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點半，毫無徵兆的情況下，貴州省從江縣公安機關全體在崗民警收到緊急集合通知，他們很快趕到單位，在機關大樓前列隊等待。

彼時貴州初秋，暑熱消退，不少人已經穿上了淡藍色長袖制服等集合完畢，數位交警支隊的民警隨即拿出酒精測試儀。現場人員依次上前，含住儀器，吸氣吐氣。這天是2017年10月10日，距貴州省正式實施「禁酒令」已有30天。三天前，從江隸屬的黔東南州的公安局，也進行了類似’的突擊督察。

據當地官方發佈的消息，這次突擊督查，就是為了落實禁酒令的要求，尤其是在「十九大」期間，更要嚴格要求。督察的結果，全局無一人飲酒，但是有35+未按規定著深色襪子，這些人受到了相關計分處理。

根據此前貴州發佈的《貴州省公務活動全面禁酒的規定》，自2017年9月1日起，全省公務活動一律禁酒，工作日期間和午間休息時，一律不得飲酒。有媒體稱之為「最嚴禁酒令」。

針對公職人員禁酒，貴州並非孤例。最高檢、保監會等部門均已發佈各自的禁酒規定。全國範圍內，除了貴州，黑龍江、新疆、浙江、湖南、江蘇等半數省份也已出臺「禁酒令」。十八大之後，針對公職人員的禁酒行動陸續推行。

層層加碼「禁酒令」

貴州素以茅臺聞名，白酒行業發達，飲酒風氣濃厚。「過去，為了推動酒類發展，市場份額促進增長，想禁酒不太可能。」一位在貴州擔任公職的人士說，在他印象中，該省過去禁酒主要涉及酒駕醉駕情況，此次專門針對公職人員的禁酒，其程度之嚴、範圍之廣，前所未有。而且禁令一來，貴州多地政府機構相繼行動，督察執行情況。

其實，早在2003年，公安部就曾率先出臺禁酒規定，嚴禁公安人員在工作時間飲酒。之後，不少地區和部門都曾頒佈禁酒政策。由於政策落實、監管問責力度不足等問題，禁酒令在有些地方成了「一紙空文」。

「十八大」後，中央推出「八項規定」，開始狠抓「四風」，嚴查公款接待、大吃大喝，上述狀況才全面收緊。2013年1月9日，海南出臺規定，明確「今後省內公務接待要按標準定點接待，不喝酒」。這是十八大後首個地方版的「禁酒令」。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其中要求工作餐應當共應家常菜，不得提供香煙和高檔酒水。

據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瞭解，目前很多地方上的禁酒令政策，其實都是對中央政策的細化。「首先是根據中央的『八項規定』，地方上找出一些重要問題，尤其是公款消費裏面的問題，比如酒的濫喝狂喝問題，再交給紀委政策研究室或者省委省政府研究室，他們去研究，拿出一個東西來，然後再上會討論，就過了。」

「各省有不同的情況，對於禁酒令領導的決心也有不同」，李永忠說，中央只是指引了大方向，但各地方在推行上，「地區有差異、熱情有差異、決心有差異，因此就形成了各省不同版本的禁酒令」。

雖然各地版本不同，但有一個規律是，後發的通常比此前的更嚴格。浙江一位基層公務員接受本刊採訪時說，2013年前後，是其所在單位禁酒的轉捩點。起初，只是規定工作日午間不能飲酒，晚餐沒有明確規定；接著，是工作時間一律禁止喝酒；到如今，單位要求公務接待費用的報銷憑證裏，必須包括財務票據、派出單位公函、接待清單。2014年開始，酒類發票便不予以報銷，「有種層層加碼的趨勢」。

這種趨勢，在最高檢2017年12月29日出臺的禁酒新規中也有體現。新規直接將「接待活動中不文明飲酒」、「不能酗酒」等模糊表述刪除，取而代之的，是對公務活動進行明確定義，如各類會議、考察調研、學習培訓等。禁止飲酒的場合，也由此前的「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各種場合」，擴大為「可能影響公正辦案和檢察機關形象的場合」。

「特事特辦」

江蘇的禁酒令，出臺的要更早一些。2016年7月底，江蘇省委要求「省內公務接待一律不喝酒」，此時距離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強上任還不到一個月時間。隨即，江蘇省內各機關網鈷紛紛刊文，「嚴格遵守省委、省政府公務接待有關規定，省內公務接待一律不喝酒」。

「十八大後，中央想把嚴重的腐敗態勢遏制住，想把世風給刹住，禁酒就成為標誌性的一張牌。」李永忠說，儘管八項規定沒有要求禁酒，但是禁酒能夠遏制過分猖獗的公務宴請，所以有些省份就開始帶頭出臺相關政策。

