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復40年:那時沒人懷疑「知識改變命運」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經歷過高考,也往往覺得,高中生活太枯燥無味,整日除了背書,就是做題。然而,在1966到1977年高考廢除期間,許多知青在艱辛勞作之餘,依舊堅守著對知識價值的認可,暗自盼望著「高考」這一公平競爭機會的來臨。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全國上下一片歡騰。40年過去了,對於高考,我們早已不再萬眾期待。但我們應該回望那段歷史,看看那時的人們是如何備考的,那屆高考對個人及整個社會產生了怎樣重大的影響。回顧的同時,我們或許還會發現,那時的經歷對如今勢在必行的高考改革不無警示意義。

1977:個體命運的轉折與社會常態的回歸

中國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後經歷過幾次大變。1952-1965年,實行的是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制度;1966年「文革」爆發後,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華等學校進行「推薦制」試點;1972年,高校全面恢復招生,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主管批准、學校復審」的招生原則,給予「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推薦資格,至於應屆高中生,或者進廠務工,或者下鄉勞力,失去直接升學的機會。直至1977年,恢復高考,積壓十一年的歷屆中學生,才又一起走進考場。

統一高考的廢除和恢復

1966年,「分數掛帥」「智育第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理念大肆批判,高考制度隨即被廢止。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兩個可能」——1949年後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學校教師「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既如此,大學要做到「無產階級化」,就要盡可能多地招收工農兵學員。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學的人們,都有參加推薦被刷下來的經歷。首先,政審關不好過,「黑五類」出身的青年,表現再好,都是沒有機會的。更重要的是,所謂「推薦」,並無實際標準,全憑主管一句話,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學成為幹部子女的一項特權,流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說法。

1977年,鄧小平復出,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說,「恢復統一高考從今年開始。」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復高考來不及了,招生工作會議已開過了。」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

1977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會議期間,鄧小平找劉西堯等談話:「你們的思想還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份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在很多回憶中,當事人都特別提及鄧小平對政審的簡化,「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避免考生因家中親屬的「歷史問題」被牽連。

備戰高考,全國上下手忙腳亂

1977年10月21曰,《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無論是廠裏做工,還是鄉下務農,想參加高考的青年們都只能在工作之餘,擠時間復習。在山裏插隊的劉延民每天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要喂三次大豬、六遍小豬,還要準備詞料、砲豬圏、塾豬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餘複習。

相比時間,復習材料更加緊缺。考生們各顯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學教材,有人得到城裏親戚寄來的油印材料,還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種習題。

招考部門也和考生一樣忙亂。在當時,印刷試卷的紙張需先向本省計畫委員會申請,再由出版局調撥,但恢復高考時已屆年尾,一些省份奉命徵用了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紙張。由於經驗不足,河南、山東一些地方把正反兩面的試卷,只印了一面,導致考生需要參加補考;吉林延邊印刷試卷時,對廢紙處理不當,出現了泄題情況。

即使是裝試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時麻袋是防洪和戰備的專用物資,如雲南是省委親自下令,才徵用了2000多條麻袋。

公平回歸,改變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當年的考生水準普遍不高,在遼寧考場上,史地試卷有一道題問:「中國的四大發明是什麼?」有考生回答:「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還有考生說「長矛、大刀、火箭、原子彈」。如此種種,並不鮮見。

然而,即便在考場上發揮良好,也不意味著你能正常上名校。十年動亂造就的思維慣性,並不會因一個檔、一次高考就改變。在教育部發佈的《招生工作簡報》裏,經常能看到一些成績很好的考生,或者因為父親是國民黨,或者由於母親是「右派分子,與日特有聯繫」,而被縣裏扣押材料,無法錄取。

1977年有570萬人參加考試,經過擴招,本科、大專總共招生27萬人,錄取率4.8%,是中國高考史上錄取率最低的一屆。同過去的「推薦制」相比,這次考生品質得到了保證,高考選拔人才的功能終於開始恢復了,中國又有了真正的大學生。

