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軍黨內整風發生的「黃花塘事件」，是黨史上一樁不太起眼的插曲，對當事人陳毅來說，用火中涅槃的黨性鍛煉來形容，實不為過；對調解者毛澤東來說，則是一次勸人察人的成功範例。

1943年6月新四軍整風審幹時，陳毅與饒漱石，一個是新四軍代軍長兼軍分會主席，一個是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兩位主官，一個領軍，一個管黨。陳毅豪放灑脫，不拘小節，坦誠大度。饒漱石嚴肅嚴厲，好從大的政治原則上看事情，讓人畏懼。若心無間隙，這樣的配備可以互補，還算理想。饒漱石對陳毅的作風有成見，曾對人說，陳毅經常吟詩作詞，資產階級的作風不改，遲早要跌跟頭的。反過來，饒漱石在皖南事變發生後一段時間和黨組織沒有聯繫，陳毅則曾有過懷疑；饒在會上批判項英有過分之詞，而陳毅因和項英在三年遊擊戰爭時期共過患難而感情複雜。整風審幹開始後，陳毅因為在中央蘇區時期經歷過嚴酷黨內鬥爭，提醒大家注意把握原則，主抓整風審幹的饒漱石卻不認同。饒漱石一度離開軍部到各師巡視，陳毅主持會議對他提了不少意見，饒漱石則反過來找更多人談話，搜集對陳毅的意見。由於個性差異，工作分歧，對人處事又有不同看法，兩人關係越來越緊張。

1943年10月，饒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屬江蘇）黃花塘主持整風會議，公開點名批判陳毅，頭一條錯誤就是反對毛澤東，根據是陳毅1929年主持紅四軍七大選掉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並取而代之。不明真相的幹部一聽，這還得了？結果，除了粟裕、黃克誠等少數人外，都表態支持饒漱石的發言，紛紛起來批判陳毅。事後，饒漱石給毛澤東、劉少奇發去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列出陳毅的「十大錯誤」，諸如「一貫反對毛澤東同志」「反對政治委員制」「破壞黨的團結」「個人主義」等等，電報結尾明確要求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看來是非把陳毅擠走不可。新四軍有的領導幹部也聯名致電中央，指明陳毅的錯誤。按說，新四軍幹部是項英、陳毅領導三年遊擊戰時期的班底，跟陳毅的關係不可謂不深，但在整風審幹的背景下，大勢卻不在他這一邊。不少人以為陳毅犯了大錯誤，不敢同他來往，連平時的棋友也不上門了。

兩位主官生出矛盾，勢必影響華中抗戰大局，只能先調走一個。11月8日，毛澤東回電陳毅和饒漱石，讓陳毅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以便「明瞭黨的新作風及應該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重大問題」，並明確陳毅來延安期間，暫由副軍長張雲逸代理軍長。

豪無疑問，陳毅是帶著諸般委曲上路的。他在留別詩中說：「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複道，松柏耐歲寒。」理解自己的人也就兩三個，陳毅心理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殘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經是很克制的了。當然，他期盼到延安後可以向毛澤東澄清一些事情。

1944年3月上旬一到延安，陳毅就提出要在中央會議上談談自己與饒漱石的矛盾。毛澤東的回答卻出乎意料：「如果你談三年遊擊戰爭的經驗，談華中抗戰的經驗，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三天三夜。至於與小饒的問題，我看還是不要提，一句話也不要提。關於這件事，華中曾經有個電報發到中央來。這電報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還是暫時不要看為好。」陳毅只好說：「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

毛澤東也不是不重視化解陳、饒矛盾，但如果陳毅一到就急著談，反倒不利於解決，讓陳毅沉一沉，調整心態再說會更好些。3月中旬，毛澤東約談陳毅，問了些他與饒漱石關係的情況，同時指出陳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評。陳毅初步瞭解到毛澤東的觀點和初衷，接受了批評，並向饒漱石和華中局發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評內容的電報。其中說：自己在「某些認識上和處理方式常有不正確的地方。由於自己有遇事揣測，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細節，不正面解決問題，對人對事不夠嚴正等等陳腐作風，這樣於彼此協合工作以大的妨礙」「我自慚最近一年來在華中的工作尚未能盡我最大的努力」。

對陳毅這個表態，毛澤東是滿意的。他隨即致電饒漱石並轉華中局和新四軍軍分會：「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於工作關係性質」；陳毅在紅四軍七大前後同毛澤東的爭論，「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抗戰初期「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總之，「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把陳毅的問題與路線錯誤摘開，是一種定性的評斷；讓饒漱石出面向其他領導幹部解釋，確也是很高明的一著。

本來以為事情就此畫上句號，但饒漱石那邊卻有了情緒。3月下旬，他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回電，表示「陳和我的爭論，既非屬於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於工作關係性質，而是由於陳同志在思想意識、組織觀念仍有個別毛病。他對統一戰線，對文化幹部，對某些組織原則，仍存有個別右的觀點。對過去歷史問題，存有若干成見，且有時運用很壞的舊作風」。陳毅來電隱約說到這些錯誤，「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詳告與你，以便你給他幫助」。顯然，饒漱石覺得毛澤東對陳毅問題的定性太輕，言下之意，不屬「重大路線」問題，也非簡單「工作關係」，應該還是有路線性質，況且，陳毅承認錯誤也還不夠，有些不依不饒的意思。饒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時也給陳毅發了封類似的電報。

