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受關注的事件是中美貿易戰。北京時間3月23日淩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基於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的對華「301調查」報告，指令有關部門對從中國進口約600億美元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在此之前，美國1月23日宣佈將對進口太陽能（4.75+0.64%，診股）電池和太陽能板以及大型家用洗衣機徵收臨時性關稅，3月8日宣佈將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課以25%和10%的重稅。由於美國3月23日宣佈暫時豁免對歐盟、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韓國等經濟體的鋼鋁關稅至5月1日，其貿易制裁意在中國不言而喻。而在這「中美貿易戰」下，本澳又會否受到沖擊呢?

「中美貿易戰」「對本澳影響不大」？

據傳媒報導，就相關問題，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曾澤瑤指出，本澳主要進口的美國貨品主要是電子貨品，而且澳門是「自由港」，就算中美兩國互相徵收重稅，認為亦不會對澳門人使用美國產品有太大影響。曾澤瑤稱，雖然「中美貿易戰」消息對全球經濟都帶來波幅，但未有跡象貿易戰會長期進行，而且本澳主要以旅遊業為主，旅客來源自世界各地，相信今次兩國的貿易戰不會對本澳造成太大影響。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則指，面對突如其來的兩國貿易糾紛，美國三大股票指數指立即全線急挫，港股上週五早段也大跌超過一千點，一度失守30，000點關口。中美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貿易戰正式拉開序幕，令投資者產生不確定性，環球金融市場難以置身事外，各國股市也隨之應聲下跌。部分投資者已開始將資金轉入避險資產。

柳智毅認為，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並逐漸形成相互依賴的利益共同體，兩國的貿易戰不但影響中美關係，而且關係到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穩定。貿易摩擦、糾紛甚至爭議本來就是正常經貿關係的一部分，雙方需以理性、建設性的態度，妥善處理。如美國一意孤行，結果中美兩國只能是兩敗俱傷，不但有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福祉，令通脹壓力加大和經濟增長受阻；而且對正在漸漸復蘇的全球經濟來說也是雪上加霜，世界經濟增長及前景蒙上陰影。

世界經濟自08年金融危機後，目前正逐步復蘇，但增長及復蘇力度依然比較疲弱。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較良好的勢頭下，如果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並成為主流，將不僅影響全球化進程，投資信心也將大受打擊，全球經濟復蘇之路有可能更為艱難，令原本就不十分穩固的復蘇可面臨更不明朗，或甚至可能遭遇波折。

柳智毅指出，雖然中美貿易戰並不會直接波及或影響到本澳，但本澳屬微型經濟體，對外依賴程度十分之高，不可能獨善其身。隨著中美經貿關係越趨緊張，對抗程度也越來越高，加上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並已進入加息週期，港元進一步減弱，但港澳兩地銀行連續四次未有跟隨美元加息，在當前環境下，預料資金將有可能陸續撤出並流入美元資產，最終導致港元及澳門元加息。此外，若美元加息步伐加快，港澳經濟會增添不明朗因素，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密切關注。

對於中美貿易戰及其對澳門經濟的影響，其他學者仍有不少的觀點，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而分析中美貿易戰的深層原因和動機，才能真正把握其影響所及。

中美貿易戰或無可避免？

國內知名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任澤平等在其《中美貿易戰：原因、影響、展望及應對》一文中認為，特朗普此次挑起中美貿易戰，直接目的在於以中美貿易嚴重失衡迫使中國進一步對美開放市場，深層次目的在於試圖重演1980年代美日貿易戰以遏制中國復興，同時在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拉票。

任澤平稱，中美貿易嚴重失衡責任不在中國，主要原因在於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制等。中美貿易戰短期未必全面開打，但如果雙方管理不當，有可能逐步升級。如果中美貿易戰全面升級，對中國高端製造發展及經濟增長將產生不利影響，但同時也將勢必增加美國民眾生活成本，推升通脹，制約消費，給全球經濟復蘇蒙上陰影。中國的應對選項包括：精准還擊美國農產品（7.25+0.55%，診股）、汽車、飛機等，以打促和；聯合歐盟、亞洲、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擴大「一帶一路」；匯率貶值；拋售美債；限制美國企業投資；制定新的立國戰略等。

任澤平認為，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初露曙光之際，中國再度面臨「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貿易戰拉開了全球領導權更迭的序幕，如能成功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將奠定未來內聖外王的基礎。

