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紮根於人民，是國家重要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的力量反映在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上，往往就表現為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乃至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權，這些要素決定了一個國家在整體的力量強弱。經濟基礎的穩定在維護國家力量的鬥爭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與反映國家力量的上層建築休戚與共，維護國家力量的鬥爭由始至終且曠日持久地存在著，而在今天，伴隨著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全球金融體系的更進蔓延，亦沒有一個國家不對經濟建設和金融穩定給予高度的重視，然而只有正確思想指導和最為充分準備的國家，才能夠最終決定這場爭取國家力量更進發展的貨幣戰爭的結局。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取得領先世界的大國主導地位和具有支配性的國際政治影響力是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這是基於當前乃至未來五至十年的世界局勢所決定的通往勝利的唯一途徑。誠然，中國這個世界人口大國在經濟上取得了看起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中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有這種經濟地位甚至直接影響那些超級帝國對全球事務的干涉——經濟力量的穩定維繫不僅是對中國本身的福祉，更廣泛意義上也是對世界和平來說至關重要。當然這一力量自身天然所具有的波動性和週期性決定了僅僅仰賴於發展經濟力量去維繫一個國家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地位是難以持久永恆的，正如或許在經濟增長時期，由於以債務和信貸為主導的貨幣體系尚能維繫其金融的穩定，資本泡沫在國家經濟中佔據特殊的一席之地並非難事（或者說在政府看來它是一個關乎政治性的貨幣政策問題），但是隨著經濟衰退的出現，數以萬億計的資本被蒸發，這種資本泡沫的特殊地位便會隨之消退。也就是說，這種貨幣政策所引發的資本主義市場週期必然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經濟增長和經濟衰退，並且，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無可避免的經濟衰退及其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都會嚴重破壞世界的穩定。
實際上，由資本主義推動的資本全球化會迅速導致經濟全球性的紊亂，更為重要的是：比起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破壞性衝擊，以及一個日趨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板塊所引發的災難性衝突來說，一場業已到來的新工業革命及其所帶來的對於生產關係乃至社會結構的變革將擁有比其他任何一次經濟危機更大地影響世界的未來。因此，中國如何在這一新的世界格局政治力量的變革中取得優勢乃至支配地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明確的是，一個作為“追趕者”的中國不占首要地位的原因在於缺乏強有力的思想指導、革命性的創新科技力量（關乎文明進程的方向問題）、作為支配和主導國際事務並制定那些參與者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的重要經驗，以及保障一個繁榮、安全、公平以及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世界所必需具備的政治統籌和軍事捍衛力量。
一、即將到來的債務危機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更為巨大且覆蓋面積不規則的資本泡沫從資本主義的西方一直延伸到作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混合的中國，推動：銀行表外業務（擔保承諾、代理投融資服務、仲介服務和其他類）的擴張；萬億規模的國企債轉股和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AMC）交叉實施債轉股以及海外投資基金的獨立介入；影子銀行融資管道（信託公司、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AMC等）的規模擴大；超過萬億規模的房地產公司債券發行；對外資進一步開放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衍生品業務、在金融業、製造業、採礦業、服務業等領域更大地開放外資准入，以及支援外資企業在中國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和債券市場融資；央行逆回購（RR）、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常設借貸便利（SLF）、短期流動性調節（SLO）、抵押支持證券（MBS）、