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國民黨「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將軍度過了55周歲生日，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個生日。

吳石與妻子商議，到臺北照相館合影留念。這些照片成為他與家人在一起的最後影像。在照片中，僅吳石和夫人、小兒子3人，明顯不是全家福。或許在他心裏，不久後一家人就會團聚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

當時，在他和很多人看來，臺灣的解放只是時間問題。很多人都相信，共產黨將不惜代價通過軍事手段解放臺灣。

有材料稱，吳石進入臺灣後中共地下組織給他的代號為「密使一號」。這種說法純屬虛構。也有資料稱，吳石是戰鬥在臺灣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中共特別黨員。這種說法也純屬演繹。事實上，吳石沒有在組織上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的確自覺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吳石的好友、共產黨員何遂之女何嘉後來充滿深情地回憶：「（1949年）8月在臺北，父親和吳伯伯接觸密切。為了人民解放事業和避免祖國的分裂，吳石甘冒斧鉞，同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我們並在香港協助吳石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10月初，吳石再次來到香港，與中共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港負責人、人稱「小萬」的萬景光會面。會見後，何嘉受萬景光的委託，送他到啟德機場，目送他離去。沒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橫的聯繫」導致暴露

對吳石提供的情報的重要性，參與過吳石案審理的李資生在《臺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文中寫道：「吳石是一個忠誠過度的情報員，他以參謀人員的立場，猜測中共目前需要的情報，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並且懂得情報的要次，特別注重數位、圖表，使得朱小姐（朱諶之）轉送過去的資料，都對中共具有極大的價值。」

後來，國民黨保密局在「吳石案」檔案的「綜合檢討」中，對中共華東局派遣來與吳石聯絡的朱諶之頗多分析。「檢討」評價朱諶之「黨性堅強，學能優良」，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早有應付事變的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檢討」還認為，這次之所以能破獲吳石案，皆因朱諶之與蔡孝乾等聯絡，暴露身份，犯了「橫的聯繫」的嚴重錯誤。

1950年1月29日晚，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在住處被埋伏的國民黨保密局人員抓獲。蔡孝乾的公事包裏有一個記事本，上面留下了「吳次長」的記錄。這成為致命破綻，使國民黨保密局將目標鎖定在吳石身上。

3月1日晚，吳石被捕。國民黨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親自出馬，負責主審。葉翔之後來升任台情報局局長，成為臺灣情報圈極具影響的人物。從吳石的獄中手記可以看出，他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頻繁提審，「隨時被訊問，均是使人神經異常緊張，心境異常刺激」。

比吳石晚一個多星期入獄的著名報人龔德柏以獄中見聞寫了一部《蔣介石黑獄親歷記》，其中對「吳石案」有關的人和事也有零星的記敍。

龔德柏所住的4號牢房就在吳石所住的3號牢房隔壁。保密局監獄前身是日據時期的軍人監獄，一間5平方米不到，空氣流通很差。這樣條件惡劣而狹窄的地方，因為國民黨抓人太多，而人滿為患。第一晚睡了4人，第二晚增至6人，第三晚又增一人，以後均為七八人，有時曾至10人。睡的問題非常嚴重，至5月10日，他被他人擠得連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3小時。「幸而只一星期，救星下降，即國防部次長吳石經醫生檢驗，血壓高至二百餘度，非得安眠，有即日腦溢血而死之危險。但吳為要犯，非明正典刑不可。」那之後，牢房進行了調整，一間只住七八人了。 　　「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

在國民黨當局看來，「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

據李資生《臺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一文記敍：「當他初來的時候，他一度想用參謀次長的威嚴來嚇人。可是，當主管人員把一切情況暗示給他以後，他馬上改變態度，從此，他就很誠懇、很明白地說明自己的經過。但他一貫的老脾氣，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當地講，除非把一切證據都提出來，他很難得承認，尤其是牽涉到第三者的時候，他總帶著『好心』來替別人洗刷。所以，我們說吳石『誠意』『坦白』，是在偵訊人員有計劃的盤問中，使他不能不誠實，不能不坦白。嚴格地說，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

遲於吳石10天入獄、和他共處一室一個多月的獄友劉建修在2009年8月的口述，讓我們讀到了吳石在獄中最後的細節。

劉建修說，1950年3月10日，他因「郵電案」被逮捕，關進保密局的看守所「南所」。

牢房的面積很小，裏面已經關了兩個犯人，年紀大的那人就是吳石，只是當時劉建修還不知其名。吳石有些胖，身材不高，臉形是圓的，頭髮很短，像個光頭。

被關在「南所」的犯人，一天吃兩頓飯。吃飯時，他們三人圍著坐下，飯菜放在中央。從第一天起，劉建修就發現，吳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為每次都會送來一個小盆子，裝著別的食物，是專門給他吃的。盆子裏有肉有魚，比一般犯人的伙食要好很多。

