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參加工廠的開業典禮，突然聽到國歌響起，我很氣憤。」憶起2002年那件事，夏明芳有些激動。

「有人將歌詞隨意改編，有人隨意改變國歌的演唱情緒，有人在演唱國歌時嬉笑、打鬧，還有人在婚喪、商業活動中播放國歌。」看到一些使用國歌的亂象，沒辦法阻止，也不知道怎麼去規範，夏明芳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夏明芳不是法學科班出身，長期在經濟論壇雜誌社從事編輯工作，經過一年的資料收集和整理，2003年，他草擬了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建議稿）》，共分12條，對國歌的性質、使用辦法做出了詳細規定。

「我完成這份建議稿後，走著路去了省人大辦公廳，親手把稿子交了上去，並且附帶了寫給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白克明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對亂使用國歌的心痛。

「在當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了新華社記者的電話，才知道我的建議被人大代表寫成正式議案提交了全國人大。」夏明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一直都在期盼它儘快通過全國人大決議，早日立法。」

2017年9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這意味著，國歌和國旗、國徽一樣，將有一部專門的法律。

經過了14個春秋，61歲的夏明芳終於等到了這一天，他興奮得像個孩子。

84個字，37小節，46秒

「很多人都在問我，為什麼國歌最後一句：前進、前進、前進進，多一個‘進’字呢？我總是回答：這才是國歌的點睛之筆——‘前進進’的節奏感，凸顯了國歌精神的進行時態。」於海說。

和夏明芳一樣，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軍樂團原團長于海也長期為國歌立法奔走呼籲。2008年3月，於海第一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份提案就有關國歌。

于海演奏和指揮國歌近50年，84、37、46已經滲透進他的生命，這些數字分別代表著國歌有84個字、37小節、奏唱只要46秒。

「國歌還要立法。」從小在四川長大的楊迪，在手機上看到新聞推送國歌法獲得通過的消息，發出一聲感歎。

國歌，這首再熟悉不過的歌曲，總會照常在每週一的升旗儀式、開學典禮、運動會上響起，這是中國內地學校生活中常見的一幕。

奏國歌時，起立、肅穆、跟唱、坐下，仿佛程式化了一般，存在於他們的學習生活中。國歌立法似乎多此一舉。

「我記憶裏，幾乎沒有人在現實生活中拿國歌開玩笑。」楊迪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雖然有時會在網路上見到國歌被改編成「炒股歌」等，楊迪更願意把它視為供人取樂的網路段子。

剛開始提交國歌立法的建議時，夏明芳也聽到了些「雜音」：周圍的一些朋友對他的建議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小事，沒有必要大費周章。

夏明芳並不這樣認為，在他眼裏，國歌短短84個字「茲事體大」。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正值日本侵略中國。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風雲兒女》，並為該劇本填寫了主題歌歌詞。1935年3月，聶耳在上海為主題歌譜曲。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義勇軍進行曲》傳遍大江南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義勇軍進行曲》常在美英蘇等國的國家電視臺播放。二戰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名列其中。

1949年9月27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規定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1978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定。在2004年的「兩會」上，憲法修正案正式賦予國歌憲法地位。

2017年9月1日通過的國歌法，共計16條，就國歌的地位、奏唱國歌的場合、奏唱國歌的形式和禮儀、國歌標準曲譜和官方錄音版本、國歌的宣傳教育、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等作了具體規定。

其中，國歌法第15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隱藏在國歌法下的擔憂

如何判定為歪曲或貶損，一時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相比于夏明芳最早的國歌立法建議，剛通過的國歌法並沒有採納他提出的「禁止把國歌作為手機鈴聲」這一條。廣強律師事務所孫裕廣律師認為：「法律沒有明確禁止，應當是許可的。但不在不適宜的場合演奏、使用、播放國歌是每個公民的義務。」

如何判定為歪曲或貶損，一時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無意識地對國歌的冒犯，是否會被懲處？

「從立法精神來看，這部法律是引導性和規範性的法律，具體的實操過程，比如處罰標準認定，還需要進一步的明確。例如行為莊重是否具有主觀性？不唱國歌是否會被罰？」孫裕廣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

通常來說，如果一部法律在具體實施時，不同司法機關對該法律的理解存在差異，有兩種方式可以操作：第一種，是通過司法實踐，由立法機關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一個司法解釋，對條文中某些主觀性偏強的詞義作出明確的解釋，例如可對哪些行為屬於歪曲或者貶損國歌，哪些行為不屬於，以一種正反兩面舉例的形式，把行為固定下來，方便司法操作；第二種，則是先讓法律「飛」一會兒，通過社會中出現的具體的案例形式，不斷總結，逐漸歸納出一套比較明確的司法規範。

西南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張震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表示：「憲法雖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但也規定了公民必須履行維護祖國榮譽的義務。國歌法屬於憲法性法律，具有憲法的某些特點，維護國歌的尊嚴就是維護祖國榮譽。」

9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家法室主任武增透露，根據香港、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國歌法屬於應當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將按照法定程式列入基本附件三。

國歌法在港實施，實有「先例」可循，此前國旗法和國徽法均以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施。2016年10月19日，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立法會會議廳內，把建制派議員桌上的國旗倒轉。他被指涉嫌公開及故意以玷污的方式侮辱國旗。此案件正在審理之中。

