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揮手告別，也是一代人集體記憶的一次告別，而他傾注一生的事業，仍在路上

在當地時間4月19日舉行的古巴第九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上，57歲的迪亞斯-卡內爾當選古巴新一屆國務委員會主席，從87歲的勞爾•卡斯特羅手中接過權杖，成為古巴新一屆國家領導人。

卸任國務委員會主席的勞爾•卡斯特羅，則仍然保留著占巴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任期到2021年。不過，作為古巴1953年革命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勞爾•卡斯特羅淡出歷史舞臺已是自然規律支配下的命運使然。他的揮手告別，也是一代人集體記憶的一次告別，而他傾注一生的事業，仍在路上。

勞爾•卡斯特羅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一生，大抵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92年古巴社會主義事業陷入空前危機以前.他以菲德爾•卡斯特羅同志的好兄弟、好助手、古巴革命「鐵拳」的身份執掌國家軍事機構；1992年古巴進入改革階段以後，菲德爾逐漸退居幕後，勞爾則作為改革工作的領導者和實際的執行人，接管了國家和黨。

比兄長菲德爾更早成為共產黨員

與大名鼎鼎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一生相比，勞爾•卡斯特羅的青蔥時代和革命履歷外界所知不多，通常只能在林林總總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傳記中看到勞爾大約在什麼時候陪伴在菲德爾的身邊。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習慣把勞爾看作菲德爾的影子，勞爾對此也看似毫不在意。即便在成為古巴真正的領導者後，他也沒有在個人傳記、文集或回憶錄的書寫上下過太多功夫。

沒有人懷疑，勞爾對菲德爾的尊重和敬愛是真誠的，他從未想過要在歷史地位上超過自己的兄長。但縱觀勞爾的執政作風，他一生聲名不顯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從未如他的哥哥那樣將萬眾矚目下的談笑風生視為享受。勞爾對待政治的態度與兄長不同，他似乎有著明顯的事務主義傾向，對具體而細緻的工作有更大的熱情，對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更為熱衷。一個幾乎完全通過公文而非講演表達意見的政治家，很容易使人們低估他在古巴50餘年革命史中的地位與角色。

1931年6月3日，勞爾•卡斯特羅出生在古巴一個財雄勢大的種植園主家庭。由於菲德爾和勞爾的父親屬於白手起家，在富裕後又淳樸之氣未脫，卡斯特羅兄弟們儘管生活優渥，卻自小便和貧困的雇工們混在一起，這也初步塑造了兩兄弟的政治傾向。所區別者在於，狂放不羈的菲德爾對林中狩獵、宿營還有打架更感興趣，從來就沒有安於課堂；相對溫和講秩序的勞爾則忍受了父親（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的安排，在教會學校接受了8年嚴格的宗教教育。

不過，卡斯特羅家的傑驁氣質似乎是遺傳的。一旦幼小的勞爾內心認定禱告、懺悔不適合自己後，他便明確向學校和教士表達了自己絕不可能篤信的立場，就此被學校淸退。同樣大發雷靈的父親在發現無法說服自己的兒子後.乾脆讓勞爾下地勞動、經營商鋪。勞爾寧肯接受這一安排也不願回到教會學校，他的生活似乎要走向子承父業的道路上。直到已在哈瓦那大學成為風雲人物的哥哥菲德爾回家探親把他帶入同一所大學深造，勞爾的命運才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不安分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在校期間就和多個反政府組織關係密切，他曾自己承認參與了不少於三次的槍擊或暴力革命活動，但從未正式加入任何組織，受到很多非議。勞爾則不同，他和哥哥的感情十分親近，但他明確加入了左與政黨人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聯盟，並規規矩矩了組織生活。1952年，古巴獨裁統治者巴蒂斯塔發動政變後，正在上學的勞爾和同學們一起激動地和聆聽了已經小有名氣的菲德爾的抗議演說。但勞爾1953年訪問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等社會主義國家並申請加入古共領導下共靑團的舉動，都是受組織委派而非遵循菲德爾的意見。勞爾比菲德爾更早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是不爭的事實。

同樣在1953年，勞爾如當年離開教會學校一樣，堅定地離開了哈瓦那大學.以職業革命者的身份參與到菲德爾組織的一系列革命戰鬥當中。他和自己的兄長一同進攻蒙卡達兵營，一同受審並被關在一個牢房內。

