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將軍服，身高1.83米，高大魁梧。62歲的羅援坐在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對面，不怒自威。他說話聲音洪亮，侃侃而談，中氣十足，幾個小時的採訪，連水都沒怎麼喝。
和預想的一樣，羅援的談話處處體現著「強硬」，這似乎成了他身上最顯著的標籤。而在與他接觸兩次之後，我們漸漸為他身上的強硬本色找到了來源——一是父親的基因與影響，二是44年軍旅生涯的歷練。
時刻銘記父親的風範
提起羅援的父親羅青長，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但少有人知道，他其實是中共隱秘戰線的元老級人物，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如今已94歲高齡。
因為父親的關係，不少人稱羅援為「紅二代」，他對此並不忌諱，並將父親視作自己一生最大的榜樣與驕傲。「老父親現在身體還可以，只是患有腦血栓後遺症，行動不方便，語言也有障礙，已很難和家人交流，每天早上會坐在輪椅上看看電視新聞。」羅援告訴記者，前些年他曾幫助父親整理過一些回憶錄和自傳素材，由於涉及很多我黨隱秘戰線的高層機密，現在還不能出版。但羅援也因此有機會系統地瞭解了父親所走過的道路、所經歷的種種風雨。通過羅援的講述，記者得以走近了這個革命家庭。
羅家祖籍川北蒼溪縣，羅援祖父家中有幾畝薄田，能賴以生活並供孩子讀點書。羅青長生於1918年，是家裏的老大，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讀完中學一年級，16歲那年，羅青長和村裏的20多個小夥伴一起離開家鄉參加紅軍。等到1952年羅青長再返回老家時，當年23個夥伴就只剩他一個人了。
跟隨紅四方面軍到達陝北不久，羅青長被選派到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後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留校工作。1938年，他又被我黨派往西安參加秘密情報領導工作，曾打入胡宗南的部隊從事地下活動。
「這一時期，父親的主要聯繫對象就是後來被周恩來總理稱為『情報後三傑』的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前三傑』為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北風。」
在敵佔區，羅青長以楊虎城西北軍38軍中尉書記員、國民黨三青團西京分團辦事員的身份為掩護，對一些重要情報關係進行聯絡和指導。羅援還記得父親給他講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當時，中共西安地下情報組織的一些絕密檔，被統一寄存在一位元家境很好的地下黨員家中。不過，此人的思想後來突然發生動搖，生怕這一箱檔會給他全家帶來殺身之禍，便催促我父親儘快將保密箱取走。為避免給地下組織造成損失，在請示了上級後，父親決定冒險取回保密箱。誰知他剛將保密箱取出來，西安城突然全城戒嚴，國民黨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連小學生背著的書包都要搜查。父親緊張極了，如果繼續在接頭地點等待，會很危險。他整了整身上的國民黨軍官制服，一咬牙叫來一輛黃包車，將箱子壓在座位底下，開始『闖關』。因為那身制服，沿途哨卡並沒過多地阻攔、盤查。車子經過八路軍辦事處門口時，父親瞅准機會，一個箭步跳下來，拎著箱子就沖了進去，有驚無險地將絕密檔送到組織手中。」
1941年9月，羅青長結束了「潛伏」生涯，回到延安中央情報部工作，先是給李克農當秘書，後來到情報一室負責情報聯絡和情報指導。解放戰爭時期，羅青長隨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負責敵區情報工作和機要工作。毛澤東和周恩來對當時各情報系統提供的情報頗為滿意，稱讚說：「我們在陝北天天都有可用的情報，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新中國成立後，羅青長長期擔任中共情報部門要職，1957年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1973年，又成為繼李克農、孔原之後中央調查部第三任部長。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羅青長相繼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對台工作辦公室主任等職務。
