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遷移是遷移者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遷移，是遷移者在遷出地推力和遷入地拉力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選擇。但當政府干項人才流動時背後又有哪些風險？

近些年，一線城市紛紛出臺政策吸引各類高端人才，二線城市也沒有置之度外，紛紛加人「人才爭奪大戰」。在這場沒有硝煙的「人才爭奪戰」中，驅動各城市紛紛出臺各種引進人才政策的動力是什麼？「人才爭奪戰」又將給城市帶來什麼挑戰和風險呢？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理性的思考。

「人聚城興」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資本、勞動力和技術是產出增長的三大源泉。勞動力尤其人才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上升，將給城市經濟發展帶來「人口紅利」。美國學者夏皮羅通過對1940-1990年美國大都市研究表明，人力資源集中程度較高的城市，該城市的經濟呈現較快增長。城市勞動力增長來自於城市自身人口增長和外來人口的淨遷人。勞動力的不足會影響城市未來的發展和競爭力。因此，為爭取「人口紅利」城市需要採取措施吸引外來人口遷入。

然而，人口並非是同質化的，對勞動生產率影響具有差異性。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受教育水準高低、職業培訓多少因素的影響，人力資本表現為擁有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質的差異性。莫茁蒂利用1979-1994年美國人口普奮而板資料研究發現：如果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力所占份額提高1%，那麼全體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提高1.08%-1.31%，說明提高大學學歷的勞動力份額對勞動生產率具有正向的推動效應。

當前，城市人才爭奪對象主要是大學生，認為只要是大學生就是人才。暫且不論大學生品質的差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對城市而言，首要問題是城市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再考慮人才的可用性，應如何精准攬才。

新加坡吸引人才的做法值得借鑒。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以引進基本勞動力為主；80-90年代，以引進高技能人才為主，以滿足製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金融服務業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的需求；進人21世紀，轉變到引進具有豐富知識、開拓與創造性精神及理念的管理與創新人才，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需要。

此外，城市應著重發展具有城市特色的產業，實現經濟專業化。特色產業的發展既利於產業形成競爭優勢，同時利於吸引和聚集該產業的優秀人才，實現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一些城市區域總是和特定類型的人才聯繫在一起，如華爾街與高端金融人才、矽谷與IT工程師、底特律與汽車工程師。

世界各國都在利用全球的精英人才來促進本國的發展。如美國通過綠卡制度和修訂移民法，引導和鼓勵世界的各類精英才移居美國；紐約市為美國首個推出非營利H1-B簽證計畫的城市，為優秀留學生留美工作創造機會；韓國從2000年開始實施「金卡」制度，從海外招聘高級人才；德國通過實施歐盟「藍卡計畫」吸引技術人才；日本通過「髙級人才積分制度」吸引高級學術研究人員；法國通過「人才護照」政策給優秀的國際人才以長期居留簽證；印度通過給外錇印度人雙重國錇等措施吸引海外人才和資本。

市場經濟下，人才不是固定而是流動的。「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千百年來顛撲不破的簡單哲理。人才更看進城市的就業前姑和未來發展，他們會「用腳投票」，尋求最適合自己發展的城市。西方人口遷移理論也驗證了這一現象。仍道夫•赫伯爾提出的「推拉」理論認為，人口遷移是遷移者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遷移決定，是遷移者在遷出地推力和遷人地拉力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選擇。更好的工作機會、更高的工資收人、更好的生活設施等構成城市移民的拉力；相反報酬低、就業不足、生活水準相對較低等要素構成城市移民的推力。

城市環境是生產力、吸引力和集聚力，是城市競爭中的蜇要籌碼。城市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對人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是天然的磁場。城市政府應努力提升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水準，提高服務和管理效率，為人才的生活和發展創造優質的環境，保證人才能引得來、留得住，人才發展有平臺、能增值。

其次，綜合配套措施要跟上，以解決人才發展的後顧之憂。地方政府應該在金融支持、稅收優惠、人才梯隊、住房保障、配偶落戶、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對引進人才提供必要的配套支持。

人才爭奪是把雙刃劍

吸引人才的流人，究竟靠市場還是政府？目前各大城市的「人才爭奪戰」，背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動，行政干預的目的是希望迎過行政力量改變市場力量。這場以行政力量為主導的「人才爭奪戰」背後存在哪些挑戰與風險？

短期來看，行政干預具有「短平快」的特點，優勢是有利於迅速積聚人才，存在的問題是未考慮人才的適用性和產業需要，「人才是個筐，什麼都往筐裏裝」，到底是搶「人才」還是搶「人口」，估計地方政府也模糊了兩者的界限。短期內人才的大量引進，地方政府需要兌現對人才的承諾、搞好軟環境並改善公共服務水準，對地方政府的治理水準和財政支出都是一種挑戰和壓力。

長期來看，地方政府正處於增長型政府向福利型政府轉型過程之中，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和更好的城市福利成為大勢所趨。現有財政體制下我國地方政府承擔了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供給雙重職能，眼下城市通過「人才爭奪戰」帶來的人口紅利，會不會演變成未來的「福利壓力」？

市場條件下，虹吸效應始終存在。例如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城市的經濟實力、發展機會和公共服務水準存在顯著差異，「人才爭奪戰」會不會進一步導致中西部人才和人口的流失？幾乎可以預測的結果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加劇中西部地區的人才塌陷。近些年，我國高校之間搶人才之戰的結果就是中西部高校的學科帶頭人、學術骨幹等商層次人才的大面積流失，連教育部長陳寶生都不得不呼籲：「東部各高校，請對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因此，對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引進人才更關鍵的是練好內功，著重於產業發展；同時城市應該建立人才引進標準，明確向身需要什麼層次的人才。

（鍾惟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