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戲說，他領導的對日工作班子裏有「四大金剛、十八羅漢、幾百小僧」

比他年歲大的中央領導人都稱他「承志」或「小廖」，同輩人稱他「廖公」，我這樣的小輩則稱他廖主任（他曾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常務副主任）。

他生在日本，長在日本。比起帶有濃厚廣東鄉音的普通話來，他的日語發音更標準，表達也更生動。他還能流利地說英文、德文，並略懂俄文。受其母親何香凝影響，他的山水國畫也有很高造詣。他為人謙和，性格開朗，說話聲音洪亮，從不擺架子，喜歡與熟悉的人開玩笑。

新中國成立後，他協助周恩來總理具體領導了整個對日工作。尤其是，培養了一大批對日工作人才。當時曾有人戲說，他領導的對日工作班子裏有「四大金剛、十八羅漢、幾百小僧」。歲月不饒人，他們中的很多已經先後離開我們，在世的也大都八十往上、安度晚年了。

我這個「小僧」曾有幸多次與他直接接觸，受益匪淺，終身難忘。這裡只記述幾件親身經歷的事情，與讀者共用。

「他隨便說，你隨便翻」

60年代初，我在外文出版局的日文版《人民中國》雜誌社實習。實習期間，我被借調去為一個來訪的日本代表團當翻譯。該團由近十位頗有影響的日本民間人士組成，接待單位特地借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大型報告會。

報告會氣氛很熱烈。最後一名發言者，是年過八旬的日本佛教界人士，來自京都清水寺，演講的題目是「日本佛教與日中友好」。

他沒有書面發言稿，我心裡沒底，事前問他打算講些什麼內容，他回答，想到哪裡就講到哪裡。見我皺著眉頭，他安慰我說，你盡可放心，憑你的日語能力，翻譯肯定沒有問題。

誰知道，他一上臺講的一大段話就把我完全難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經原文，我集中全部注意力，也只能聽懂四分之一左右。短短幾分鐘，就陷入了學習日文以來最無助、最難堪的困境：翻譯吧，四分之三內容聽不懂，怎麼翻？不翻譯吧，怎麼面對觀眾席上一千多雙期待的眼睛？其中還包括母校北大日語專業的近百名師生。

這時，我突然看見坐在主席臺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點頭微笑，便立刻抓住救星，向後幾步，低聲對他說，自己實在聽不懂，不會翻譯，怎麼辦？他當即毫不含糊地發出八個字的「英明指示」：他隨便說，你隨便翻！

我立即鎮靜下來，把能夠聽懂的一些辭彙和個別句子湊在一起，加工、改編成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大聲進行「翻譯」。

如聽到發言者說中國、印度、日本、亞洲、國家、一家、和睦、希望、幸福等詞，我就編譯成：中國、印度、日本都是亞洲重要的國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樣和睦相處，只有這樣，三個國家和亞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他提到佛祖、社會、善良、邪惡、公平、正義、靈魂、凈化、世界、高山、大海等詞，我就編譯成：佛祖主張善良，反對邪惡，如果大家都能聽從佛祖教誨，國家、社會就會實現公平、正義，人們的靈魂就會得到凈化，整個世界就會像高山、大海一樣，永生永存……

結果，贏得了聽眾的陣陣掌聲，演講者也很滿意。只有我自己心裡不是滋味，特別是看見坐在會場第一排的母校三位日本專家邊聽邊搖頭，更是內疚異常。我想，三位恩師一定萬分失望，覺得他們前幾年辛辛苦苦教出來的這個「得意門生」竟是弄虛作假的無恥之徒。

報告會一結束，我就奔下臺去，如實向他們解釋了原委，請求他們諒解。所幸三位恩師都表示理解我的苦衷，並十分坦誠地告訴我，他們也只能聽懂一半左右。

事後，廖主任表示了滿意，還誇我能夠隨機應變，「編造功夫」相當到家，解決了報告會險些無法結束的「危機」。我問他能聽懂多少，他也回答大概一半左右吧。我想到，三位日本專家和廖主任都能聽懂一半，而自己才四分之一，可見我的日語水準還差得遠呢。

