給2000元港幣獎勵金，但至今都未兌現。以後，我們與英軍服務團合作，英方才提供了1000元港幣慰勞金和3萬元國幣，但這只是杯水車薪，這些款項還不夠其工作人員的生活費開支。在秘密大營救工作中，我們的人員出生入死來往於港九與東江遊擊區之間，有的人還為此獻出了生命。

再次，我提到了軍事情報合作。我指出，在香港淪陷期間，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我們利用自己200餘人的情報網與盟軍開展了情報工作，向他們提供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情報，為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東江縱隊的上述工作，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及英軍服務團最高負責人賴特上校都曾給以高度評價，並多次誠摯地向我們表示感謝。

最後，我又略述了港九抗日遊擊戰。我特別提醒他們注意，當日軍進攻香港後，港督楊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領導的遊擊隊卻在港九地區開展了抗日遊擊戰爭。我們炸機場，斷橋梁，襲艦艇，打日寇，除漢奸，攪得敵人不得安寧，並解放了港九大部農村和海島。

隨即，我讓黃作梅出具了事先准備好的有關材料，其中包括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合作的報告、東江縱隊營救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的統計材料等。我同時還要英方代表注意：中國也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中共的董必武等人現在正以中國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美國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我正告英方談判代表：歷史証明，在中國的領土上，合作，對雙方有利，不合作，最終吃虧的還是你們。

港督代表聽了我的這一番議論後，態度變得明顯和緩，他對我所談及的各項事實均表贊同。

確立中共在港合法地位

有了上述的交鋒後，我們即轉入了談判的實質性內容，這就是中共在港地位及中國人民在港利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們應通過談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允許我黨以半公開形式在港從事各項活動，即不論是秘密和公開活動均不以共產黨名義出現，我們的活動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

為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我們曾在本世紀20年代發動過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沉重打擊了港英統治當局。但在此後的二十幾年中，共產黨在香港的幾乎所有活動均屬非法性質。在抗日戰爭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堅持了港九地區的抗日鬥爭，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現在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香港佔有一席之地。

為此，我在以後的談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條件：1.承認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工作機構；2.允許我方人員在港九居住、往來、從業自由及募捐；3.同意我在港出版日報及刊物；4.同意並幫助我方在港設立秘密電台；5.在我武裝撤出後，英方應保護我非武裝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6.我在大鵬灣的海面部隊，因要保護商旅安全，應准予延緩撤出時間；8.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裝自己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權利；8.組織戰後救濟會，賑濟災民；9.非經我方同意，英軍不得進入我控制地區等。

港督代表當時從心裡很不想接受上述條件，但礙於當時的歷史狀況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終還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體細節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至此，我們與港英當局談判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我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諾，中共今後不在港九地區從事非法活動，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將在近期內全部撤出。

這次會談後，由廣東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饒彰風，以港九獨立大隊大隊長和大隊政委的名義起草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佈該部將在一周內全部撤出香港地區，並油印成傳單於9月28日在港九各地散發。

當時香港治安紊亂，百廢待舉，駐港英軍兵力嚴重不足，而港英當局又不敢請國民黨軍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以恐引狼入室。港英當局為了維持香港的社會秩序，從戰亂中恢復和發展經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我們的力量。鑒於東江縱隊駐港部隊在廣大群眾中有良好的聲譽，港督代表提出請求，希望港九獨立大隊暫緩撤出，幫助維持社會治安，組織港九民眾建立自衛武裝和籌建員警後備力量等。

10月間，廣東區黨委將這些談判的結果陸續電報中央，告知：對我方提出的條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並對我數年來堅持鬥爭之精神及成績，深表欽佩感謝」。隨後，中央批准了華南黨組織在港活動方案。

1945年9月，東江縱隊300餘名傷病員分別住進大埔康樂村等數間英軍醫院。根據談判協議，我方傷病員在醫院治療期間的一切費用及人身安全均由英軍負責。10月，國民黨新一軍到香港時曾想劫走這批傷病員，被英軍以應「遵守紅十字會精神」而加以阻止。以後在軍調談判期間，國民黨又想來「接收」這些傷病員，均未得逞。

當國民黨在廣州接受日軍投降後，廣大民眾和社會輿論強烈要求收復港澳，廣東省參議會還發表了收復港澳宣言。10月下旬，國民黨在廣州地區受降主官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派參謀處處長李漢沖為代表、上校參議駱來添為譯員到香港，與菲士廷陸軍司令舉行談判，以圖尋求機會收復香港。但他們達成的協議，內容僅為過路香港的國民黨軍隊應遵守的規則等。

全面開展中共在港半公開工作

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和談判決定，廣東區黨委於1945年9月起陸續派出大批幹部進入香港，並劃分為秘密和半公開兩大工作系統，分別由區黨委委員梁廣、黃康及連貫、饒彰風負責。

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廣東區黨委和東江縱隊領導機關分別遷入香港。6月，設立了半公開工作機構中共港粵工作委員會，由廣東區黨委書記尹林平兼書記。我黨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開展了統戰、文化、宣傳、財經、外事、僑運、情報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稱華南分局），方方為書記，尹林平為副書記，香港成為華南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

1945年11月13日，廣東區黨委機關報《正報》在香港創刊；同年年底，建立了新華南通訊社。

1946年9月1日，我們創辦的香港勞工子弟學校開學，該校得到了香港政府勞工司、教育司及社會的廣泛支持；以後這間學校不斷發展，並延續至今。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區舉辦了二十幾期各種類型的學習班，為華南和西南地區培訓了省、地、縣級幹部數百人。在此期間，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將許多期學習班轉移到香港舉辦，劉曉、方方、劉長勝、錢瑛、許滌新等領導親自授課。

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內地的許多重大起義，也是在香港策動和完成的。在此期間，我們還發動滯留在港的原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資委會、招商局、九龍關等25個經濟機構起義，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以後，我們接收了這些機構的大量資產，其中絕大部分員工也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骨幹人才。

1948年12月11日上午，我到香港工委副書記連貫家開會（此時連貫已到河北省西柏坡向中央匯報工作），正好碰上港英政治部的員警來搜查，他們將我當嫌疑犯逮捕。我被捕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指示香港工委外事委書記喬冠華向港英當局提出抗議，黨組織還派人向香港基督教會督何明華及港大校長交涉。當審問我的港英員警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後，立即向我「賠禮」「道歉」，責怪我為何不早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隨即，他們拿出牛奶和麵包請我吃。13日，他們「禮送」我出獄。這次港英當局的行動，實際上是想獲取我們輸送民主人士的証據和有關資料，打擊我們在香港開展的新政協運動，破壞我們輸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但他們沒有達到目的。

（譚天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