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等新型貨幣工具的超量使用；允許地方政府自行發債；推動國企（包括軍工、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領域）的大範圍混改，加快資產證券化進程；諸此等等，為債務信貸和風險金融模式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據2017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資料顯示，中國2016年國民生產總值（GDP）初步估算為74.41萬億元，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38.42萬億元，占GDP的51.6％；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分別為6.36萬億元和29.62萬億元，占GDP的8.6％和39.8％。據財政部相關資訊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有關資料顯示，2016年中央財政債務餘額為12.01萬億元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務15.32萬億，共計27.33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36.72％；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232.25萬億元，負債總額214.82萬億元，占資產總額的92.49％；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140.42萬億元，各項貸款餘額106.6萬億元，占存款餘額的75.91％；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2.19萬億元，關注類貸款餘額5.28萬億元，逾期貸款3.24萬億元；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餘額253.52萬億元（含託管資產表外部分），表外資產規模相當於表內總資產規模的109.16％。此外，據穆迪2017年5月8日發佈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影子銀行信貸規模達到64.5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86.68％。
看一下這些資料就會知道，債務和信貸主要地推動著中國的經濟增長，或者說控制了債務和信貸資本就幾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我們經濟力量，並使得工業和農業經濟逐漸成為了我們經濟力量比較次要的地位——這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力量維繫極為脆弱且並不穩定的世界格局下是極其危險的。或者說誠然“資本主義的那些最發展形式，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的工業上層，卻還極少觸及農業”，但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並有意謀求地區或全球影響力的大國而言，在經濟上放任所有這些可能在戰略上引發政治爭端的重要物資（糧食、土地、工業、核能、礦產、運輸、港口、通訊、資訊等），都是極其危險的。
中國可能陷入嚴重困難的債務危險和經濟衰退，其結果亦可能蔓延性地引發其他領域的動盪，並向那些上層建築傳遞更深層面的政治性風險。原因是：
（一）一個並不成熟且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制度政策保護之下的中國市場經濟正加速併入和擴大由美國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範疇（對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來說，幸運的是一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其政治體制無法同他的經濟力量成為一個整體，這種國家整體力量上的割裂如果不能很好的解決，就很難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主導地位形成戰略或利益的挑戰）。
（二）一個自由主義經濟的開放市場將不再被某一個國家單獨主宰。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拒絕向西方靠近，而成為一個以強有力的先進實體經濟力量支撐的政治強國，並削弱同資本主義世界具有天然優勢的經濟角逐，或是同美國的主要對手結盟，那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優勢地位將得到極大的削弱。出於對這種情況的顧慮，美國需要一個更高超的政治和經濟手段誘使這一國家按照美國戰略家深思熟慮的審慎意願，將一個社會主義的對手納入到自己的遊戲規則和優勢領域中去，並且在這一問題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願意聯合起來的。
（三）中國的製造力量被世界公認有很大的經濟影響，但是受工業基礎的條件制約，其深度有限。新技術領域的跨越性發展意味著中國大部的經濟影響是可以被替代的，而不需要對市場進行直接的控制，並且由於新技術革命的範圍擴大，即使中國這樣一個經濟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製造大國，亦難以長期持久地保有對世界經濟的決定性影響。
