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出，從領導小組到委員會，表面上名稱之變，本質是加強黨對改革工作的領導、強化重大工作領導體制機制，確保中央的改革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近期，隨著《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公布，中共黨內一批新的機構陸續亮相。其中，最受矚目的當數兩大委員會的重磅開局。

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簡稱中央深改委）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了20份重要文件。4月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簡稱中財委）第一次會議研究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

輿論認為，這兩個由領導小組升格的委員會首次亮相，表面上是名稱之變，本質是加強黨對改革工作的領導、強化重大工作領導體製機製，確保中央的改革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小組」升級

中財委首次會議可謂是重磅開局，直面當前經濟的熱點難點——三大攻堅戰。會議分別聽取了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扶貧辦、生態環境部就相關問題的彙報。

中共高層認為，三大攻堅戰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今後3年要重點打好三大攻堅戰。今年兩會，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將三大攻堅戰的「作戰圖」和盤托出。

此次，中財委第一次會議再次聚焦三大攻堅戰，既延續了政策的穩定性，也體現出中共高層對此的新思路。

比如，這次會議首次在頂層設計層面提出了「結構性去杠杆」，要求以結構性去杠杆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盡快把杠杆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杠杆率穩定和逐步下降。

在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看來，一些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杠杆率過高，必須盡快降低。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主要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改頭換面成了投資公司，進行商業化運作，債務不斷累積；部分國有企業拿到銀行的信用額度，但錢卻被拿去做了別的，如高息轉給其他個人或企業、做更高風險的投資等，而沒有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有分析指出，結構性去杠杆可以做到精準去杠杆，避免在總量的貨幣政策上過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與經營環境，還能緩解市場對「緊縮」的預期以及相應的壓力。

此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規則》，強調要加強中共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好經濟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同時，會議還透露了中財委領導層的信息。習近平親自擔任主任，出任副主任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兩位政治局常委王滬寧、韓正則擔任委員。4位政治局常委同時出現在一個機構的領導層中，實屬罕見。

這次會議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升級為中財委後的首次會議。此前，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經濟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後，該機構從幕後走向前台，成為中共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決策平台。

今年3月，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題為《領航新時代中國經濟航船——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看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駕馭中國經濟》的文章稱：「五年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16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全方位謀篇布局中國經濟發展」，該機構已「從議事機構轉變為決策機構」。

文章透露，2013年4月17日，十八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就研究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規則》，明確了新一屆財經領導小組的定位——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委托進行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政策決策的機構。

「從議事機構到決策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定位之變，凸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加強經濟工作領導的高度重視。」文章說。

此次，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升級為中財委，使這種轉變進一步明確下來，同時也使得這一決策機構的重要性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更趨實體化

在這次機構改革中，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一起改為委員會的，還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在中財委正式亮相前，3月28日中央深改委已經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議的重頭戲是金融「三把火」，即審議通過了《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和《關於加強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三份文件，釋放了從嚴監管的強烈信號。

比如，《關於加強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將加強實業與金融業的風險隔離，防範風險跨機構跨業態傳遞。其監管重點將指向民營金控，特別是一度「興風作浪」的「大鱷」。

新任央行行長易綱日前痛批，「少數野蠻生長的金融控股集團存在著較大風險，抽逃資本、循環注資、虛假注資，以及通過不正當的關聯交易進行利益輸送等問題比較突出，帶來跨機構、跨市場、跨業態的傳染風險。」

從職能上說，中財委負責宏觀經濟決策，中央深改委統籌包括經濟體製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這是影響中國經濟走向最為重要的兩個關鍵問題。此次，兩大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不約而同將金融列為了重點，可見這一問題在當前的重要性。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和中央外事委員會，目前還沒有會議消息的公開報道。不過，外交部3月28日發布的消息稱，應韓國政府邀請，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於3月29日至30日訪問韓國。在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的會見中，楊潔篪向文在寅通報了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訪華的情況。

這表明，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外事委員會後已經開始運行，而出任該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一職的，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原國務委員楊潔篪。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這4個委員會都是中央的高層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任務是加強對全局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負責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製機製，其中就包括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優化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上述提及的深化改革、網絡安全、財經、外事等均為重大工作，需要通過優化以加強黨的領導，這些領導小組上升到委員會體現了長期性、穩定性。相比較而言，委員會比領導小組更趨近實體化和機製化，設立委員會有利於整合資源，避免工作碎片化；同時可以實現全覆蓋，避免出現盲區和空白。

據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敏介紹，從建製上說，領導小組一般是議事協調機構，屬於一種「階段性工作機製」，非嚴格意義上的實體性組織；委員會則一般是成建製的固定機構，是為完成一定的任務而設立的專門組織，職能更加全面、機構更加規範，運行更加穩定，組織更加健全。

人民網日前的一篇評論文章說，領導小組變委員會，看起來是改頭換面，實際上是脫胎換骨，讓涉及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重大工作，在「統」上更有層次和力度，在「行」上更加有序和有效。

文章說，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改革將進一步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和製度體系的變革，改革的複雜性、敏感性、艱巨性也更加突出。隻有加強和改善黨對各項工作的統籌領導，才能在改革不止步中不斷取得新勝利，「委員會」也才真正體現出名副其實。

除了上述4個由領導小組轉變而來的委員會之外，這次機構改革還新設了兩個委員會，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和中央審計委員會。再加上十九大之前設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如今近10個委員會已成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里最受矚目的一類。

這10個委員會之間又略有區別——新設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和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均設在國務院部門里，前者設在司法部，後者設在審計署；而其他委員會的辦公室，則作為中央直屬機構存在。

（蔡如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