恢復高考,最大的意義在於恢復了公平。當初從學校走出後,走進工廠,下到鄉間的年輕人們,不會想到還有機會重回校園,成為作家、科學家、主管幹部,高考的意義,更多地還是改變了中國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國逐步走向正軌的一個標誌。

一場改變命運的考試

1977:「高考給了我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1977年,何峰高中畢業已經兩年,他離開了家所在的縣城,到農村下放當農民,這還是當時家裏托人找關係才給安排到離家近的公社,和熟悉的公社書記,希望兩年以後公社書記能推薦他上大學。「那時只有『工農兵』才能推薦上大學。」何峰說。

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何峰知道,這是他離開農村的寶貴機會。儘管當時考大學是一件”難於上青天」的事情,但何峰心裏還是有底。高中畢業才兩年,和那些已經畢業十年的「老三屆」相比,學的知識還沒忘光。高考結束後,縣教育局放榜,何峰被第一批本科錄取。

「如果沒有考上大學,你會怎麼樣?」「肯定不是今天這樣,我知道當年一起下鄉的知青後來很多通過招工、當兵也陸續回域了,那又得家裏找關係,1977年我們縣縣委書記的兒子也參加高考,但是他沒考上,在過去他肯定能推薦上大學的。我不能假設沒有上大學,我會是怎樣,但高考給了茂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1987:「美好前景從進入大學那一刻開始」

1987年8月,黃文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當她看到自己被省裡的一所農學院錄取的時候,她大哭了一場:「怎麼也想不明白,我明明報的是工學院,為什麼會被農學院錄取?」那時關於高考錄取的資訊閉塞,黃文不知道農林類院校屬於提前錄取批次,第一時間就錄取了這個優等生。

除了上大學,黃文當時還有一個機會,就是通過招工,進紡織局的下屬企業,「頂替」父親的工作崗位。不過當她知道自己的分數後,她放棄了這個機會。陰差陽錯地被農學院錄取後,「當時確實不是很願意,我對從事農業沒有什麼感情。不過後來專業學起來又覺得挺好。」黃文說。

大學畢業分配工作,黃文進了省農業廳,負責將國家的各種強農惠農政策落地。高考意味著什麼?對她而言意味著一種可預期的美好的生活前景,「其實這種美好的生活前景並不是從大學畢業開始的,而是從我進大學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1997:「高考失利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1997年高考,張忠華考砸了。接到青島農業大學園藝學的錄取通知書時,他沒有一絲興奮,要不要複讀一年再考一次?可是家庭條件不允許他耽誤一年。大學期間,張忠華通過園藝學的學習,對生物學又產生了興趣,於是他報考了浙江大學的研究生,這一次成功上榜。

博士畢業後,張忠華來到了中國農科院,現在他通過對蔬菜中的基因研究,獲取關於農作物品質、產量的密碼。從山東的一個小縣城到浙江杭州,再到北京,在農業科技的前沿領域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幹,當年的高考失利對他的影響似乎並沒有多大。

「我從來就不理會所謂的讀書無用論,那只是片面理解了讀書的用處以及狹隘地去定義成功。讀書是一個敲門磚,無論你將來去做什麼,你都需要這樣一個平臺,大學給了我思考的能力,塑造了我的氣質,也奠定了我的社交氛圍,這些都是無法衡量的。」

2007:「我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

1982年,恢復高考的第六年夏天,李秀雲坐車從鄉里到縣城參加高考,教室裏的電鈴一響,把她嚇了一跳,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電鈴聲。25年後的2007年,李秀雲的女兒翟婷參加高考,坐火車從駐馬店市去北京參加藝術類專業考試。

離高考只剩下半年的時候,翟婷突然宣佈,自己要學藝術,考播音主持專業。「為啥要折騰學藝術?」在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眼中,藝術是一條少數人走的路,但是翟婷很堅持,全家人最終沒有擰過她。

順利拿到河南省的藝考合格證後,她和87萬河南考生迎來了全國聯考。翟婷的藝考分很高,可她偏偏報了不計藝考分的鄭州大學。沒有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但有了第一年的經驗,2008年翟婷順利進入了河南大學,學了自己最喜歡的播音主持專業。