（四）同過去相比，由於對資本主義經濟依存度的大幅提高，中國經濟力量的直接使用往往會受到更大的限制，這大幅降低了其作為政策工具和戰略手段的效用，並且這種力量會隨著國內外市場相互依存度的單方面改變而不那麼有效。從更深層次的經濟含義來看，高度的全球化經濟依存意味著只有一個選擇：即更深程度地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而失去對於經濟主權的防衛屏障，而英國始終堅持保有英鎊的貨幣主權地位而非融入歐元區以及其後的正式脫離歐盟也正是基於這一點。
（五）隨著債務和信貸資本成為取得市場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基礎，債務和信貸問題的危險也從局部區域擴大到全部的經濟範疇。儘管對於中國來說，國家政策層面正涉及有目的地將債務信貸投向實體經濟，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並開始審慎對待那些能夠引起系統性和政治性雙重風險的地方債務，以維護國家利益的穩固。但是，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對一個更活躍的債務信貸資本僅僅是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它既沒有能力改變本身的經濟狀況，也沒有辦法去推動一個缺乏活力的實體經濟——當全球經濟同樣陷入這種經濟泥淖的時候。並且在貨幣金融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經濟競賽上，必須特別注意對系統性風險的備防和國家區域情勢的政治評估，以防止那些聯合起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可能在未來崛起的一個潛在對手的徹底遏制。
（六）中國在發揮其經濟影響的同時顯然還沒有深刻意識到政治和地緣因素仍然是長期影響國際事務的關鍵要素（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或者說歷史和地理層面對一些國家的外交政策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同周邊鄰國的關係乃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單位，儘管戰後世界格局的七十多年當中，各國已大大限制了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對武力的使用，但無論是領土衝突還是局部戰爭仍然是影響和改變一個國家經濟情勢乃至政治狀況的重要因素。由於歷史性的緣故，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為衡量或決定一個國家戰略空間和核心力量的重要基準，一些國家仍然意圖通過以實現領土擴張的方式改變其國際地位和國家戰略縱深的發展空間（包括土地、礦產、港口、運輸、工業、人力等），甚至轉嫁其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和國內矛盾。更糟糕的是，由於亞洲政治核心力量的缺乏和經濟活力正在更加普遍地下降，那些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優勢正逐漸疲耗殆盡，加上亞洲地區地緣政治板塊的脆弱性，以及潛在衝突和戰爭威脅所帶來的不安全感，這些情況都將為視亞洲事務為其核心利益的美國提供特殊機會，以維護太平洋安全的名義介入干涉。
二、全球政治格局面臨失序
一連串複雜的新形勢正給整個國際秩序帶來嚴峻的挑戰，這不僅來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部危機，而且全球政治格局的日趨崩壞早在十年前即已開始出現。2007年的美國次債危機使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出現了力量上的短暫真空，不僅美國和整個歐洲經濟情況都虛弱不堪，一些國家陷入混亂，美元國際貨幣體系支配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從而促使一些新的經濟關係和貨幣框架開始成型。毋庸置疑，作為目前看來仍是第一和唯一世界超級帝國的美國依舊是地緣政治的主要棋手，且在全球事務中佔據首要地位，但從長遠看，世界版圖的力量角逐已經開始排除一個由單一佔據支配地位大國的持久存在——也就是說，出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被孕育創造。
如果我們願意矚目於世界的話，就會發現：
（一）歐洲已不再是一個樂觀的前景，相反，他很大可能將成為世界上最為脆弱的地緣板塊之一。一個大歐洲的概念是建立在把歐洲看成是一個具有相同的文明來源、歷史進程，以及大體相近的價值觀和宗教性的基礎上，可以說歐盟和歐元區貨幣體系的建立促進了這種相同意願的共同承擔，或者說是歐洲債務危機同樣提供了歐盟國家以實現相互團結的機會。然而，與一個大歐洲傾向相反的是，歐洲經濟陷入了持久的低波動性，並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政府債務的增加並沒有行之有效地保持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誠然債務的增加或許能夠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對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仍然缺乏點燃整個歐洲地區的經濟活力。