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之死的諸多疑問至今難以解釋。

孫中山必須「銷聲匿跡」

孫中山必須「銷聲匿跡」是鮑羅廷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給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蘇聯對華政策受到威脅。

鮑羅廷要把國民黨改造成能夠牽制和對抗日本的力量，就必須讓孫中山反帝，尤其是反日，但孫中山卻反其道行之：

其一，對美、英、日的「幻想」。1924年1月6日，孫中山在與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會見時，「呼籲美國幫助解決中國內部的政治性問題」。美國一位學者的 《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一書說：「孫博士曾經告訴舒爾曼，美國是中國人認為用不著懷疑的唯一國家，因此，她也就是擬議中的能夠斡旋仲裁的唯一國家。」「一月十三日，正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前的一星期，在一次和美國記者的會晤中，孫博士又提到了這個建議。」「鮑羅廷返回廣州以後，曾經費盡心機地說服孫博士放棄這個幻想。」因此，鮑羅廷在秘密報告中特地提到1924年1月23日於會議期間與孫中山的談話：「我一次又一次地問孫中山：他關於中國人民可能從美國、英國或日本得到某種幫助的幻想還將抱多久？難道他等待這種幫助不是已經太久了嗎？現在還不該對充滿幻想和失敗的過去進行總結並轉到新的道路上來嗎？」

其二，「面向日本」。鮑羅廷認為：「美國人對孫持懷疑態度，因為他與日本人調情。」「但日本人不相信他，因為他同美國人調情。」「其實孫恰恰是面向日本的，他支持日本、俄國和德國組成同盟。」

孫中山對美國的「幻想」，尤其「面向日本」，嚴重威脅了史達林的對華政策。

二、鮑羅廷無法控制國民黨。

鮑羅廷要把國民黨改造成能夠牽制和對抗日本的力量，就必須控制國民黨，但孫中山的存在使得鮑羅庭無法如願以償。

1923年7月31日，「史達林建議任命鮑羅廷同志為孫逸仙的政治顧問」。但孫中山卻在10月18日「委任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1923年11月25日，孫中山在講話中「曾概括說明鮑羅廷在中國革命發展中的作用：‘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党同志。」這一任命與作用無疑與史達林的希望相去甚遠。《鮑羅廷——史達林派到中國的人》 一書說：「鮑羅廷在廣州的地位非常軟弱」，「除了‘革命權威和蘇聯援助的許諾以外，他是極端孤立的。中國方面沒有一個人瞭解他或有理由信任他。有些人拿不准他的意圖；許多人希望他離開。」

1924年1月10日，國民黨一大召開前10天，譚平山在與鮑羅廷的談話中明確指出：「選舉代表和一般任命中有許多困難問題，只有孫中山參加才能加以解決。」確實，孫中山完全不是鮑羅廷所能左右的。《孫中山的蘇聯顧問1920—1925》一文說：「孫中山進行第三次北伐的決定，必定與鮑羅廷的意見不符，因為這和他們兩人在廣州所致力的一切工作——重振國民黨、號召群眾參加革命、建立效忠於的新軍隊——都格格不入。這不禁使人懷疑他到底接受了多少鮑羅廷的革命方案。」

張國燾也回憶說：鮑羅廷「以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身份，參加我們的政治會議；他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捲入是非的漩渦，不多發言；他的幾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孫先生的同意，並估計在會議上能夠通過，才要言不繁地提出來。」鮑羅廷自己也說：「常常遇到困難，遇到了挫折，我們就去請教總理的引導，我們依了他的引導去做的時候，我們得到的結果，就不會十分錯誤。」鮑羅廷的低聲下氣表明其當時不得不看孫中山的臉色行事。「儘管孫中山接受了許多鮑羅廷的建議，最後應該怎樣做的決定權還是在他；他倆的意見也不盡一致。有時候鮑羅廷發現要改變孫中山的想法簡直不可能。」

鮑羅廷不可能超越孫中山的權威，也就無法控制國民黨。如果不能迅速改變這種局面，鮑羅廷很可能在華就一事無成。

三、孫中山無法「改變」。

鮑羅廷要把國民黨改造成能夠牽制和對抗日本的力量，但孫中山卻堅持我行我素獨立自主。鮑羅廷在秘密報告中強調，「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並不得不做出了這樣的結論：「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主，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孫就必須同以前組織上的混亂和思想上的渙散一刀兩斷，並完全投入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或者他銷聲匿跡。」鮑羅廷要報告史達林的其實只有一句話：孫中山已經成為蘇聯對華政策的主要障礙。