「說明你太幼稚了！」

在日文版《人民中國》實習期間，為了配合即將在東京舉行的中國商品展覽會，領導讓我寫了一篇人物採訪，對像是時任中國貿促會副會長、赴日展覽會團長張化東。

採訪中張化東非常生動地向我介紹了他一生中最難忘、最有趣的一段經歷：1936年「西安事變」時，他是張學良部隊裏的一名排長，奉命去執行了抓捕蔣介石的任務。他細述了蔣被抓當晚的種種狼狽相。我覺得這是一個足以吸引日本讀者的亮點，便繪聲繪色地作了描述，自己十分滿意，雜誌社領導也認為很精彩。

按規定，這一類政治性強的稿件需要送請外辦審定。兩天後，傳來了廖主任的批示意見：這個選題很及時，文筆也不錯，但作者明顯缺乏政治常識和鬥爭經驗。須知台灣當局對幾十年前蔣在西安被抓捕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而台灣當局在日本的特工勢力不可小視，如果他們知道此事，很可能會伺機報復的。因此，為了安全，一定要刪除文章中這段內容。雜誌社領導和我本人都覺得這個指示十分正確，當即刪除了這段。

還有一次，我在東京陪廖主任外出。日方除派一輛警車開道外，還安排一名警員坐在我們車的副駕駛席上。這名警員此前我曾見過幾次，他自稱不懂中文。廖主任在車上與我閑談時，我總喜歡打聽一些國內的事情，可他不是示意我少說少問，就是把話題岔開。

這時，馬路斜對面一輛小貨車突然朝這邊駛來，險些撞上我們乘坐的汽車，那位隨車警員竟脫口用中文大聲喊出「好險呀」。廖主任從後面拍拍他的肩膀，說你的北京話太漂亮了，比我這個廣東人強多啦。對方苦笑了一下，沒有作答。

事後廖主任告誡我，公正地講，幹他們這一行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客人安全，但也絕不會放棄客人主動奉送的「禮物」。這種特殊身份的人就坐在身邊，你卻毫無保密觀念，真說明你太幼稚了。

「你放屁！」

我曾兩次見過廖主任親自當翻譯。兩次都是宋慶齡女士會見客人，地點在她的北京寓所，會見的是她和孫中山先生在東京結婚前後結交的日本朋友及他們的後代。

兩次會見的中方唯一陪同人員，就是廖主任。都是先由他當半小時左右翻譯，在他用咳嗽或手勢發出暗示後，我才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他替換下來。

由於我從未見過解放初就是正部級（行政五級）、年近六旬的高級幹部當翻譯，便好奇地問過這件事。他說，老夫人雖只比他大15歲，但在他心中一直如慈母一般。世上哪有兒子在母親面前擺臭架子，不替母親當翻譯的呢？何況老夫人只有他一個「兒子」，解放前還曾設法救過他的小命。

聽著這話，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以前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裡看到的一幅巨型照片。照片攝於東京：孫中山、宋慶齡和廖仲愷、何香凝並坐在一起，前面站著兩個小孩——廖承志和比他大四歲的胞姐廖夢醒。

後一次，日本客人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1966年11月12日）來訪的。當時正是「文革」初期，廖承志的日子同樣很不好過。江青曾抓住他不同意北京幾個造反派頭頭參與重要外事活動這件事（實際上是周總理指示他這樣做的）大做文章，在民族文化宮禮堂的一次大會上，當眾聲嘶力竭地訓斥他「大少爺出身」「渾身資產階級臭氣熏天」「對文化大革命和革命小將毫無感情」，甚至警告他「再不懸崖勒馬，痛改前非，必定沒有好下場」。

日本客人到達前，宋慶齡關切地問廖主任處境如何，能頂得住嗎，需不需要她出面為他向主席、總理說幾句話？廖主任笑著回答：不用，不用！因為毛主席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只是想幫助我這樣的人洗個熱水浴，洗乾淨身上的髒東西，以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而二十多年前那一次，蔣介石才真的要砍我腦袋。