即便是後來走到了已經是年逾80的年紀，他依然津津樂道地回憶哥哥如何給患有胃病的自己做飯的場景。在被特赦流放後，又是勞爾把同為共產黨人的切‧格瓦拉引薦給菲德爾。他們一同在1956年重返古巴，並于1959年建立新的政權。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勞爾實際上替菲德爾完成了革命領導集體的組閣，他和格瓦拉分任古巴新政權的二三號人物。

1959年的古巴政府並不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權。古巴共產黨直到1958年才不甚情願地宣佈支持菲德爾，諷刺的是與他們同時表態的是代表右翼保守力量的天主教；艱苦的遊擊戰時期.美國記者的造訪和宣傳更是對革命者瓦解巴蒂斯塔軍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菲德爾的朋友。1959年4月古巴革命成功後，菲德爾首訪的是美國而非蘇聯，他也多次公開強調自己是「民主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並激烈地說到要驅離「極端主義分子」。

後來古巴歷史性地轉向蘇聯，一半功勞要記在美園中央憒報局糟糕的敵對政策上，一半要記在勞爾和格瓦拉作為共產黨員積極向社會主義陣營靠近上。作為古巴新政權的二號人物和軍審領袖，勞爾從未掩飾自己的政治身份，並先一步派人和蘇聯取得聯繫。

剛一宣佈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古巴又碰上了中蘇關係惡化。從史枓來看，菲德爾本人對意識形態爭論興趣不大，也不持特定立場，他曾派出由九個拉美共產黨組成的代表團試圖說和莫斯科和北京的關係，可見其心中並無成見。

1964年，古巴歷史性選擇了向蘇聯靠隴，很多分析認為問題實際上出現在主管經濟的格瓦拉和主管軍識的勞爾的路線分歧上。在國內問題上，格瓦拉的全面工業化及按需分配原則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勞爾則一貫堅持按勞分配，並親近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與集體農莊體制。在國際問題上，格瓦拉1963年公開批評古巴導彈危機時蘇聯和古巴的退讓，勞爾則罕見地在公開講話中反駁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觀點。最終，曾經的戰友分道揚鑣，格瓦拉放棄古巴同籍，犧牲於異國他鄉；古巴則捆綁在蘇聯的戰車上。

在漫長的冷戰時期，勞爾一直躲在兄長的影子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缺乏存在感。無論曾積極參與名為輸出革命的全球軍事冒險，還是向戈巴契夫抱怨蘇聯援助減少的不公平性，勞爾始終在古巴重大的歷史節點上豪不掩飾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他當然有可能是代替兄長講不方便講的話，但他的立場與菲德爾的區別也顯而易見，他始終是一個有著獨立政治判斷的人，他的政治決斷甚至反過來影響有時被浪漫思考羈絆住的兄長。

「與其死亡，不如改革」

1991年12月25日，鐮刀斧頭旗從位於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徐徐落下，蘇聯解體掀起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風暴迅速波及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家古巴不僅突然在其所處的陣營和土壤中感到迷失，古巴一下子喪失了75%的外貿總額、40%的GDP和90%的能源來源，這個直到2010年才取消老年人雪茄補貼的全面福利國家在1992年時，在一些地方每天的糧食配給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兩片麵包，古巴共產黨陷入到全面的執政危機當中。

在很多後來披露的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勞爾是一個黨齡比菲德爾更長的共產黨人，但是社會主義陣營離散帶給菲德爾的痛苦卻更加溢於言表。菲德爾和勞爾領導下的古巴共產黨中央發出了「與其死亡，不如改革」的口號.但是在什麼是改革的問題上，兄弟二人的認知出現了明顯的差別。

菲德爾對改革的理解是危機導向的，他認為改革是為了應急處置蘇東劇變和美國以《赫爾姆斯-伯頓法》為代表的更加猖獗的戰略圍堵措施，一旦危機緩解，改革措施則自然也就沒行更進一步的需要；勞爾則對改革持更加開放的態度，並慢慢將其視為一個需要不斷深化的新治國方略。與菲德爾相比，勞爾可以更坦率地承認「古巴必須正視自身的缺陷，如無所作為、懶惰懈怠等」。他要解決的是一個個問題，而解決具體問題，則容不得含含混混的遷延拖沓。

曾經以靈活著稱的菲德爾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變得更加保守，曾經以強硬和親蘇著稱的勞爾卻更加傾向改革，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勞爾不是菲德爾那樣激情澎湃的革命宣傳者，長期從事實際工作所形成的務實作風成為他執政風格中壓倒性的因素，使之更容易做出改變而不存在無法尅艮的心理障礙。

