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將外出經商……此去將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惦記，也不必和他人說起。妹如需去別處，請勿為我滯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該去做。幾個月後，兄將以更愉快的心情與妹相見，望妹安心等待著更愉快的晤聚。」

這是一封十分特別的紅色家書。寫信之人以兄自稱，其實是個女子，而信中所喚之「妹」，則是她的丈夫。信中雖然充滿了戀戀不捨的離愁別緒，卻因有「更重要的應該去做」而信心堅定，且沒有告知家人自己的去向。女子將去執行一項極其特殊的任務—赴臺灣擔任共產黨的地下聯絡員，向大陸傳遞情報。信中兄妹相稱，也未暴露她的去向，這些都是秘密工作的需要。這名女子，就是紅色特工朱楓。

臨危受命舍小家

1949年，人民解放軍挾「百萬雄師過大江」之勢猛追窮寇，以風捲殘雲的氣概即將解放全中國。蔣介石敗逃臺灣後，妄圖依靠一灣海水阻斷解放軍的進攻之路。解放軍開始從陸地走向海洋，著手解放一座座海島。因此，派人潛入臺灣搜集情報，成了當務之急。

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任務。蔣介石逃到臺灣後已猶如驚弓之鳥，在臺灣實行高壓政策和白色恐怖，瘋狂搜殺島內潛伏的共產黨員。要成功進入臺灣並完成情報任務並非易事。忠誠、機敏的女共產黨員朱楓成為被派往臺灣的頭號人選。

朱楓，原名朱貽蔭，又名朱諶之，1905年出生在浙江鎮海城關朱家花園。她的父親是鎮海漁業公會會長，家境殷實。朱楓是典型的大家閨秀，從小受到正規教育，不僅功課好，而且詩書琴畫、手工編織、金石雕刻、刺繡縫紉、財會商務、醫藥護理無一不通，加上性格忠厚善良、樂於助人，人緣極好。

朱楓在求學時就結識了一批思想進步的同學和老師，受到進步思想啟迪，多次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她慷慨解囊，將大量財產捐給了革命事業。旅居大陸的臺灣同胞成立「臺灣少年團」與「臺灣抗日義勇隊」，朱楓捐款800元；為奔赴抗日前線，她將8歲的女兒朱曉楓寄養在臺灣少年團；中共經營的新知書店遇資金問題，朱楓把鑽戒變賣後，捐錢給書店來購買紙張。

1944年初，朱楓在上海同豐商行工作。後同豐商行遭日偽破壞，朱楓不幸被捕。身體單薄的朱楓沒有因日本憲兵隊的殘酷拷問而屈服，敵人從她口中什麼也沒得到。在組織的營救下，朱楓得以出獄。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出獄後，朱楓居然又冒險通過氣窗爬進已被查封的店裏，把存款、支票本、帳冊偷偷取了出來。

1945年，朱楓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在地下黨開辦的貿易公司、錢莊主管財務，並兼管地下黨情報部門經費。1948年，朱楓受組織安排前往香港合眾公司工作。臨行前，她將女兒朱曉楓送到已解放的蘇北，將較小的兒子朱明帶在身邊一起去往香港。香港當時聚集著許多民主黨派和文藝界知名人士，朱楓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他們返回大陸。戰友湯季宏曾回憶，1947年他不幸被捕，1948年被組織營救出獄後轉移到香港，由朱楓護送。送行那天，寒風凜冽，朱楓看到湯季宏凍得瑟瑟發抖，便悄悄走進女廁所，脫下身上的厚毛衣給他穿。

朱楓對黨忠誠，革命工作經驗豐富，嚴守黨的紀律，她前夫的女兒陳蓮芳和女婿王昌誠都是臺灣情報部門的幹部，卻一直不知道朱楓的真實身份。陳蓮芳懷孕後寫信給朱楓，請她到臺灣暫住，朱楓順理成章成為了前往臺灣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選。當時朱楓正在香港，本來已和丈夫約好回大陸與家人團聚，但接到赴台執行任務的指令後，只能放下兒女情長。因為女婿王昌誠在警務處做電訊管理處處長，朱楓很容易就辦好了赴台的證件。雖然即將前往臺灣執行危險任務，但朱楓無所畏懼。她在一張給丈夫的照片背面寫道，她已深深體驗著「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

深入虎穴獲情報

1949年11月25日，朱楓從香港維多利亞碼頭乘「風信子」號海輪前往臺灣基隆港，兩天后抵達基隆。

朱楓的身份是中共華東局情報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員」，出於安全考慮，她在臺灣只單獨聯繫「兩條線、兩個人」，一是代號「老鄭」的華東局臺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另一個人是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

蔡孝乾是唯一一個參加過長征的臺灣人，少年時就到上海，參與組建了臺灣共產黨。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抗戰勝利後返回臺灣主持地下工作。吳石是電視連續劇《潛伏》中主角余則成的原型，是國民黨有意培養的軍事專材，他早期也曾反共，抗戰勝利後反對內戰，致力於全國解放及統一大業。吳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組織給他的代號是「密使1號」，他利用自己身居要職的便利，獲取了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朱楓的任務就是將這些情報送回大陸。無論是蔡孝乾還是吳石，他們的身份都極為特殊，級別也很高，由此可見朱楓當時任務的重要性，也可見組織對她的信任。