老夫人轉過頭來對我說，小青年，你得說老實話，他真的沒事嗎？前幾天，他姐姐夢醒可十分擔心，到這裡來說，他們廖家可能會大禍臨頭呀。

我無法據實回答，只好說，洗熱水浴，確實有益於健康，不過不小心，有時水溫可能高了點，也會傷及皮膚，但肯定不會傷筋動骨的。這一點，您盡可以放心。

為這幾句話，廖主任後來曾挖苦我，說我年紀輕輕太極拳卻打得不錯，很會糊弄老人家。

會見前一天，廖主任親自給日本客人打招呼，說明天去看望宋老夫人是老朋友相聚，什麼事情都可以談、可以問，但最好不要打聽她老人家的年齡。可是雙方一見面，代表團一位老先生就說，看上去孫夫人臉色紅潤，神采奕奕，與前幾年一樣顯得十分年輕，不知您今年高壽？廖主任翻譯時故意漏掉了最後這句問話。誰知這位老先生聽得懂中文，便自己用中文又問了一遍。我感到平素溫文爾雅、說話細聲細氣的老夫人果然有些不大高興，只回了一句話：「我與毛主席同歲。」

1981年5月27日，88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與世長辭，中央成立了一個幾乎包括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極高規格的治喪委員會。具體工作由廖承志負責，辦公室就設在人民大會堂。那幾天，外交部新聞司指派我去現場，協助處理一些與國外媒體相關的事務。

一天上午，一個日本常駐北京記者來電話詢問：「社會上傳聞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宋慶齡女士曾經又結過一次婚。請予證實有無此事。」我接電話後正好見到廖主任，便當面向他請示，應該如何作答。

沒想到，廖主任一聽就火冒三丈，問是哪個記者提的這個問題（他對當時常駐北京的十幾個日本記者都很熟悉）。在我回答某某某後，他更生氣了。指著電話機，要我當著他的面立即作出回答。

「怎麼回答呢？」我問。

「這傢夥懂中文，你就直接用中文回答吧。」

「用中文說什麼呢？」我再問。

「只要回答三個字就行了：你放屁！」他大聲說。

我建議是否可以改用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種說法，比如「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或「純屬虛構，一派胡言！」

廖主任不同意。更挖苦說，如果我這個「高品位的外交部新聞官」不願意講粗俗話，他可以自己來回答。

我當然不能這樣做，便當場撥通電話，說了這三個字。開始對方似乎沒聽懂，讓我再說一遍。我又大聲重複了這三個字，對方才放下電話。廖主任則滿意地走進了他的辦公室。

兩天後那個日本記者看見我時問，那句罵人話是你們錢其琛司長批示這樣回答的嗎？我說，這是位置很高的一位領導同志的原話。可能他也意識到了我說的是誰，伸了伸舌頭，低頭走開了。

「我們只能寬容一點」

在我的印象中，廖主任十分善於應對各種意外情況。

一次，他和夫人經普椿陪同當時被譽為駐華「民間大使」的西園寺公一，以及廖的幾位早稻田學友，乘火車去杭州、上海遊覽，指定我當翻譯。所謂翻譯，實際上只是為經阿姨一個人咬咬耳朵而已。

一路上大家談笑風生，氣氛極好。西園寺說杭州是個理想的垂釣場所，到時他一定會拿出「日本釣魚冠軍」的看家本領，把所釣的魚請杭州飯店的名廚加工成「魚宴」，款待杭州主人和各位同行者。

到達那天下午，杭州不冷不熱，細雨濛濛，正是垂釣的最佳環境。杭州市領導知悉客人在火車上的豪言後，破例安排西園寺去飯店正對面的西湖邊上「露一手」，還特別指派飯店的一名服務員在其背後撐雨傘。

不知什麼原因，苦苦堅持三個小時，竟然一無所獲。西園寺掃興而歸，大家默不作聲，氣氛凝重，只有廖主任笑著說，杭州人民熱情歡迎我們，而西湖的魚群卻嬌慣壞了，存心不與我們合作，明天換個戰場，定能大獲全勝！

當晚，他讓杭州外辦派人和我一起連夜去浙江農業大學求援，請校方明天上午對我們開放半天專屬養魚池，並把養魚池旁邊的木牌、標誌臨時撤掉，以不傷害垂釣者的自尊心。

校方照辦了。短短兩個小時，西園寺就釣得二十幾條大魚，重達七八十斤。回飯店後，皆大歡喜，當晚真的辦了兩桌「魚宴」。西園寺還得意地向大家介紹自己的垂釣經驗。大家不明真相，都伸出大拇指，誇他了不起。