鑒於以上三大原因，鮑羅廷唯一的選擇就是讓孫中山儘早「銷聲匿跡」。看來孫中山的厄運在國民黨一大後就開始悄悄降臨。

孫中山的警覺與死亡預見

事實上，孫中山對自己已經面臨危險並非一無所知。

孫中山違心任命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後，雖然不可能說出其中的內情，但有所警覺還是有跡可循的：

其一，孫中山當軍校總理。「5月2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9日，任命廖仲愷為黨代表，孫中山自己兼任軍校總理，組成校本部最高領導機構，直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孫中山這一別出心裁又針鋒相對的措施對蔣介石實行雙重牽制：「軍校的實際排名，由於孫中山兼軍校總理，他在孫總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孫中山經過一星期考慮最後做出旨在架空蔣介石的決定，恐怕是出乎史達林的預料的。如果照此下去，黃埔軍校實際上依然由孫中山掌控。

其二，任命廖仲愷為總政委。孫中山「先生北上前曾一度下令委廖為各軍總黨代表，但廖尚未就職而中山先生邃爾逝世。」孫中山顯然心有不安而要大力提升廖仲愷在軍隊中的地位以防萬一。

其三，執意「中日提攜」。蘇聯的「喘息」政策簡而言之就是：扶助國民黨執政以牽制日本；對日妥協以慫恿其侵華。其目的是製造中日衝突。因此，史達林決不允許孫中山對日友好。但孫中山卻堅持「中日提攜」。1924年9月18日，孫中山派李烈鈞訪日。「在李出發前的一星期裏，孫中山曾8次召見他進行了共約24小時的長談，詳細商定李的赴日活動計畫。」「李烈鈞抵日本後，曾多次表明此行目的」：「目下最緊要之問題，則為中、日、俄之親善提攜。」隨後，孫中山執意利用北上機會前往日本，不遺餘力地宣揚「中日提攜」。美國一位學者認為孫中山「有必要借重日本的幫助。他甚至需要一種對蘇聯影響抗衡的砝碼。」

如果說張作霖後來是因為離間蘇日關係而喪命，那麼孫中山又豈能熱衷於「中日提攜」而倖免，更不用說意圖借助日本以抗衡蘇聯。

在相關孫中山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孫中山對自己面臨死亡的精准預言。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前夕于廣州乘船抵滬。「不知是有預感，還是出於尊重，蔣介石和黃埔軍校方面以軍校最高禮節——閱兵儀式，迎送總理。」孫中山隨後與蔣介石有一次談話：「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餘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之可言耶？況餘年已五十九歲，雖死亦可安心矣！蔣：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孫答：「凡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餘即不能死；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則可以死矣！」孫中山明顯是在表示，今有蔣介石，餘「則可以死」。

11月19日，孫中山在上海寓所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說：「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險。」臺灣的 《傳記文學》 也有記載：「總理北上經過上海的時候，曾對上海的同志們說：‘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還是明年呢？總理似乎已有生命歷程行將終結的預感，這終究因為總理是一位極其高明的醫生，他對自己身體的情形有很微妙的理解、抑或是因為總理是一位至誠的哲人，可以前知呢？」「今年還是明年」，孫中山難道料事如神？

孫中山在短時間內幾次三番地預言死亡，竟然還不幸而言中，事先必定已有所察覺。但孫中山顯然不知道死神究竟用何種方式降臨。此外，孫中山唯一在私下對蔣介石「突作此言」，應該不是無的放矢。

孫中山病情的確診與俄國「專家」的到來

孫中山病情的確診有一個過程。據「孫中山先生逝世私記」的日記記載：1924年12月3日「總理精神亦不見疲勞」。4日「一病而遂不起，是誠出人意料者也！」

「國父抵津，初延日本醫師診治，日醫判斷其為風寒感冒，在三數天內可愈。至六日乃改延德國醫師施密特診治。」9日，德醫建議要查清病因，「須赴北京協和醫院，因勸國父早日進京。」

「12月25日，日本北平同仁醫院長小管勇博士往視總理病狀，斷定為肝臟炎。」29日，「今日德醫診視，謂總理確患肝病。」1925年元旦，「是日延請外國醫生六、七人，考察病症，都斷定是肝症。」可見孫中山病情的確診在12月底前後。但「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一位俄國肝病專家從莫斯科來到北京。」《中華民國國父實錄》 也記載：1925年1月4日，「複請俄籍醫師協助會診。」《孫逸仙先生傳》 也說：「又請俄國醫生協助，提出意見，與克利參考互商。時孫先生身體並未超過常溫，神思也極清爽。」