任澤平等建議，聯合歐盟、亞洲、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繼續發展「一帶一路」，持續擴大中國影響力和爭取支持。美國的收縮戰略（「美國優先」）為中國擴大國際影響力提供了有利空間，在氣候問題、全球化問題中國贏得了國際尊重。「一帶一路」建設為其他帶去了投資和貿易機會，我方應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同時轉從歐盟、亞洲、非洲等其他國家加大進口，分化瓦解美國對部分「豁免關稅」的拉攏，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制定新的立國戰略。中國最大的外交關係是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係模式問題：韜晦孤立、競爭對抗、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需要卓越偉大的領導人、凝聚人心的夢想願景、高超的戰略智慧、縱橫捭闔的外交佈局、堅決靈活的執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任澤平等總結，中國所需要解決的，無非是新的立國戰略問題，即面對未來政治經濟形勢演化趨勢以及世界領導權更迭，爭取一種對我有利的長遠的戰略定位，類似當年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的孤立主義，中國當年的韜光養晦。

而有香港傳媒推出大篇幅文章認為，美方發動此次貿易戰的動因既有經濟考量，更是出自政治戰略。特朗普的助手們認為，中國並沒有誠意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向美國的產品和投資開放市場，所謂談判只是為了拖延時間。事實上，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如今幾乎普遍持有類似看法。《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三月一日刊文《西方如何誤判了中國》（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宣稱，西方國家一直下注於中國可以走向民主與市場經濟，這個賭局已經輸了。

因此，此次中美貿易戰不能與當年純屬經濟範疇的美日貿易戰同日而語，而是應視為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前奏。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為美國和台灣的官員互訪解禁，該法律極有可能在近期獲特朗普簽署落實，從而顛覆作為中美建交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中美或將陷入接近「冷戰」式關係的邊緣。

特朗普推動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崛起，也是為了爭取連任，也爭取中期選舉的勝利。美國經濟民族主義就是一切以美國利益為先，重回二十世紀羅斯福「新政」之前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老路。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假定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將競爭對手納入國際經濟秩序，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而經濟民族主義否定這一假定，認為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對美國不再「自由、公平、互惠」，美國需要打破不公正的貿易體系（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轉向雙邊貿易協定談判。

也有學者認為，近年人民幣國際化提上了日程。從政治角度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挑戰美元霸權，增強地緣政治話語權，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重要標誌。從經濟角度而言，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直接好處是解決貿易順差所帶來的高額外匯儲備問題，避免外匯佔款在央行貨幣投放中的高比重，從而減少通脹風險。在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還有一層更加微妙的使命，就是推動中國的匯率和利率市場化，以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 Of Stiglitz）。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一九九八年所提出的概念，意指新興市場國家將貿易順差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然後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投資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接受這些美元之後，又將其以證券組合、對沖基金等形式，投資新興市場國家的高成長市場以獲取高額回報。在「新佈雷頓森林體系」中，「斯蒂格利茨怪圈」堪稱一個擾動項。而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美聯儲大肆印刷鈔票的條件下，美國熱錢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套利就成為一種常態。

此次貿易戰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這種政治上的對華敵意不僅為特朗普政府所持有，而且幾乎是當今西方國家政治精英的共識。因此，貿易戰一旦啓動，其深度、廣度和後續反應，可能都是難以預料的。

澳門與國家的命運不可分

為應對西方國家政治和經濟上的圍堵戰略，中國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等內部改革措施，目標是推動產業升級、淘汰勞動力／資源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的「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

對外政策中，與供給側改革相呼應的，是「一帶一路」戰略。拋開地緣政治的考量不論，僅從經濟層面而言，「一帶一路」是中國投放過剩產能、利用過剩資本的關鍵。中國在高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龐大產能，在工業化、城鎮化步調放緩，內需減少的情況下，需要新的境外投放空間。而隨著金融體系「去槓桿」、「防風險」的政策轉型，規模龐大的金融部門在國內的業務量銳減，需要找到新的收益來源。發達經濟體的低利率環境無法與中國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相匹配，只有高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才能提供適合中國對外資本輸出的高收益資產。

顯然，「一帶一路」必須由國家出面，與相關國家雙邊談判確定建設運營管理模式。相關建設的還本付息週期也相當漫長，充滿不確定性，只有國家才能承擔風險。也只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或是拓展與相關國家央行之間貨幣互換的人民幣使用，才能保證其金融後盾。