從1990年古巴宣佈進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時期」、提出「拯救祖國、革命和社會主義」開始，危機促使古巴開始了第一次經濟體制改革，改革措施涵蓋了放寬外國投資條件、擴大投資領域、建立個體和私人經營企業、允許個人持有外幣、精簡政府部門、開放農牧業產品市場和實施財稅物價改革等方面。

古巴迅速走出了經濟崩潰的困境，但菲德爾也不出意外地為改革來了個急刹車，明確宣佈市場經濟不在政府考慮之內，經濟改革措施不過是現行體制的一種「調整」。勞爾則對此保持了沉默。事實上，勞爾對古巴的變革之路走向哪個方向的思索比菲德爾更為深遠，但他同樣沒法在1994年描述古巴的未來是什麼樣的。勞爾的特點是在危機到來的時候從不公開表達自己與兄長有不同意見，他把精力更多投入到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上，而處理具體政治經濟事務往往可以有效回避主義和道路的爭論。

1997年，已經擺脫了蘇東劇變影響、政權穩定下來的古巴共產黨召開「五大」，勞爾被確認成為菲德爾的接班人；2006年，菲德爾因病將權力移交給弟弟勞爾；2008年勞爾正式就任國務委員會主席；2011年古巴共產黨「六大」勞爾正式當選古共第一書記，兄弟二人攜手出現在大會閉幕式上。

古巴的這一輪權力移交過程前後經歷13年，以菲德爾一言九鼎的威望和執拗，若不是70多年來鞍前馬後守望相助的弟弟站出來推動進一步改革，菲德爾豈能相信新的改革措施不是搞修正主義，並對古巴後來發生的變化保持沉默。反過來說，若不是勞爾的威望和身份，那新改革措施對內豈能不造成動盪，對外又豈能不引來覬覦？

古巴在權力交接開始以後，改革呈逐漸加速的特徵，並在三個方面完成了重要要的突破。

首先，古巴開始真正擺脫糧食完全依賴對外進口的被動局面。在1991年時，古巴57%的糧食不能自給自足，農業的蕭條使勞爾在視，察農村時焦急表態稱，「社會主義並不是定量供應，不能用『一個南瓜四家分』來解釋社會主義」，並且依靠農業體制改革、農業科技發展，古巴在農業領域創造了奇跡，建設了農學界公認的「世界上生態和社會可持續性最好的農業」。古巴在生態化肥、農藥、石油緊缺情況下被迫建設的生態農業，雖然單元產量下降了近20%，但生態環保效益和可持續性大為提升。1999年，瑞典國會對古巴農業組織頒發了優秀民生獎，即人們所講的「另類諾貝爾獎」。

其次，個體經濟的發展。古巴1992年通過的新憲法承認「依法建成的合資企業、公司及經濟聯合體都是所有制形式的一種」，初步承認了混合所有制的憲法地位.但是私人企業的法律地位則一直處於模糊地位。個體經濟最初被嚴格限制在服務行業且發放牌照數量有限。2010年在勞爾的推動下，發展私營經濟的方案得以公佈，個體經營者的從業範圍由服務業放寬至生產領域，政府允許銀行向其貸款；個體經營者還可以少量雇工。2016年古巴共產黨七大召開，勞爾批了將發展私營經濟等同於「對資本主義的復辟」的錯誤觀念，在政治上為私営經濟獲得合法地位掃淸了障礙。同年，古巴國內的払銬中小企業正式獲得了合法地位。

再次，國有企業進行了力度很大的改革。勞爾的國有經濟改革思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方面是國有企業減員增效，勞動乃分流：2010年勞爾在全國電視講話中表示，要對古巴國營機構510萬雇員中的100萬分流，裁員計畫分兩年完成。考慮到古巴的人口總數才1100多萬，其中勞動人口約567萬，兩年時間內讓1/5的適齡勞動力下崗分流的改革力度，足以震撼國內。與菲德爾時代小規模分流後被分流人員還享受60%的工資待遇不同，勞爾這次史無前例的大裁員沒有任何補償措施，可謂十分激進了。

第二個方面則是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改革。到2010年，60%的國營農場轉為具有合作社性質的「合作生產基層組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全國約3260家國有企業中的2054家企業「完善企業制度」，實行了政企職能分開、擴大自主權的改革。

第三個方面則是強調按勞分配，鼓勵物質刺激。2008年古巴出臺了新的《社會保隙法》，在法律層面一改過去平均主義補貼的辦法，把補貼重點投向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並切實研究了工資制度向攻正努力工作的人做傾斜的辦法。