十年後,翟婷對當年的藝考仍然記憶猶新。「當時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和大城市的孩子在見識、膽識上的差距。我不會責怪父母沒有把我生在大城市,和從農村考學出來的他們相比,我的起點已經高多了。」1982年的李秀雲遺憾沒有考上大學,她不言放棄參加了1983年的聯考,直到1984年考上了師範院校,畢業之後留在了城市工作。翟婷說:「如果沒有媽媽當年的鍥而不捨,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40年高考成本盤點:從5毛錢到4萬元

早在前幾年,就有網友總結了歷年「高考帳單」的變化,稱備考成本30年來漲幅超過8萬倍。「上世紀70年代一本練習題,一碗綠豆湯,高考花費5毛錢;本世紀10年代請一對一補課、訂營養餐,租學區房花費4萬元……」雖然描述過於誇張,但是8萬倍的差距依然令人感慨。

1980年代:每餐保證吃飽

今年45歲的張先生來自孝感農村,1987年參加高考。張先生回憶,26年前他參加高考時,早飯只是啃的兩根玉米棒,因為家在農村,頂多也就是每餐加餐,保證他能吃飽。

付先生是一名醫生,他是1988年參加高考的。付先生的父母都是醫生,家裏三代杏林。付先生說,他參加高考的時候,家裏經濟條件還不錯,但是在他高考的前一個月也沒有很多刻意的行動,奶奶給他加了一個禮拜的餐,餐餐都有肉。如果非要說高考投入,那就是付先生的父親花錢不知道從什麼管道為他買回了所有課程的全套資料,60元,這在當時算是一筆不小的投入。

1990年代:300元補課費

舒濤目前虹中學高三老師,他參加高考的時間是在1990年。他那個時期的高考,沒有高考房,考試間隙只在考點學校安排的地方休息一下,當然考前也沒有培優。考前的一個月,舒濤用了80元跟他的同學們一起下館子,大家吃得美味開心,也不忘交流一下考前複習心得。

劉滿玉目前是一家私企的總經理,她參加高考的時間是在1992年。她說,對當年高考記憶最深刻的是考前一個月化學補習,擔任補習的老師就是她的化學老師,補習地點在老師家,一共是6個同學,平時在化學這門課上成績都處於中等。媽媽事後老愛提醒她,要對得起這300塊啊,一定要在化學上多拿幾分。

2010年代:3天花費5000元

張先生兒子的考點安排在市十一中。他可以開著私家車送兒子趕考,但為了讓兒子找到最好的應考狀態,上週末,張先生便在十一中附近的一家四星級酒店預訂了兩間房,一間單獨留給兒子,每間房費用688元。住在星級酒店,吃也在星級酒店,三天下來,花費超過5000元。

張先生感慨,正因為苦過,所以不想再苦孩子,兒子從幼稚園開始,興趣班每年花費都要過萬元;小學初中又忙於各種學科培優,每年花在培優上的費用超過2萬元;高中時兒子開銷更大,除了培優,兒子要穿名牌,還要買電腦手機……張先生估算了一下,含學費、擇校費在內,他投在兒子身上的教育成本超過50萬元。

高考消費問題的根源

高校擴招之後,大學越來越好考了,為什麼高考對一個家庭的精神和物質壓力反而來越大了呢?其根源就在於,大幅度増長的錄取機會,並沒有帶來大幅增長的教學品質和畢業競爭實力,文憑的含金量不升反降,造成家長和考生們在高考前,產生選校機會的恐慌。

對獨生子女過高的期望、對孩子未來的擔憂、競爭不斷加劇的就業環境,刺激著家長對高考的無底線投入,高考最終成了一場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家長仿佛只有不斷掏錢才能安心。同時也給孩子們增加無形的壓力。這種壓力,使孩子們根本無法淡然處之。雖然有關部門一再呼籲,讓孩子們放寬心,不要把高考成績當成唯一的人生選擇。但這些話,究竟是應該給承受壓力的考生說,還是給制造壓力的家長和社會說,這恐怕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今,關於高考消費的問題還在繼續,面對日益升溫的高考消費,不管是學生,還是家長,最好都保持一個理性的態度,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面對高考以及高考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