接到饒漱石的電報後，陳毅不幹了，頓時來了火，一腔憤懣地寫信給毛澤東傾吐委屈。毛澤東似乎也不好再致電饒漱石重新申明或改變自己的態度，畢竟饒目前是華中局和新四軍唯一主官，沒完沒了，再激起他更大情緒，或遷就順從他的意見，都於工作不利。最好的辦法，還是轉過來再做陳毅的思想工作。由此，毛澤東於4月9日給陳毅寫了這樣一封回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感冒宜多睡，少動多食。余容面敘。」

毛澤東恐陳毅火氣難消，第二天又找他當面開導：你現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麼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這番話略略紓解了陳毅心頭憤懣，他回答說：本來我的氣很大，你這樣一講，我也沒有什麼意見了。

此後，陳毅按毛澤東提出的「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的要求，將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風學習之中。不久，他讀了毛澤東的《學習與時局》，文中提出黨內領導幹部在整風後要「放下包袱」，隨即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今後多從打開腦筋重新認識自己去著手，由己及人，變更過去及人而不由己的辦法」。看來是明確承認自己過去對人嚴對己寬的缺點，決心放下這個思想包袱。1944年12月1日，他再次致信毛澤東，陳述在自我修養方面的感受和收穫：「弄清路線原則之分歧後，作大度的自我批評，講團結對外，這足以教育一切人」「回想幾年華中工作，被我打擊屈服的高級幹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評去打通思想而團結對外才是於黨於己的有益辦法。去冬在華中，我不瞭解這點，所以滿腔憤憤不平之氣」。「近來與許多人談話，廣泛閱讀文件，似乎更感覺以前所見不免皮相，才知道處理許多問題。疏虞之處甚多，別人的批評反對，其中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者有之，而自己過與不及兩種毛病則所在多有」，自己過去的態度，「實在要不得」。

這很像是陳毅到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後的自我鑒定。毛澤東越看越高興，看完便回信，鼓勵之情溢於言表：「陳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沒有什麼行不通的。每一個根據地及他處，只要有幾十個領導骨幹打通了這個關節，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整個黨在政治上現在是日漸成熟了，看各地電報就可以明瞭。」

在毛澤東看來，能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打通思想情緒堵塞的關節，實現黨內團結，是領導幹部在政治上成熟的標誌。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日漸成熟，很重要的一點，便是通過整風擁有了陳毅這樣一批能夠「打通關節」的成熟的政治家。

回過頭來看，陳毅「打通關節」的過程，經歷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其中最有普遍意義的經驗，大概要算是毛澤東告訴他的兩句話，「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或許也是毛澤東自己的經驗。15年前在紅四軍七大前後的那場爭論中，毛澤東和朱德、劉安恭、陳毅之間確實是硬碰硬，雙方都談不上「忍耐」，由此影響了黨內團結，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之職被選掉。顯然，毛澤東也是經過「練習忍耐」才成長為黨的主要領袖的。陳毅在黨的七大後回到新四軍，有人問及他對毛澤東的印象，他說，「毛澤東進步太大了，我是望塵莫及」。這大體反映出陳毅在這方面的觀察和感受。

事實上，陳毅「練習忍耐」擁有足夠的黨性鍛煉基礎。在延安，他同薄一波談到自己的經歷，談到紅四軍七大前後的爭論，談到打「AB團」的事，談到林彪對朱德有意見等等，結論是，「不要把我們黨內的生活看得盡善盡美，矛盾和問題多得很，我們走過的路並不平坦」。這顯然是經歷過大風浪考驗的政治家的體會。於是，陳毅「打通關節」之語，能夠實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作風上的毛病，對人對己也不亂上綱上線。

政治家為什麼必須練習忍耐？因為你幹的事業不是個人的，是眾人之事，個人意氣總是不好上臺面的。在衝突中，雙方都會認為自己是對的而對方是錯的，但有時候越是強調自己對，越引起對方的反感。哪怕你真的全對，也會激起別人的偏見，導致容易說得通的事，久說不通。冷靜處理，練習忍耐，是為了把事情說通，辦好。世界上畢竟少有長久想不通和做不好的事，少有不真相大白的事。拿「黃花塘事件」來說，衝突的另一方饒漱石在1954年的檢討中便承認，他1943年借全黨整風審幹之機，製造所謂陳毅反對毛澤東並一向反對政治委員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了陳毅。

忍耐之法，當然不單是冷靜處理，更非束之高閣，而是退一步多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別人為什麼認為自己不對。陳毅便是在忍耐中，逐步認識到「自己過與不及兩種毛病則所在多有」，過去「被我打擊屈服的高級幹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這才打通了關節，一通百通。心情開了，胸懷寬了，境界高了，也能夠容得下過去不順眼的人，聽得進不順耳的話，裝得下不順心的事，其中就包括某些可能錯誤的事和有錯誤的人。包容它們，也就有了比較，埋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種子。

（陳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