此後，孫中山的病情急劇惡化。1月24日，鮑羅廷向史達林報告孫中山病情的密信中附上了「專家」診斷書：「從所附的福爾特醫生開具的診斷書可以看出，孫的病情如何之嚴重。」據俄國中國問題專家維克托•烏索夫在 《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 一書披露，福爾特的全名是福爾圖納托夫•葉夫根尼•阿列克謝耶維奇，1917年前當醫生，1920年起在全俄肅反委員會對外局工作，20年代中期「以蘇聯公使館醫生的身份作掩護在北京工作。」可見福爾特是個披著醫生外衣的特工。此後，孫中山的診治實際上就被鮑羅廷全程監控。1月26日，孫中山入北京協和醫院，「當晚由德、美、俄三國醫生切片檢查」。可見「福爾特」參加了手術。順便指出，福爾特「有一次試圖獲取秘密材料，就在拿到檔之時被中國員警抓住。隨即被逮捕，但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花一萬美元將他贖出。」回國後，「1937年被逮捕，1938年被槍決。」不知他的盜竊和處決是否與孫中山的治療有關。還需要指出，1941年王明的中毒與孫中山極其相似：發病突然來勢兇猛；明顯的肝膽病體征卻難以確診；蘇聯立即派出情報局專家阿洛夫來華治療卻導致患者病情的重大反復。幸虧當時中共中央已經提高了警惕，加上李鼎銘高超的解毒醫術和王明暗中拒服阿洛夫給的所有藥物才得以死裏逃生。

孫中山「身旁的夥伴」與「我尚何說」的遺言

有證據顯示，孫中山的最後時刻受到鮑羅廷的嚴密監控。

鮑羅廷的妻子鮑羅廷娜1966年在莫斯科撰文說：「當孫中山因胃癌與肝癌病臥北京，生命垂危之際，宋慶齡和鮑羅廷一直守護在他的病榻之旁。」

當時鮑羅廷的行蹤甚至引起了美國的關注：「一月初，美國公使舒爾曼博士獲悉，鮑羅廷是孫博士的隨侍身旁的夥伴。」「是容許隨侍孫博士病榻的極少數人中的一位。」

「孫中山臨終前，鮑羅廷在外榻前待候，並為孫中山英語口授致 《蘇聯遺書》 做筆記。」

「當病重的孫中山被抬進北京以後，鮑羅廷更是經常去看他。孫中山住進北京協和醫院的那一天，任命了幾位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組織一個臨時政治委員會，鮑羅廷仍然擔任顧問。汪精衛替孫中山起草的遺囑，就曾經過這個委員會的批准。」鮑羅廷正是通過這一委員會名正言順地掌控了孫中山的一切。美國一位學者說：「須知孫中山在活著的時候從來都不是蘇聯最堅定的盟友。因此對鮑羅廷來說，陪伴孫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刻是十分重要的，這樣可以保證其他人不至扣押或歪曲他的臨終囑託。」

1925年2月14日，鮑羅廷從北京給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中說：「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以及特邀的最著名的國民黨員也在頻繁地舉行聯合會議。我作為顧問出席了所有會議。」鮑羅廷顯然是在炫耀自己對局勢的洞察與掌控，讓史達林放心。

孫中山不是猝死，更知道已經不治，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理應對政治接班人有所考慮和安排，但孫中山卻有口難言。1925年2月24日，汪精衛等人「至孫中山病榻前請求留下遺囑」，「孫先生似甚注意傾聽，聽畢又似有深思遠慮，欲言又止之狀；但沉默甚久，又張目鄭重而言曰：‘我何言哉。」對孫中山的拒絕，眾人再三請求。「孫先生又默然，良久才張目諭曰：‘吾若留下說話給汝等，誠有許多危險。當今無數敵人正在圍困汝等，我死之後，彼輩更將向汝等進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軟化。如果汝等不被敵軟化，強硬對抗，則又必將被加害，危險甚大。故吾仍以不言為佳，則汝等應付環境，似較為容易也。如吾必定說出，汝等將更難對付險惡之環境矣！如此，我尚何說？語畢乃閉目。」孫中山反復出現的猶豫和「默然」體現出內心的矛盾和掙扎，經權衡再三後終於選擇了暗示：遺言內容最為關鍵的三個「必」，充分體現了孫中山的悲觀，似乎敵人過於強大不可戰勝，明顯暗示自己因為拒絕「軟化」才被「加害」。由此看來，孫中山並非無話可說，而是有話不能說，只能發出含蓄的警告，畢竟鮑羅廷就在身邊，只是汪精衛等人聽不懂話中之音而已。「如此，我尚何說？」孫中山只能徒喚奈何。