據歐盟統計局資料顯示：2016年歐盟28國GDP為14.82萬億歐元，實際GDP增長率1.9％，政府合計債務12.39萬億歐元，占GDP的83.5％；2016年歐元區19國GDP為10.74萬億歐元，實際GDP增長率1.8％，政府合計債務9.58萬億歐元，占GDP的89.2％。令人失望的經濟前景不僅引發了2016年6月23日的英國脫離歐盟公投和2017年3月29日英國致函歐盟宣佈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程式，也使得歐洲將面臨自身力量更大程度的分裂（無論是德國和法國計畫組建新的核心歐元區，抑或是法國、荷蘭、奧地利、匈牙利和芬蘭意圖退出歐盟，又或者是希臘、義大利等國家仍舊處在糟糕的經濟景狀中），並且難民問題亦將是各歐洲大國越來越突出的國際和國內問題。
（二）美國的安全是建立在國際舞臺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在內的綜合國力影響，因而美國的戰略範圍很少只局限于本國，而是集中於將他在全球和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和支配力量視作其核心利益的保護——在這一點上，歐洲和亞洲區域並無區別，因此，恢復美國的昔日繁榮、重塑美國精神和確保美國自身的安全毋庸置疑成為了美國總統特朗普野心勃勃的政治目標（詳見作者2016年12月7日發表文章《特朗普贏得大選：美國已做好國家戰略調整之一切必要準備》）。美國確實是具有獨一無二地位的全球性帝國，可是俄羅斯這一重要地緣政治對手的重新崛起使得美俄在歐亞大陸的天然衝突再次死灰復燃，因此，美國有目的地進行一場來自資本主義複雜經濟體系具有天然優勢的對俄經濟制裁，以及蓄意通過在地緣支軸要害國家的局部對抗來發揮其全球軍事力量，以加強其國家影響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說，對當前的美國來說，美俄間的相互妥協或是在政治上的短暫休戰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並非是不合時宜的，正如1939年秘而不宣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那樣，建立一個可供彼此爭取時間的秘密關係（或者說是兩國關係上的緩衝地帶），以應對和備防即將到來的戰爭威脅。
顯然，美國尚未解決其作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自身更進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儘管他過去處在極盛時期，且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全球性的快速反應，可是伴隨著債務危機以後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事實上削弱，他的美元貨幣地位除了受到來自大歐洲計畫的歐元區和中國邊緣化美元戰略的挑戰之外，還受到了來自中國、伊朗、俄羅斯以及其他越來越多國家在美元實現其國際貨幣體系主導地位的重要基礎——石油結算上的攻擊，這就導致了美國變得過於龐大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所製造出來的債務美元資本從長遠看是缺乏穩定的支撐力量，同時它也缺乏一個必須的國際貨幣監管中心單獨的對其進行管治。持續的債務增長削弱了維持這一貨幣體制的必要平衡，而民眾業已無力亦無意願為此做出責任承擔和債務償還。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財政部資料顯示，美國2016年GDP為18.45萬億美元，政府債務總額為19.97萬億美元（其中公眾持有債務14.43萬億美元，政府持有5.54萬億美元），占GDP的108.23％。同時，美國長期存在的種族矛盾正在加劇美國區域性的分裂意識（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區域界限對於美國民眾的種族意識和地域性分佈至今仍影響深遠），很難說這種影響不會同債務失衡和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引發新的共振反應，從而將範圍擴大到更深遠的政治和軍事範疇。
（三）俄羅斯對軍事力量的重新掌握，意味著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爭奪的回歸，以及美國很難再在歐亞大陸的地緣要害國家快速地取得主導和支配地位，特別是在那些強大軍事力量能夠取得決定性作用的地區。儘管俄羅斯缺乏在經濟力量上的優勢，並且至今仍舊處在美國及其同盟陣營國家的聯合經濟制裁（甚至擴大）之中，但是鑒於俄羅斯自身作為一個非資本主義體系在經濟方面所保有的國家政治力量的有效經驗，意味著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作為棋手的競爭力量不可能很快喪失，並且以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衡量標準去評估一個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國家的經濟情況是極為可笑的。也就是說，美國確實擁有全球資本經濟的核武庫，並且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完全有能力發動一場經濟戰爭，但是嚴峻的現實是，由於俄羅斯並未被完全地納入整個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或者說是出於歷史性的原因，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依存，這就意味著美國缺乏遠距離的戰術投送能夠更進地增強其在資本主義領域對俄羅斯的經濟破壞影響——也正是如此，出於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領域具有天然優勢，這就決定了俄羅斯的崛起必然是選擇基於軍事力量的地緣政治角逐而絕非是以經濟力量實現其對勝利的獲取。