吳石整天都很安靜，幾乎是從來不講話。在他臉上，劉建修看不出什麼表情。「他也沒有明顯憂愁的樣子，可以說是相當鎮定。吳石能夠這樣，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我對自己的命運就感到害怕，也擔心家人和同志的情況。」

在白天，吳石通常一半時間在看書，其餘時候就躺著，看書時就坐到光線照得到的地方。他一直在讀同樣的書，劉建修看到，有《中國文學史》《中國史綱》《世界史綱》。

房裏另外一個人大約40歲，個子高大，聽口音是山東人。劉建修進來兩三天以後，聽到那山東人說，他是上校，在國防部某單位工作，因為金錢方面出了問題，所以從半年前起就被關在這裏，不過他的問題已查清楚，沒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後就可以回去。那人還說，如果吳石和劉建修有事要向家人交代，他可以幫忙傳話。

劉建修始終沒問山東人姓什麼。當時他心裏恐懼，也害怕有「竊聽器」，所以任何話都不敢講，只是用耳朵聽。有時看守會把山東人叫出去，這種情形發生好幾次。

大約過了幾天，山東人和吳石互相在「咬耳朵」。劉建修覺得，是怕他聽到。接下來的幾天，他們都這樣講話。

兩三天後，看守喊山東人的名字。他收拾幾件衣服，弄成一個小包袱，就走了。

又經過兩天左右，吳石在晚上被叫出去。整晚只有劉建修一人在房間睡覺，直到天亮，吳石都沒回來。他的書堆在地板上，劉建修看到，那本《中國文學史》封面有毛筆寫的「吳石」兩字，字很端正，劉建修這時才知道他的名字。

直到第二天下午，門才被打開，兩個特務很粗暴地把吳石丟進來，那門又立刻關上。劉建修去查看他的情況。吳石被凌虐得很厲害，躺在地板上不動，也不講話。他沒有穿長褲，身上到處是傷，皮膚是紅的、紫的，腿也腫得很大。

吳石一直躺著，過了一兩小時，才慢慢坐起來，靠著牆壁，仍然沒有開口。之後，飯送來了。吳石指著他的那盆菜，很虛弱地對劉建修說：「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並沒有吃東西。劉建修問吳石的情形，吳石說：「我被用刑了。」劉建修問：「什麼事啊？」吳石說：「沒什麼事。」

在那以後，看守每天會叫吳石出去擦藥。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躺著不動，也不看書。

三五天後，吳石好一點了，有時坐起來看書，讀的還是那本《中國文學史》。劉建修覺得吳石看著不像「壞人」，很同情他。劉建修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臺灣曾發生「2•28」事件，所以很痛恨蔣家政權。他猜想，吳石應該也是反對國民黨的，但他不敢多問。

吳石也問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等等，他說了，吳石點點頭，又問：「你是不是蔡孝乾的案子？」他說不知道。他後來覺得，吳石判斷得不錯，但他當時真的不知道蔡孝乾是誰。

過了一兩個星期，有一晚上，吳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進來。這次吳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沒有動，眼睛閉著，一直發出呻吟的聲音。劉建修不敢打擾他，而且很害怕，覺得這也是他將來的遭遇。每次飯菜送進來，他都會勸吳石：「還是要吃一點，不吃不行。」吳石勉強爬起來，吃一點點，喝一些湯。劉建修看到這個樣子，心裏很難過。又過一陣子，吳石的身體有些恢復。

一天，看守把門打開，喊劉建修的名字，說：「出來！」這次輪到他了。特務分成3組，每組兩個人，輪流審問，2至4小時換班一次。用刑是非常可怕的。「那些特務沒有人性，不是人，簡直是禽獸、魔鬼。」他被抬回牢房時，也是不能動，只能躺著，連續幾天都是這樣。吳石自己也很虛弱，但會對他說些鼓勵的話，並且叫他吃自己那一盆食物。劉建修沒有吃，實在是吃不下。但他還是很感謝吳石，因為從吳石的眼神、口氣，他覺得吳石是關心他的。

吳石在保密局監獄度過了3個月零11天的痛苦歲月。因為遭受酷刑，一隻眼睛失去光明。

他心裏知道，幾乎沒有指望走出這深牢大獄。他斷斷續續草就了遺書，遺書寫在《元趙文敏九歌書畫冊》的背面，為行草所書。多少年後，他的親人好友讀到了這2000多字的遺書。

吳石寫道，自己就讀保定軍校與留學日本，均得以第一人卒業。任事以還，忠慎勤清，絕不絲毫苟且，一息偷安。朋友多以「十二能之人」看他，因為嫺熟中外古今兵學，通文學，能詩、能詞、能書、能畫，會英語、日語，能騎、能射、能駕、能泳。「不圖今日竟陷此悲境，不能自保其身，亦可痛也。」

