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持下，一系列開明的對台政策相繼出臺。對此，時任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也感受到了，並在其生命歷程的最後10年裏一直關注著兩岸統一大業，使兩岸關係有了重大突破。

武力對抗在兩岸悄然消失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長期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敏感的人們發現，已喊了30年的「解放臺灣」的口號正悄悄地從新聞媒體中消失。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對臺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

兩個月後，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就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又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新的對台政策。這段答記者問的重要性，在於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傳統的「解放臺灣」的提法，反映了大陸對台政策即將作出重大調整。

1981年9月30日，為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臺灣的重要講話，即著名的「葉九條」。葉劍英真摯地表示：「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圖，為列祖列宗爭光，為子孫、後代造福，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譜寫新的光輝篇章﹗」

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國民黨當局也儲更改了對大陸的方針。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國民黨召開了第十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蔣經國主持大會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臺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臺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要求國民黨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和「以政治為前導，以軍事為後盾」等為最高指導原則。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復興建國」的大陸政策，並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將其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

兩岸關係由此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面，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走到台前的「神秘來賓」

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開規模宏大的紀念大會。會議召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他臺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遊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

在應邀與會的人士中，有一位來自香港的新聞界人士沈誠最為顯眼。他當時雖是《新香港時報》的社長兼總編緝，但卻有台方背景。沈誠是蔣經國的同鄉，曾在蔣經國于抗戰時苦心建立起來的青年軍中任師長，到臺灣曾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與「小蔣」淵源很深。退職後到香港辦了一家《新香港時報》，此次亦在應繳嘉賓之列。

由於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誠對是否與會一度猶豫，後專程去臺灣，向蔣經國當面請示機宜。蔣經國對沈誠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實際是同意沈誠去北京，而且還囑託沈誠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現場照片」沈誠到北京後，受到了熱情接待，並被安排到溪口一遊，拍到了蔣介石故居和祖宗墳墓保護完好的大量照片。

沈誠在北京逗留期間，還受到了葉劍英委員長的接見。葉劍英同他探討了國共和談的可能性，並要他向蔣經國轉達中共的和談誠意。隨後，鄧穎超也接見了沈誠，探討國共和談問題。沈誠熟知蔣經國的態度，在回話中「喑示今天臺北的氣候，還不是談判時機」。

儘管蔣經國堅持「偏安拒和」的政策，但鄧小平、陳雲等中共領導人卻在各種場合表達了舉行國共和談的願望：認為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住，就很難說。因此，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做打算，早下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這些發自肺腑的話，果然被臺灣以後的政治變局所証實。

在中共的誠意面前，蔣經國又一次默許沈誠成為其探聽大陸政策的「密使」。蔣經國的這位原機要秘書就這樣走到台前，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往返於內地、香港、臺灣三地，成為國共兩黨進行聯繫和溝通的重要管道。

臺北傳來「消息」

從1986年開始，臺灣島內與國際上的一系列新的變化，衝擊著國民黨「永不與中共談判」的政策，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越來越多的批評。蔣經國不得不開始考慮求變，沈誠也因此受蔣經國之命先擬出一個方案。沈根據多次與中共方面接觸及中共方面的建議，於1986年夏在臺北擬定「國是建言」呈交蔣經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國是建議備忘錄」，於當年8月交給中共方面。

蔣經國默許的這份「備忘錄」的主要內容有：（1）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2）雙方對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和互相執著；（3）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分歧；（4）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5）國家定統一，手段必須和平；（6）實行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

沈誠的「備忘錄」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87年3月，中共中央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又一次去臺灣向蔣經國請示。蔣經國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這一積極表示實際上已經改變了原先僵硬的政策。3月14日，楊尚昆接見到京的沈誠。在這次會談中，沈誠要求中共方面貪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蔣經國「請示機宜」。楊尚昆提出中共中央關於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黨對黨談起來就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中還加以強調中央層次和對等地位，這兩點，以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兩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團結起來，而各取所長，共同合作，如利用臺灣財源、科技、智慧等等來配合大陸資源、人力、市場，共同振興實業，發展國家經濟，慢慢再求政治上達成國家統一。」

沈誠對楊尚昆提出的和談原則很滿意，當晚便通過香港，將這次談話的內容報告給蔣經國。兩天後臺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的模式。

楊尚昆給蔣經國的一封密信

儘管蔣經國同意兩黨淡判，但他對中國共產黨仍抱有極強的戒心。蔣經國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去我們曾與中共有過多次和談，得到了慘重的教訓，所以1949年以後絕不再與中共和談。」

國民黨拒絕和平統一談判的關鍵因素，還在於他們普遍持有的一種觀念：大陸大，臺灣小，國際社會不承認臺灣當局，中共主導談判，談判的結果將是臺灣被中共統一掉。因此，蔣經國及國民黨內不少人，都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持懷疑態度，在答復同意兩黨談判的同時表示「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沈誠立即將此消息轉達給中共中央領導人。

幾天後，鄧小平親自接見沈誠，在談話中對蔣經國希望的技術上的「具體表達」作了完整的闡述，那就是「實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問題。」對鄧小平的回答，沈誠十分感動，立即把消息反饋給臺灣。

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經研究決定，以楊尚昆的名義致函蔣經國，並由沈誠秘密轉至台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兩黨談判。密信由沈誠攜至台北面交蔣經國。

4月4日，蔣經國約見沈誠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至於在時機上，他們好像操之過急。」但不久，蔣經國就取消了在臺灣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體制」。

（東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