孫中山的病歷與肝臟留下的疑問

孫中山紀念館撰文說：「而今協和醫院留存的孫中山病案有13頁，這只是孫中山病歷的一小部分，其餘的在1942年被日本人借走，至今沒有歸還。協和醫院病案室的大鐵櫃裏至今留著日本人的借條。」「診斷書清晰地記載著孫中山的死亡日期為1925年3月12日，屍檢日期為1925年3月13日，採用手術治療的手段，屍檢醫生為Dr. Cash，屍檢醫院為9954醫院。」該文的含糊不清之處起碼有二：

一是斷言孫中山的病歷只剩「一小部分」是由於日本人的「借走」欠妥。鮑羅廷既然直接把「福爾特」的診斷書寄給史達林作為關鍵證據，似乎沒有可能忽視協和醫院的診斷情況，更何況當時「福爾特」也參與孫中山的手術。可見孫中山在協和醫院病案的缺失決不能排除與此有關的可能。

二是協和醫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停辦，至1948年才正式複院。日本在佔領期間為何只要「病理報告」和「切片標本」，卻不要「診斷書」？最合理的回答顯然是其信不過有莫斯科特地派來參與診治的「專家」與進行屍檢的醫生與醫院，而要自行確認孫中山的死因。

上世紀80年代南京市檔案局在整理館內資料時，查到過孫中山的肝臟被盜一事，並進行了相關的研究。檔案記載：1942年初春，日軍取走協和醫院研究室內「孫中山的肝臟、肝臟切片和臘塊等，其中還包括一冊總理的臨床記錄報告。」後經汪偽政府派出偽外交部長褚民誼交涉取回，再交給上海一位癌症專家「作醫學研究之用」。但相關檔案沒有記載協和醫院為何會有孫中山的肝臟。

近年來，江蘇省檔案局、南京市檔案局與揚子晚報進行了一次聯合調查，「查閱了南京市檔案館上千卷民國檔案資料後，又赴中山陵孫中山紀念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閱原始檔案。」此後，以「孫中山肝臟下落之謎」為題撰文說：「在南京中山陵園肅穆的藏經樓中，發現中山陵史料彙編中的相關記載：協和醫院將取出的肝臟以及製成的肝臟病理切片和臘塊標本，經過藥水洗滌後，用玻璃瓶儲存著，收藏於該院病理研究室內。而此事對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及其子孫科以及在醫院照料的國民黨要員吳鐵城、鄭洪年等也是保密的，他們被告知，肝臟已焚化。」

協和醫院這種看似嚴重違背醫德的行為，恰好反證孫中山死因的可疑。畢竟，孫中山的死因關係重大，一家醫院，包括診治醫師又豈敢貿然涉險，更何況「福爾特」就在身旁。因此，公開宣佈死因，暗中保留證據，兩者都可能是無奈之舉，因為只要留得肝臟在，孫中山的死因顯然遲早會真相大白，也就能還協和醫院的清白。就此而言，當時的協和醫院應該是盡其所能了。

抗戰勝利後，沈醉根據褚民誼的交待去尋找「寶物」：「我到他親戚家中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先生的一副肝臟。因孫先生患肝癌逝世後，醫生把他的肝臟切開後用玻璃瓶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怎樣落到褚民誼手中。」褚民誼顯然知道保留肝臟對證明孫中山死因的重要性。

《揚子晚報》 調查當年的幾位知情者都說孫中山的肝臟已經焚毀，但「尚未查到1946年7月以後的有關檔案記載孫中山肝臟的切片和臘塊標本的最後去向，謎依然未解。」

孫中山死因的爭論

1999年1月初，在臺北舉行的「第二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協和醫院發表題為《孫中山與北京協和醫院》的論文，「文中引用了一份北京協和醫院對孫中山病理最終認證的資料，重新組織論證，論定：孫中山死於‘膽囊腺癌晚期，並廣泛移轉。」但臺灣大學醫院認為：「一般通稱的膽囊癌，廣義而言也是肝癌的一種」，「其實不論癌症原發於何處，孫中山最後應是轉移性肝癌死亡的。」這一最近的分歧不僅說明對孫中山的死因依然有不同意見，更重要的是反映兩點：一是協和醫院當年的「最終認證」表明原來就有分歧；二是「重新組織論證」表明如今的協和醫院對原有的結論還是有所懷疑。畢竟，孫中山死於肝癌的唯一證據，僅是當年協和醫院一張無法排除受到當時政治需要之影響和干擾可能的診斷書。

在孫中山逝世後的4年內相繼死去的還有廖仲愷、張作霖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如果這些看似互不相關的重要人物之死其實都與蘇聯的「喘息」政策有關，孫中山之死顯然就難言孤立和偶然。

（孫果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