不確定的明天

如果把古巴改革的起始點定在1991年，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進程已經超過了25個年頭。改革拯救了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改善了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進入新世紀以來，古巴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2%，2014、2015年達到指以上，高於拉丁美洲平均水準。

拉美經委會網站2016年統計數字顯示，古巴人均GDP為7593美元，僅略低於我國的人均8123美元。從這一點上說，勞爾在其執政的時代，交出了不錯的答卷。

不過，古巴改革的成果並不穩固。對內來說，古巴迄今為止沒有給予市場經濟恰當的評價，國有經濟依然過分強大，產業結構不平衡的狀況沒有緩解。對外而言，美國虎視眈眈，而富有鬥爭經驗的老一代政治家們垂垂老矣，充滿敵意的流亡古巴人彙聚於近在咫尺的邁阿密。

勞爾有改革的意願和舉措，還有改革所必須的巨大威望和空前權力，可他的繼任者不但無法獲得他這樣的自由度，更無法在國際舞臺上擁有類似的名望。古巴在等待勞爾的聲音，他究竟怎樣考慮仍在路上的改革，是想為後來者鬆綁，還是一如菲德爾當年那樣認為改革可以到此為止？從這一意義上講，菲德爾當年是幸福的，他知道自己的好弟弟不會否定自己在古巴革命史上的地位，也不會動搖卡斯特羅主義在古巴共產黨中的指導位。而勞爾在87歲高齡時要面對的則是另一個世代的政治家們。此外勞爾已經在改革中部分否定了自己前半生的路線方針，他是否有勇氣承認自己在後半生的功業仍不完滿？

總體來看，勞爾領導下的改革，面臨著兩大不確定的困擾：

第一個是，古巴改革的頂層設計究竟是怎樣的？古巴「經濟模式更新」內容缺乏系統性，市場經濟的地位也沒有得到法律承認。勞爾喜歡具體工作的習慣一旦走向過細，則會極大影響古巴共產黨在改革頂層設計上投入的精力。

古共「六大」時通過《黨和革命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綱要》共313條，到「七大」召開時完成了21％，進行中77%，2%（5條）尚未啟動。2016年召開的「七大」通過了《古巴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社會模式概念》和《到2030年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國家願景、優先及戰略領域》兩份檔，又列出了251條需要完成的任務。這樣任務壓任務，卻不講體效能可想而知。

第二個不確定的困擾在於，古巴共產黨的傳承問題。菲德爾把領導權交給勞爾強然備受親親相授的批評，但勞爾在古巴共產黨內的地位乃是歷史形成，黨內外大都能夠接受。1960年出生的迪亞斯-卡內爾已經成為勞爾的接班人，可勞爾的獨子亞歷杭德羅目前是古巴內政部和國防部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掌握古巴經濟命脈的路易士•阿爾貝托‧羅德里格斯•洛佩斯則是勞爾女兒的前夫，他領導的古巴軍方商業機構GAESA在古巴國民經濟中一家獨大，這和勞爾一直倡導的政府剝離經濟職能是相背離的。外界盛傳的卡斯特羅家族接班說對本就威望不足的卡內爾必然形成巨大的壓力。

從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所發生的內戰和動盪教訓來看，政權家族化對國家政治穩定造成的壓力在二代繼承時燦發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輔之以外部干預，則國家必然陷入動盪。古巴自改革以來腐敗現象頻發，國際清廉指數長期在4以上，社會凝聚力出現了下滑趨勢，每年青年人偷渡美國人數在3萬左右。而古巴最大的地緣政治困境恰恰在於它離美國太近，而美國在可干預可不干預的情況下總是服從其干預本能。今天的國際形勢已經重新進入到混亂與動盪時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都感歎，冷戰已經重新降|臨。勞爾應該意識到在當今情勢下維持政治傳承穩定的困難，盡可能消除國內亂源。

理想主義者傳播火種，現實主義者埋頭耕種。勞爾執掌國政的時間其實已不短，但人們每當念起古巴的名字時，能想起的仍然是雄姿英發的菲德爾、木秀于林的格瓦拉。今天，喜歡調研和批閱檔的勞爾白髮早牛，所謂贏得身前世後名，可資評價的就是古巴改革的明天而已。過去，勞爾曾經在數次歷史關頭用自已的決斷推動兄長做出選擇；今天他在政治生涯遲暮時的最後選擇，當是後來人評述歷史時最大的憑據。

（于海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