他回憶了自己29歲與夫人王碧奎結婚，壯年氣盛，家中事稍不當意，便辭色俱厲，但碧奎對他忍讓有加，親切相待。30年夫婦，極見和睦。此次累及碧奎，感覺真是有負於她。

「提及兒女，至為傷心。」他最鍾愛的小兒子才6歲，從未久離膝下，朝夕擁抱調笑，讓他忘憂。春天剛報名入私立幼稚園，還沒見到他入學就被捕。「不知父子尚有見面之日否？思之不禁淚涔涔下矣。」

他寫道，自己一生清廉，生活簡樸，唯一的資產就是書籍。希望諸友好能為他設立小規模圖書館，以作紀念，讓他愛書與好讀之美習傳諸後人；希望兒輩知自立，為善人，謹守清廉儉樸家風。

最後他寫道：「十餘年來風塵僕僕，又因抗戰八載以迄於今，戎馬關山都無閒逸之境，致讀書養性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複何言，夫複何言！」

就義馬場町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隨著對吳石等人偵訊的結束，對於「吳石案」相關人員的最後處理也提上了日程。

4月7日，「國防部」參謀總長周至柔簽報蔣介石，提出審判人員組成的架構，請示如下：「奉：交辦本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等叛亂一案，業飭軍法局偵訊終結，依法應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庭。陳派該局簡二副局長曹秉喆、簡三軍法官宋膺三為本案審判官外，擬請指派戰略顧問、二級上將蔣鼎文為審判長，戰略顧問韓德勤、劉詠堯為審判官。當否，簽請示遵。」4天後，蔣介石批示「可照辦」。

由此，對吳石等人進入審判程式。經過1個多月的審理，6月初，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呈文周至柔，提出對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給予重判，但免於死刑。周至柔轉呈蔣介石。6月7日蔣介石閱後大怒，嚴厲地批示：「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審判不公，並為罪犯說情，殊為不法之至，應即明該三員革除原職為要。」就此，審判意見發生逆轉。

1950年6月10日，一個陰霾滿天的日子。下午4時，由蔣鼎文上將任審判長，韓德勤中將、劉詠堯中將等任審判官的「特別法庭」在國防部軍法局開庭。審判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貼牆站著一溜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

整個審判時間很短，審判長匆匆問過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齡和籍貫後，就匆匆宣讀了死刑判決，並稱死刑已經最高當局核准，立即執行。實際情況是，蔣介石親自「核准」的《總統寧高字390084號》殺人密令已於開庭前一日送達軍法局。

刑車從青島東路的軍法局開出，一路經過上海路、南海路幾個街區時，陰霾了大半天的臺北下起了連綿的六月雨。沿途不少軍民冒雨觀看。

一刻鐘後，刑車抵達「馬場町」。這是河邊的一片坡地，空曠而荒涼，早在日據時代，就是處決犯人的場所。四人在此就義。

當時情形，唯有香港《星島日報》第二天在頭版顯要位置做了報導，在當時頗為轟動。報導的大標題為《轟動臺灣間諜案四要角同被處死》，還特別加上一個意味深長的副標題《吳石臨刑前從容吟詩》。

報導說，6月10日下午4時，國防部軍法局高等軍法審庭長蔣鼎文升庭，依據懲治叛亂條例，將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4人判處死刑。四人聞到，默無一語。

隨後，書記官桑振業走近被告席，通知四人：如有遺言，准許當場書寫。吳石、陳寶倉和朱諶之都留下了簡單遺囑，聶曦則「迷惚不復書寫」。10分鐘後，遺囑寫完。

四人在庭上飲酒頗多，旋由憲兵押登卡車，抵馬場町刑場。四人經行刑憲兵扶持下車，「舉步已見艱難」。4時30分，四人自左至右跪於刑場坡地。一聲「執行」的命令，四憲兵執槍行刑。槍聲齊響後，四人同時倒地。吳石慘叫一聲後，其心臟緩緩自傷處突出。「吳石中兩槍斃命，朱諶之中六槍始斃命，血流遍地，事後分裝入四具薄棺掩埋。」

報導透露，吳石事前早知難免一死，遺書早在獄中草就，當堂只寫詩一首。至於這首詩寫了什麼，《星島日報》未透露一字，之後也無後續報導，把懸念留給了讀者，也留給了歷史。

幾年前，我從吳石中將家人手中看到吳石最後的手跡，讀到這首用生命凝結成的詩句。這首詩是吳石在獄中就寫在遺書之末的，庭上再書寫了一遍。詩寫道：

天意茫茫未可窺，遙遙世事更難知。

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又過了兩個月，1950年8月10日，因「吳石案」受牽連的吳石副官王正均、作戰參謀林志森就義。至此，因「吳石案」遭殺害的人士達6人之多。因「吳石案」受牽連者逾200人。總數字有多少，只能期待時間來給出答案。

1994年，吳石將軍遺骨回歸大陸，和夫人合葬於北京香山公墓。一座漢白玉紀念碑上寫著：吳石將軍、王碧奎夫人之墓。墓碑背面記刻著：勝利後反對內戰，致力於全國解放及統一大業，功垂千秋。1975年，人民政府追贈革命烈士。

（鄭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