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曾這樣描繪北京老城牆的改造：「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文化館或小型圖書館、博物館、茶點鋪；護城河可引進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梁陳方案」：行政中心西移

新中國成立初期，當北京城的城牆、城樓、牌樓都完整存在的時候，建築學家梁思成竭力主張：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他遇到知音——曾留學英國的著名建築家陳占祥。1950年，兩人聯手提出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將自己的觀點變成了具體的規劃，也就是後來北京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

該方案建議，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長安街就像是一根扁擔，挑起北京新舊二城，新城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舊城則是古代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梁思成還提出保護北京舊城，不要發展工業，把北京建設成美國華盛頓式的風景優美、寧靜和諧的政治文化中心：公主墳到月壇之間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內外城牆和護城河改造為環城立體公園，保護文物遺址，突出古都風貌。

他還主張把火車站建在永定門外，這樣出了站就可以感受北京南起永定門、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軸線。

梁思成說：「北京市的發展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一定要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城市的風格。」

蘇聯專家方案：天安門廣場為行政中心

梁陳提出方案前後，在兩個突出問題上遇到了對立面。一是有關行政中心的確立。1949年，在聶榮績主持的城市規劃會議上，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提出一份《關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畫的問題的報告》。該報告提出，要以天安門廣場為行政中心。

蘇聯專家們還作了一份詳細報告，對巴蘭尼克夫的計畫進行了論證，強調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城內的經濟性問題，「在舊城內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設和技術的設備」「但在‘新市區’是要新建這些設備的」。

蘇聯專家支持行政中心設在舊城的另一個理由是借鑒莫斯科的經驗，「當討論改建莫斯科問題時，也曾有人建議不改建而在旁邊建築新首都，蘇共中央全體大會拒絕了這個建議，我們有成效的實行了改建莫斯科。」

報告還對梁思成主張的建設西郊新市區的設想予以反駁，指出這是「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

「華南圭方案北京舊城不必全保

在關於完整保留北京的問題上，「梁陳方案」同樣遭到反對。很多人認為完整保留北京太過保守，該保留的保留，不該保留的就應摒棄。

留法回國、我國工程學先驅的華南圭是反對者之一，他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對待遺產應區別精華與糟粕，如（故宮）三大殿和頤和園等是精華應該保存，而磚土堆成的城牆則不能與頤和園同日而語。」

1949年，華南圭提出了《北京新都市計畫第一期計劃大綱》，在示意圖中可見北京城是個密集的網狀結構：

原有的建築與格局被改變，城牆被拆除修築環路，市區內除故宮、天壇、地壇、天安門廣場等少數地點外，其餘均被道路橫平豎直地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塊。梁思成將之批評為「純交通觀點」。

使「梁陳方案」完全陷人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調工程師朱兆雪、趙冬日提出的《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他們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區域設在舊城的計畫。

該方案中說：「北京舊城是我國千年保存下來的財富與藝術的寶藏，它具有無比雄壯美麗的規模與近代文明設施，具備了適合人民民主共和國首都條件的基礎，自應用以建設首都的中心，這是合理而又經濟的打算。」

建立新城和保護舊城的成本都太高，朱趙與蘇聯專家一樣，同樣認為經濟原因是「梁陳方案」不可行的重要理由。

毛澤東定調第一規劃最終確定

如果說蘇聯專家、華南圭等人反對「梁陳方案」是純粹的學術爭論，那麼還有一些反對的觀點則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一些人批評梁陳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與「一邊倒」政策「背道而馳」；更有嚴重的指稱他們設計的新行政中心「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

爭論一直持續到1953年。當年6月，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聘請蘇聯專家指導工作，在黨內研究北京的規劃問題。11月，規劃小組提出了《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其中明確指出行政中心區域設在舊城中心區，而且要在北京首先考慮發展工業的計畫。

據彭真的秘書馬句的回憶錄記載，《要點》是在毛澤東表態後才確定下來的。

當蘇聯專家提出那份「以天安門廣場為行政中心」的規劃意見時，聶榮臻見到後非常高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說：照此方針。於是，以舊城為基礎進行擴建的規劃方針就此確立。

曾引發城牆拆保爭論

方案之爭還產生了一個嚴重後果，當行政中心在舊城的原則確立後，代表了北京作為舊朝都城標誌的明清城牆的存廢問題也並始凸顯。一時間，拆和保的各種理由紛紛四起。但是爭論歸爭論，外城牆在上世紀50年代被徹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鐵，內城牆開始被連根挖除。

其實早在在城市規劃初期，梁思成與華南圭就有著城牆存廢的不同觀點。到了1953年，城市規劃方案勺下了行政中心在舊城的原則之後，華南圭之子，法國留學歸來的華攬洪和陳占祥都參與到了最終規劃草案的擬定中，這次城牆又成為兩位各自方案的爭論焦點。

在華攬洪的甲方案中，對舊城的原有格局作了較多的改變。華攬洪認為城牆可以拆除一半，而在陳占祥的乙方案中，完全保持了舊城棋盤式道路格局，城牆要全部保留。他們就城牆發生爭論，但就在他們爭論之時，絕大部分人主張拆掉城牆，而且拆除城牆的行動已然開始。最終，他們兩個的甲乙方案都未得到採納。

長安街遭拆改梁思成痛哭失聲

天安門外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因為妨礙「幾十萬人民群眾的隊伍在這裏接受毛主席檢閱」，於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開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樓，梁思成與主拆派據理力爭，在會場上痛哭失聲。毛澤東聞此斥責：「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梁思成在1957年說：「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於文物建築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他在1960年代作出這樣的預言：「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它還沒有長大，所以它還不會得心臟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病。它現在只會得些孩子得的傷風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

他確實是非常強硬，儘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場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

逝世前，他在病榻上對陳占祥先生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