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長征後到達陝北吳起鎮。雖說當時紅軍的目標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陝北連生存下去都困難，7000多人的中央紅軍只有1000多塊大洋的家底。從哪里去找錢？毛澤東突然想到了幾天前見過的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就寫了個2500元的借條給徐海東。第二天，紅十五軍團供給部就從自己7000塊大洋的家底中拿出5000塊，派人送到中央紅軍後勤部，並抽出許多重要物資和大量駁殼槍送去。

為了渡過難關，1936年3月，毛澤東又想到了宋慶齡，希望通過她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宋慶齡胞弟）借一筆錢。然而，此時的宋慶齡與宋子文早已分道揚鑣。宋慶齡只好將孫中山逝世撫恤金全部取出，又將自己唯一的一處寓所——莫利愛路寓所典押出去，這才湊夠了5萬美元寄給中共中央。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應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蔣介石指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在政府立場，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萬元軍費，由楊虎城間接領發，共軍番號暫且照舊。”後來，顧祝同派人將善後款50萬送抵西安，經楊虎城交送給周恩來。

是年8月，國共合作抗戰後，八路軍（4.5萬人的編制）1937年度月領經費30萬元（法幣，當時法幣1元合抗戰前1塊銀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萬元，醫藥補加費1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合計月發63萬元。後略有增加，但總數沒超過75萬元。新四軍方面，按照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時的要求，每月應發給新四軍經費18萬元。實際只給8萬元。後經葉挺和項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後，每月增至11萬元。1939年開始，每月另發臨戰費2.2萬元。此外，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戰場時國民政府還分別撥發了20萬元和1萬元的開拔費。

但是，後來隨著八路軍和新四軍隊伍的迅速擴大，再加上物價飛漲，經費越來越不夠用了。由於經費嚴重不足，國共兩軍待遇相差很多。當時，國民黨軍隊師長每月一般發800元，連長髮100多元，而八路軍師長每月只發5元、連長髮3元，即便這樣低的薪餉標準也常常不能按時發放。

1940年12月，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宣佈停發延安方面的軍餉和物資。新四軍的軍費，則是1941年1月以後停發的，因為這個月新四軍領完最後一筆軍餉和物資後，就爆發了皖南事變。此後，中共所屬部隊的經費、給養都靠自己解決。

全面抗戰爆發後，除去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無償經費援助總計221萬多美元，扣除英鎊匯率下降造成的損失和沒有兌現的40萬美元，中共中央總共收到180多萬美元。

1937年，八路軍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一系列的勝利，為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國內各階層及一些海外華人華僑紛紛解囊捐助。據陝甘寧邊區的統計，僅從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個月時間裏，海外及後方捐款共達法幣130多萬元。

當時，各部隊（包括一些敵後抗日武工隊、縣大隊、區小隊）的經費不但要自己解決，有條件的還要上繳支援中央。另據八路軍供給部的統計，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繳的捐款有賬可查的共為892.4萬元。

說起地方對黨中央的經費支持，山東的膠東特委貢獻很大。招遠盛產黃金，是中國第一個年產萬兩黃金的縣，可惜七七事變後淪陷於日軍之手。為了虎口奪金，中共膠東特委成立了一個特殊的常設機構——膠東黃金工作委員會。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下，礦工們有時用爛石頭換下高品位金礦石，有時乾脆在礦井下將金礦石砸碎帶出來，甚至出現“同一座礦山，鬼子在南邊掘進，中共在北邊挖洞”的狀況。

中共膠東特委還通過創辦秘密金礦，組織地方武裝伏擊日軍的運礦車、運金車，同時，秘運礦石到中共控制的煉金廠，再將成品金通過地下交通站運往延安。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招遠人民為中共領導的抗戰貢獻黃金多達數十萬兩。

接受援助之外，1940年春，任弼時經調查後，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延安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大生產運動開展3年後，邊區財政開支的64%實現自給。與此同時，中央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統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把邊區的土特產外銷，換取法幣和美元。

到1945年春，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武裝力量達到91萬人，不脫產民兵200萬人，抗日根據地總面積達到95萬平方公里，總人口9550餘萬。

（南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