後來經阿姨告訴我，在北京時，周總理特別囑咐廖，聽說西園寺最近身體不大好，情緒很低落，讓廖好好陪陪他。實際上，這次出遊主要就是為讓西園寺散心特意安排的。

離開杭州前，廖主任囑咐我再去一次浙江農大。我問是不是去登門致謝，他說當然要致謝啦，但更應該去賠償。世上哪有無端闖進人家養魚池去釣魚的怪事？至少要把七八十斤魚錢還給人家吧。說著就讓經阿姨取出80元現錢交給我，並說這點錢不要讓人家寫收據，回北京後也不要向公家報銷了。

1981年10月，福田糾夫率領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來中國參加亞洲議員人口和發展會議，成員包括後來出任首相的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和出任參議院議長的扇千景等。由於福田是日本前首相，並在執政期間與中國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並盛情邀請、隆重接待過鄧小平訪日，所以受到中方的熱情款待。

在中方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他心情極好，即席致答辭時，竟高舉酒杯，高聲提議要為日中世代友好和「中華民國」的繁榮昌盛乾杯！

我深知，在這種情況下，自己是絕不能照此翻譯的，但又覺得無法提醒講話者注意，請他當場糾正過來，這樣勢必會讓他陷入極其尷尬的困境。究竟應該怎麼辦呢？這時，我看見同桌的廖主任正朝我搖頭、苦笑，感到得到了一種明確的暗示，便若無其事地大聲說：福田先生提議為日中世代友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繁榮昌盛乾杯！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

事後廖主任誇我能當機立斷，作出正確處置，從而避免了令雙方都尷尬的局面。我表示，自己敢於這樣做是基於認定他只是口誤，沒有一點想要傷害我們的惡意。記得廖主任還風趣地補充了一句：人家與台灣好過二十幾年，只與我們好了不到十年，也許腦子裡早已形成了一種慣性思維。對這類事，我們只能寬容一點，而不要太計較。

「知我餓肚者周君也」

「九一三事件」後，廖主任官復原職，但他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了，不得不去美國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手術十分成功，但他百無禁忌的飲食習慣，使他的體重不斷增加。

他特別熱愛美食，曾不止一次地當眾宣稱：空中飛的除了飛機，海裏遊的除了兵艦，陸上走的除了坦克，四條腿的除了桌子，兩條腿的除了人，此外他全部都吃。經阿姨萬般無奈，直接向周總理告了狀。周總理當即向他發出了「三不準」指令——不準多吃、不準貪吃、不準偷吃，並要求他全家一起監督。同時規定，他每次參加宴請等活動，都必須由經阿姨陪同，從旁控制，從嚴掌握。

廖主任告訴日本朋友和我們這些翻譯，自從「三不準」指令下達後，他就一直過著「食不果腹、肚中無油」的「悲慘日子」。家裡再也見不到任何食品，偶爾從外面帶回一些吃的，以備晚間食用，一進門就被徹底搜身。其中一次最慘，他把幾塊餅乾塞在皮鞋裡帶回家，換鞋時，被堅決執行總理指示的子女查出取走。

我見他這樣「苦不堪言」，同情心油然而生，有機會時就千方百計轉移經阿姨的注意力，讓他盡量多吃一點兒。幾次開會時，我也事先準備好幾塊巧克力和小點心，偷偷遞給他。一次他笑著對我說：「知我餓肚者，周君也。」

關於吃，我也曾多次受到他的特殊關照。以往我為周總理等領導人宴請日本朋友當翻譯，他見我過度緊張，很少進餐，便微笑著提醒說，一要翻好，二要吃飽，才算合格翻譯。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這件大事提上了日程，對台工作也開始出現一些好的苗頭。這些都是廖公非常熟悉、大有可為的領域。他出任了國務院僑辦主任、港澳辦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曾以幼年小夥伴的名義，給蔣經國先生發去充滿感情、曉以利害的親筆信。

1983年6月6日，在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即將承擔起更重要的責任。不料四天後的6月10日，他心臟病突發，不幸病逝，享年75歲（後由烏蘭夫出任國家副主席）。

這些年我總會想起，每當我翻譯得順利、流暢時，廖公都會點頭微笑。工作結束向他告別時，他又會一言不發地使勁摸摸我的頭，把我的頭髮弄得亂七八糟。

（周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