「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絕對有必要。」中澳法學交流會基金會主席、律師馬恩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但在本地立法階段，需清晰定義和細緻討論何謂‘歪曲’、‘貶損’國歌。」

記者瞭解到，國歌法並非中國獨有。馬來西亞、俄羅斯等國都有單獨的國歌法，對播放國歌的場合、奏唱國歌時的相關禮節都有明確的規定。在新加坡，如果有意不按官方安排奏唱國歌，或奏唱國歌時無合理原因不起立致敬的，將被起訴有罪，並最高處以1000美元罰金。美國有關法律規定：在演唱國歌時，如果有國旗展現，穿制服的軍人行軍禮，其他所有人都應該向國旗立正，右手放在心口，行「效忠禮」。

今年4月17日，美國華盛頓，白宮舉行第139屆復活節彩蛋活動。在活動中的奏國歌環節，特朗普忘記把右手撫在左胸上，招致了輿論的批評。

國歌不僅僅是一首歌

歌曲，因為時空更替，與不同的記憶接軌而產生不同于初衷的意義。

在香港市民方申的記憶裏，他小學時就開始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那時候，離香港正式回歸還有10年的時間。「當時我並不是太懂國歌其中的涵義，」方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儘管如此，我們‘80後’這一代人，國歌的傳唱度還是挺高的。」

2005年的某一天，方申突然在電視上看到了香港TVB電視臺正在播放國歌，夾雜著一張又一張香港城市和市民的圖片。他印象很深，時至今日，也常常記起。

這種自上而下的普及、推行，確實也造就了一種「流行」。

這種「流行」，也刻在了剛剛工作一年的香港市民陸豪的腦海裏。「我大學四年都在暨大讀書，這四年在公眾場合聽到奏唱國歌的次數，超過了我在香港十幾年讀書的總和。」陸豪笑稱道。

據記者瞭解，國歌已出現在香港的小學音樂課教育中，音樂老師往往會給學生講述一些關於國歌的故事。除此之外，國歌很少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

歌曲，因為時空更替，與不同的記憶接軌而產生不同于初衷的意義。

「95後」的香港大學生楊紫晨就是如此。從小到大，她唱國歌的次數屈指可數。在她的描述中，國歌被定義為「紅色」歌曲，隱藏著政治寓意。小學音樂課教唱過，中學「國慶」時學校放國歌，這兩個場景，構成了楊紫晨關於國歌的絕大部分記憶。

在方申看來，許多在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香港人，關於內地和香港一些誤解，他們有著自己的認識，這種認識會折射到對國歌的認識上。

國歌，就是政治結構的一部分，作為一種政治載體，在兩岸複雜的社會思潮中，它承擔著時代賦予的特定意義——時而衝突，時而和諧。

七十年代的香港，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那時香港人民在英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憧憬著紅色的祖國能夠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這樣的激情一直傳遞到八十年代，方申對國歌的體悟，無疑是那個時代的反映。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磨合，實實在在地反映在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身上。

國歌不僅僅是一首歌，它代表著每個人的認知。

在今年五月份，一則小學生進校時駐足聽國歌，向國旗行禮的視頻，引起網友廣泛關注。視頻中，同學們陸續走進學校，這時操場上響起了國歌，升起了國旗，所有行人全部停下了腳步，向緩緩升起的國旗行注目禮，直到升旗儀式結束，才又朝教學樓走去。

楊迪也看到了這條新聞，他把這種行為歸結為一種習慣。「它的確已內化為我們的一種行為模式，」在內地，每週一的早晨，許多學校都會照例升旗，奏國歌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在澳門，由於特別行政區政府並沒有將國歌列入必教範圍，因此，不同類型學校，國歌的教育會不同。一位不願意具名的澳門政府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他小孩剛從濠江英才幼稚園畢業上一年級，這所幼稚園每天都會播放國歌。雖然孩子比較小，也不太懂國歌背後所代表的含義，但時而會哼唱起來。

最新頒佈的國歌法第11條規定，國歌將納入中小學教育，組織學生唱國歌，教育學生瞭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每當奧運會上，中國選手獲得冠軍，國歌響起，那時的國歌就有了它本初的意義。」中學才從內地到香港就讀的劉芸說，「它包含一種民族的，一種區隔於他人的身份。」

劉芸始終強調，國歌的意義，只有在遠離祖國、漂泊海外之時，帶給她的觸動才是深刻的。

楊紫晨也有著同樣的情緒。她依然記得2008年奧運會上，縈繞在腦海中的國歌旋律和深藏於內心的激動。「在那種情況下，哼唱國歌，也許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來自於內心的認同。」楊紫晨如是說。

對於方申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關於國歌的認識逐漸變得清晰：國歌作為一種凝聚和動員公眾力量的方式，它已演化為一種文化機制，客觀地存在著，並且長期地發揮著它的作用。

如今，國歌法將於201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可夏明芳的心裏，還有一件未了的心願。

2015年，在焦急等待國歌立法的日子裏，他再次拿起筆，撰寫了《關於我國設立「國歌、國旗日」的建議》，托朋友向河北省人大提交。

「我會一直等待下去，儘管關於設立國歌、國旗日的建議，遲遲沒有答復。」夏明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那時自己的想法。

（杜茂林、楊迪雅、李曾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