但公務飲酒的場景非常複雜，很難做到一刀切。貴州的禁酒令中也明確規定，遇到重大外事活動和招商引資活動，確實需要酒類，也要一事一購買、一事一審批，由分管該單位或該項工作的負責人審批，同時報同級紀委備案。

招商，是很多地方「禁酒令」網開一面的特例。王立祥是江蘇某市開發區從事招商的工作人員，他們部門就是特許可以公務飲酒的。據他介紹，這個開發區設有專門辦公室，負責公務接待用酒的採購、管理。每當有接待任務，需要用酒時，他都得填報用酒申請表，寫明接待事由，申請酒類的品種、數量等，之後找直屬領導簽字，再交由這個辦公室的負責人審批。庫存裏本地酒居多，他一般根據客商的喜好挑選酒品。

「有些特事特辦，大專案領導會重視」，酒也可以選更好的。王立祥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審批制度雖然嚴格，但也有靈活性，遇上突發接待任務，或是審批領導不在時，他也可以先用酒，事後必須補齊手續。

即便有特殊政策，跟之前相比，也嚴格了很多。根據要求，王立祥他們用酒價格不得超過500元。「我聽我同事說，十八大前，一桌飯可能真的是五六萬的水準王立祥說，「現在改善了好多」。

另有一些職能部門，因其工作的重要性，在禁酒方面則有更加嚴格的管理。諸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負責安全生產事故的處理，一旦出現突發情況，必須快速應急回應。

一位經常與公職人員接觸的人士告訴本刊，他曾與一位安監局長出席同一個宴會。席上有重要接待物件，局長不得不喝酒，就此事特別向該市市長報備。「這個是安監局的局長親口跟我說的’該人士向本刊透露，「比如你今晚要招待貴賓，可能要喝酒，就直接和市長說，即使今天晚上有什麼情況，市長心裏也有個準備，如果打你電話找不到人，就找其他人。」

「官大一級多喝三杯」

到現在，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都還記得《人民文學》九十年代初刊登的一部作品，《沂蒙九章》。

「《人民文學》創刊以來，前所未有的，整個一期只刊一部作品」，李永忠回憶道，這部作品，把當時官場上彌漫酒桌文化刻畫得淋漓盡致。他還記得其中的一首打油詩，口就念了出：「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夫妻關係大倒退，最後跑去找紀委，紀委的領導說，不喝不對。」

「我有一部作品，就是專門寫官場酒文化的書。《中國酒局》。」作家許開禎說，他曾在政府部門任職，後辭職寫場小說，在他看來，之前的官場上，酒局既是加強官員之聯繫，聯絡感情的主要方式，也是官場辦事的最主要陣封酒局不止涉及到公務消費，還縱容和滋生了各種地下交易。「你要辦某件事，有可能在辦公室談不成，但在酒桌上，只領導喝高興了，事情很可能就當場成了。所以在過去，官.最怕的是酒，因為天天喝，喝不下去了，但又一天也離不酒，因為一旦沒了酒，官員的存在感就沒了。」

讓李永忠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是，有位省級千部接待隊領導。在此之前，他已經接待過一批官員，喝了不少酒。餐桌上，面對部隊領導勸酒，省長面露難色。「省領導這邊人就解釋，剛陪了兄弟省的官員，所以現在就不能喝了。」永忠回憶道，「這個軍隊的領導就說，XX省的人不歡迎我我們還是走吧。省長一聽招架不住，他就一個人，對方八個人，一杯杯喝，一杯有二三兩呢。結果這位省領導回去時候，只知道儍笑了，他愛人急得夠嗆。」

官場上的酒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是權力文化。「很多地方，是官大一級多喝三杯，是個通行的規矩。官大一級壓死人，體現在酒桌上就是這樣。這可能助長了人們對權力的崇拜。」李永忠說，因為工作關係，他經常到基層去調研，他和遇到的一些市縣領導幹部交流時，提到禁酒令，「（他們說）『八項規定』不出來，禁酒的規定不出來，還真不知道；喝死多少幹部」。

2016年，《法制晚報》曾做過一項統計發現，在此前三年裏，官員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中，喝酒致死位列第二，其中包括接待上級領導「痛飲」致死、單位交流喝酒致死、公款吃喝接風洗塵致死、私人宴請致死等。

中央紀委宣傳部與央視聯合制作的專題片《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就曾詳細披露了黑龍江省副省級幹部付曉光因私公款消費、大量喝酒致陪酒人員死亡的案件細節。當時付曉光帶著親屬等六名陪同人員，到一處景區旅遊，林業局黨委書記出面陪同。這位書記當時患有心臟病，剛從北京治病回來。吃飯期間喝酒，一位當地工作人員想替書記喝，但被付曉光阻止。這名林業局的黨委書記只好端起酒杯，喝下不少。第二天早晨，他被發現在賓館房間內去世，經法醫鑒定為酒後心臟病發作死亡。