（四）恐怖主義的蔓延或許將成為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本世紀最為嚴重的非地緣政治性的全球災難，儘管世界各國一再強調了對恐怖主義的嚴厲打擊，但恐怖主義在事實上的擴大程度已經大大超出了國際社會對此的公開強調。不管人們對宗教文化持何種態度，由於互聯網的全球性資訊共用，恐怖主義對群體性狂熱的吸引力是跨越種族、國籍和地域的，而群體性狂熱所能夠引發的災難性後果，無論從歷史還是當前看來都是毫無克制和理性可言的。事實上，群體性狂熱具有的特性所顯現的是人類作為生物化學合成物種的特質，也就是說，當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時，他是完整的，而當他變為（退化為）群體時，他僅僅是作為構成一個個體之一部的細胞，而在這時，他同時也具備了作為細胞所具有的一切生物性的本能特性，而自動消除那些作為一個完整個體的理性控制和思考能力。
（五）在遼闊的亞洲大陸板塊仍舊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主導核心力量，部分原因是中國自19世紀以後的迅速衰弱，從而造成這一地區地緣政治力量的嚴重分裂，並且對中國人來說，這同時意味著中國近代被侵略、被壓迫、被剝削、被掠奪之百年屈辱的歷史開端，雖然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至今幾近七十年，但大多數人對這一歷史傷痕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仍舊根深蒂固。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這一地緣政治災難的深刻影響不單是中國的，而且在整個時間跨度上延續至今：
●日本倒向美國，並且毫不意外將由軍事手段或挑起直接的軍事衝突來實現其政治圖謀（詳見作者2014年08月18日發表文章《要做好日本情勢升級和發生突變的準備》）；
●菲律賓對美國抱有歷史原因的好感，並且美國為確立自身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有效支配地位、建立強大軍事力量威懾，以及阻遏中國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在南中國海領域的進一步擴大，將包括菲律賓在內的這一海域地區的國家視為同美國安全利益息息相關的同盟關係；
●越南同樣出於歷史性的緣故（即越南北屬時期）而對中國持有天然的警惕和敵對意識；
●一個擺脫過去蘇聯影響的蒙古國正意圖恢復曾經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帝國的輝煌（出於民族意識）；
●印度出於經濟缺乏新的推動力、畸輕畸重的國家發展情勢、種姓制度和社會結構問題，以及貨幣改革紊亂和國內政治矛盾的考量，而急欲引發新的衝突（民族和宗教性的狂熱往往是被利用為政治目的的），這包括印度單方面改變同中國的兩國關係；
●朝鮮半島的局部衝突以及朝鮮政治風險的潛在可能正在不斷加強，或者說朝鮮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並非是直接出於軍事上的，而主要是由政治層面、國內矛盾、經濟和社會形態引發的內在變化的加速加劇。
●作為一個疆界龐大的多民族國家，儘管中國正努力保持他內部的民族團結和地域性穩定，但伴隨著中東地區伊斯蘭國恐怖主義的蔓延，以及那些出於政治目的所引發的宗教意識、民主變革、民族主義等群體性狂熱，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引發包括中國西藏、新疆、香港等地區在內的地域性動盪和國家分裂的潛在危險——對此，基於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是極為重要，但事實上這一重要力量正在受到某種程度的削弱。
在我看來，當前世界正面臨的最棘手問題：一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自身的發展進程陷入到可怕的停滯，經濟正處在一個持久的低波動性情狀，現在，債務危機又將到來。二是，這種令人悲觀的經濟前景不僅極易引發持續性的經濟衰退，加劇地緣政治力量的失衡和分裂，以及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最終將導致全面戰爭的爆發和迅速蔓延——世界力量已經向陣營間同盟力量的形成鞏固推進。而後者需要清楚明確強調的是，世界的陣營之間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地劃分為兩個相互的對立關係，而是極大可能地發展為具備相互對立和互為同盟同時存在的多邊陣營關係（正如在宇宙中，由於光在傳播中的速度和距離，可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存在的），以及陣營間的對立和同盟關係往往會隨著局勢的更進發展而產生新的變化。這意味著，國家力量不再是單一的、表像的對於支配地位的奪取，而是更為靈活的、多變的對於長遠未來的謀劃。
（王懿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