到基隆後的第二天，朱楓就在基隆與蔡孝乾見面。幾天後，吳石又親自登門，與朱楓接頭。二人對完暗語後，朱楓簡單介紹了她此行的目的，吳石從小保險箱中取出一隻圓鐵盒，放到朱楓手裏，盒裏裝的微縮膠捲全是絕密軍事情報，他希望朱楓能儘快將這些情報送回大陸。朱楓謹慎地將情報藏好，三天後，她在基隆港碼頭把第一批重要情報交到華東局情報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海輪「安福」號大副手中。這批情報很快從香港送到華東局，再轉送北京交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手中。

此後，朱楓和吳石約好每週三和週六下午四點碰面。在台期間，兩人先後7次秘密會面，吳石將一批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捲交給朱楓。朱楓只用40多天就完成了任務。她買好了回香港的船票，還托好友給家人帶去一封信，表示「鳳將於月內返裏」。沒想到，這封信竟成為了朱楓的絕筆。

朱楓血灑臺灣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上空響起刺耳的槍聲，朱楓昂首挺胸，身中數彈，英勇就義。朱楓被捕，與一個人有直接關係，這個人就是華東局臺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

1949年7月，撤到臺灣的國民黨保密局在高校內發現了《光明報》，順藤摸瓜掌握了臺灣地區共產黨上層領導者「老鄭」的線索。10月，中共臺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陳澤民雖不肯說出「老鄭」的身份，卻暴露了他的住址。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一位40來歲的男子，此人正是「老鄭」蔡孝乾。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後，找機會逃脫了。但特務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發現了「吳次長」三個字。因參謀次長中吳姓者只有吳石一人，吳石因此暴露。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蔡孝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見。兩個月後，保密局通過追查，得知蔡孝乾躲往嘉義農村。特務們在鄉間路上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蔡孝乾。原來，蔡孝乾在鄉下躲藏兩月，覺得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後馬上叛變，導致臺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據國民黨方面統計，共抓捕1800餘人。

蔡孝乾雖然沒有直接供出朱楓，但他曾經在一張台幣上記下了朱楓的聯絡方式，特務們順藤摸瓜發現了朱楓。此時，朱楓已經轉移。當時，臺灣全島戒嚴，吳石得到蔡孝乾叛變的消息後，冒險給朱楓簽發了「特別通行證」，幫助朱楓乘軍用飛機飛抵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島定海。但保密局通過通行證知道了朱楓的去向。

朱楓到舟山後，來到了一家醫院。這家醫院的院長姓顧，與朱楓的父親是老相識。朱楓告訴顧院長她是來做生意的，院長讓朱楓住在自己家。天晴的時候，從舟山可以看到大陸。此時，朱楓回家的路只差最後一步，但國民黨在舟山駐有重兵，崗哨密佈，當時又找不到合適的船隻回大陸，朱楓只得滯留在舟山。2月18日，兩個便衣特務闖入了顧院長家。朱楓知道自己的行蹤已暴露，從容地取了大衣和包，與顧院長一家告別，隨便衣出門離去。

被關押在看守所的朱楓知道獲救無望，決定以死相拼。她將身上的金鎖片和金手鐲分解、折斷，全部吞進肚裏。巡查的敵人發現了異常，立即對其進行搶救，還調來一架飛機將她送回臺灣救治。國民黨對她軟硬兼施，進行拷問，這位出生富家、生活優越的女共產黨員面對嚴刑拷打，寧死不屈。最後，國民黨「特別軍事法庭」對朱楓等人進行審判。1950年6月10日，朱楓與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吳石副官聶曦上校、台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在臺北馬場町英勇就義。

國民黨保密局的報告在提及朱楓時這樣寫道：「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于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

1951年7月，組織向朱楓家屬頒發了由陳毅、潘漢年簽章的《革命烈士光榮證書》，朱楓成為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最後一位女烈士。「文革」時，朱楓的丈夫朱曉光曾受到迫害，因為有人說朱楓沒有死，在臺北街頭看見她跟國民黨軍官手挽手，朱楓被冤枉成了國民黨特務。「文革」結束後，朱楓之子朱明寫信給黨中央，希望能夠核清朱楓烈士的事實。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調查部作出組織結論：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一個革命者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

2010年12月9日，朱楓的外孫女、朱曉楓的女兒徐雲初在北京機場接到了寫有「朱諶之」三字的骨灰壇。飄落臺灣多年的紅色女特工朱楓終於回到大陸。2011年7月12日下午，朱楓烈士的骨灰由北京運回到浙江寧波。7月14日早晨，朱楓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寧波市鎮海區革命烈士陵園內，忠魂終得安息。

（高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