公職人員因酒誤事的現象同樣層出不窮。據《瀟湘晨報》報導，去年11月，湖南永州一位主審法官因醉酒導金休庭。據在場的一位老村長介紹，下午三點案件開庭，主審法官醉酒開庭，路都走不穩，是由原告方的兒子攙扶著落座的。在庭上，這位法官酒氣很重，說胡話，整個人東倒西歪的。開庭半小時左右，便倒在桌上不省人事。現場書記員電話向上級請示後，宣佈休庭。

「寧可趨嚴，也不敢放鬆」

「八項規定出來之前，還有機構囤了一批酒。」江蘇檢察系統一位元工作人員接受本刊採訪時說，當時雖然規定很嚴厲，但大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都是邊走邊看。有人覺得，萬一有什麼事情，採購不方便，就事先採購了一批酒。

政策執行過程中，也確實遇到了不少問題。儘管多地均已出臺「最嚴禁酒令」，有些公職人員卻仍舊積習不改，頂風飲酒過嘴癮。常見的作法是鑽政策的漏洞，採取「中午沒法喝，晚餐夜宵放開喝」的方式。一些酒興難除的地區，不少官員更是通過種種方法遮掩，繼續違規喝酒。比如名酒倒進礦泉水瓶裏，開車躲到鄉村的農家樂。為滿足官員宴請賓客的需求，有些機關的食堂經過改造，設置了單獨的包間，與員工正常就餐的地方隔離，私密性好。

這也突顯了官場禁酒之難。對「禁酒令」暗中有些怨言的公職人員，李永忠將其分為三類：酒癮嚴重的「酒棍」、「酒徒」，無酒不歡者；習慣「酒桌辦公」者，將喝酒當作媒介，打開話匣子；以及從酒品買賣中的謀利者。

但最終，禁酒令沒有像一些官員設想的，刮一陣風就過去，反而越來越嚴。-

貴州省紀檢監察機關曾協調省稅務部門，調取了2017年1月至7月三萬多條發票資訊，從中篩選出93條問題線索，涉及50家單位。經過核查，查實問題線索9條，涉及金額57.9萬元，並對違規購買、飲用高擋酒，且有弄虛作假、轉嫁費用等情節的涉事人進行了處分。下屬各縣，力度也絲毫不弱，鎮遠縣在禁令推出十天內，清理了86個單位的公務接待用酒庫存。雷山縣則連發了三份通知，強調各級部門立即落實省委的禁酒規定，還曾於11月13日突擊暗訪了15個單位、12家白酒經銷商店。

針對違反「禁酒令」的問責措施也在層層加碼。過去違規以警戒處理為主，一年累計三次才會上升到通報批評、影響該年評選先進等，因飲酒造成嚴重後果時，才可能面臨黨紀、政紀處分。「過去，領導考慮到績效考核、政績等原因，也會包容下屬的一些問題，發現公務喝酒，也不一定處理，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江蘇檢察系統一位工作人員解釋，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事情不再與考核掛鈎，處理問題領導也不再有顧慮。

如今，很多地方一旦發現違規飲酒行為，即要嚴肅查處並及時報告，視情節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處理或黨紀檢紀處分。上述檢察院工作人員介紹，現在遇到違反禁令的情況，經常會在全省或者本級系統通報。

吉林長春市一位鄉鎮黨委書記也坦言，以前上級部門檢查指導，中午、晚上都得喝酒接待，有時甚至要同時接待好幾桌，身體吃不消了也得硬著頭皮喝。「如今有了嚴格的公務禁酒政策，接待負擔輕了許多。」

「現在，對喝酒吃飯這些事情，領導幹部都會很敏感」，廣州一位常與公職人員接觸的人士告訴本刊，宴請籌備變得簡單，低調了。浙江一位基層公務員也說，「無論接待還是被接待方，現在能避免接待的都不會接待。現在是寧可趨嚴，也不敢放鬆。」

「經過執行八項規定與反『四風』，大吃大喝等現象明顯好轉。」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然而「酒桌上好辦事」「無酒不成席」等長期形成的積弊具有一定慣性，若不持續監督，公款吃喝極易「死灰復燃」，影響黨政機關正常工作效率，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

從一開始，中央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2013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參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就提醒各級幹部，一定要認清「四風」的嚴重性、危害性和頑固性、反復性，鍥而不捨、馳而不息地抓下去。（文中王立祥為化名）

（萬鳴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