在此背景下，此次中美貿易戰將會急劇推動國際秩序的解構與重構，在造成巨大動盪、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將會在國際和國內催生新的社會空間和權力網絡。

當然，澳門經濟的發展受到國內外大環境的綜合影響。澳門作為中國的特區，發展一直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十九大報告關於港澳部分，提及支援、鼓勵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對於澳門的發展具有高度指導意義。

澳門最大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是經濟適度多元化。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終極目標，在於通過澳門產業的適度多元發展，逐步培育澳門經濟自主增長與創新的能力，使澳門徹底擺脫長期以來高度依附的非自主型經濟，形成具內生增長動力的自主型經濟體。

一般來說，微型經濟體均有很高的經濟外向性，即自身經濟發展對世界市場的依賴。但是這種依賴基本可分為兩種：一是經濟體主動地通過自身優勢的發揮，有效地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利用全球市場，從而將經濟體納入全球產業鏈中最有效益的價值鏈條；一是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由外生因素主導其經濟成長。形成依附外生因素的被動型發展路徑。而產生這兩種不同經濟形態與發展路徑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體內部內生的自主增長與創新能力。

因此可見，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對本澳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一帶一路」倡議以「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亞洲開發銀行最新的資料顯示，2016-2030年，單在亞洲發展中國家，每年所須的基礎建設投資，便超過17,000億美元。一來澳門可利用自身語言、文化的優勢，協助基建類央企走向葡語系國家，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二來可以為這些企業提供配套資金服務。

具體來說，本澳積極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商貿合作，借人民幣國際化加速推進的東風，推動中葡金融服務平臺發展，為中葡投資及貿易往來提供優質金融服務。考慮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許多葡語國家貨幣不可兌換或存在嚴苛的匯兌管制，使得許多企業在當地投資前、投資中、投資後的資金管理以及風險管理存在客觀的金融服務需求。銀行業將積極探索在中葡商貿往來中使用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貨幣的可能性以及打造相關金融產品，利用銀行全球網路為中葡投資及貿易往來提供符合當地語系化的優質金融服務。

正如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說，十九大報告提出新發展理念，其核心理念是轉變發展方式，由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優化經濟結構，建立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轉換增長動力，依賴科技創新驅動。澳門無論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要實現新的發展，同樣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在經濟結構方面，澳門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經濟呈較明顯的波動性及不穩定性。因此，需要通過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以培育和構建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來增強澳門經濟的韌性和抗逆性，提高應對外部經濟動盪的適應力和經濟風險的抵禦力，提升澳門城市的容受力和回復力。近年來，在澳門經濟調整期間，特區政府加大了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力度，重點是推動以會議為先的會展、特色金融、中醫藥等產業發展。

而最近國家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同樣對本澳影響巨大。粵港澳大灣區從人口、面積、經濟總量等指標比較，於中國內獨佔鰲頭，與大部分成熟海外灣區不遑多讓，而且具有後發優勢，極具潛力，若果整個區域在市場准入、流通、人才政策等方面真正做到融合，對吸引投資，推進高新科技和創新行業發展，以及將灣區內優秀產業走出去大有裨益，最終有望於21世紀內將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的都會區。澳門可發揮一國兩制下的優勢，積聚獨特世界貿易先驅的歷史與文化，以澳門為中心、平臺。輻射灣區城市以外的互補作用，於大灣區發展中，做好「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獨有優勢角色。

中美貿易戰箭在弦上，硝煙可聞。特朗普發難背後是經濟民族主義，以增強連任機會，美國憂慮北京建構新型國際秩序，其貿易戰的真正主要目標就是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攸關中國改革發展大局和「中國夢」實現的舉措。所以，本澳積極參與的國家戰略，無論是「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必然也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澳門土地和整體資源有限，經濟規模同其他城市相比，亦屬於小微經濟體。但是涉及行業眾多，人口密度大，作為「一個平臺，一個中心，一個基地」，與內地、東南亞、歐洲等國家和地區交往甚密。既造成了澳門的發展，但亦受制全球或鄰近地區的影響，使自身發展局限所受不確定因素增加。

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個個體都深入參與到全球分工中，所以一個地區的發展不能「獨善其身」是不能改變的現實。不過面對一些負面因素影響時，如何抗擊過多的干擾，避免劇烈的波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