羅援喜歡這樣總結父親的一生：「他這輩子幹過三件大事。第一，保衛毛澤東，就是追隨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為黨中央及時提供了情報保障，受到表揚。第二，保衛周恩來，參與破獲了國民黨特務企圖謀害周恩來的『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1955年4月，周恩來等人原計劃乘『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參加萬隆會議。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在起飛5小時後發生爆炸，機上11人遇難。所幸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乘另一架飛機去了緬甸，在仰光做短暫停留，才躲過了一劫。時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總理辦公室負責人的父親在此事件的情報獲取和案件偵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第三，保衛劉少奇，參與偵破了國民黨特務刺殺劉少奇的『湘江案』。那是在1963年，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出訪柬埔寨，父親擔任前方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在劉少奇到達柬埔寨後不到48小時，安保人員就在車隊必經之路下方發現了一條埋有炸藥、雷管的地道，並捕獲了一個國民黨特務。不過，父親還是不放心，為了確保安全，他臨時和劉少奇交換了坐車。陳毅與父親開玩笑說，『小老鄉，這一次你可要當替死鬼了』，父親只回答說，『無所謂啦，這是職責所在嘛。』」這句話，羅援至今刻骨銘心。
血管裏流著「強硬」的血
經歷過戰爭洗禮的羅青長，對幾個兒子寄予了厚望。他結合每個孩子誕生的時代背景，均以提手旁的漢字為他們取名，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威武不屈、善於戰鬥。羅援對父親為他們兄弟取名中透出的學問和用心很是感佩，細細向記者解釋道：「大哥取名羅抗，抗日戰爭；二哥羅挺，挺進中原；我是老三，羅援，抗美援朝；老四叫羅振，振興中華；老五叫羅揮，『毛澤東揮手我前進』；老六是羅揚，發揚光大。」
羅援從小生活在父親工作的機關大院，如今，他仍能津津樂道地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歲月。「小時候照相，我總喜歡穿件海軍服，腰間還別一把槍。可那時候什麼都不懂，大人們看了照片總會笑話我，『你的槍都別反了！』」
在父母的嚴格教育和薰陶下，羅家的幾個孩子都表現得十分低調。「父親常教育我們，不能有『自來紅』思想，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我們並沒有進入幹部子弟學校讀書，身邊的朋友也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別人根本不知道我們是高幹子弟。在學校填表格時，我們只在父親職位一欄填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如今，羅援每每看到保存完好的當年的作業本和成績單，總會特別感動。「因為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喜歡在晚上辦公，我父親也就經常晚上出門，等天亮我們上學後他才能回到家中，彼此經常見不到。但是，父親從未因此而忽略我們。但凡有家長會，他總會騎著自行車去參加，我的成績單也全是父親簽的字。」羅援還記得，自己上中學後的第一次寒假，父親便讓他到京郊的農村和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第一個暑假，又讓他跟著勞動模範時傳祥一起外出掏大糞……
家庭的耳濡目染，讓羅援從小就對軍營生活充滿了嚮往。不過，十年動亂前期，因為父親被打成「走資派」，羅援連當兵的資格都被取消了。「1968年，還是父親的老戰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劉忠冒著政治風險將我送到雲南邊陲他的老部隊，才圓了我的當兵夢。」
當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羅援隱瞞身份到連隊的生產點勞動鍛煉，當上了一名不發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生產兵。在那裏，羅援白天放牛、割草、墊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裏。身上被跳蚤咬得渾身是包，感染後，血水膿水混在一起，奇癢無比。那段時間，羅援吃了不少苦頭，「每天最大的樂趣，就是放牛歸來能在泉水邊沖個澡」。
半年後，雲南省軍區副司令員王銀山來到這個連隊，卻沒見到羅援的身影。他納悶地問：「我給你們送來的那個高幹子弟，你們放哪兒去了？」團首長一聽，愣了神：「沒有高幹子弟啊！只有一個『臭老九』，在山上勞動改造呢。」羅援從山上被叫下來時，王銀山一看到他就掉下了眼淚：「羅援，你太死心眼兒了！」
羅援告訴記者，從遺傳學角度來看，自己的強硬主要來自于父親的「基因」。「周總理對我父親十分信任，就是因為父親在原則問題上非常強硬，從不讓步。當年，造反派要鬥父親，衝擊他所在的中央調查部檔案館。為了避免黨的機密外泄，父親站在檔案館門口，腰板直挺著說，『你們要衝檔案館，就從我身上踏過去！』後來，是周總理保護了父親。周總理曾評價我父親說，『你們說羅青長路線鬥爭覺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紀律。』」這件事，一直深深地植根在羅援的心底，也成為他日後「講原則、敢說話」的榜樣。
羅青長曾語重心長地對羅援說：「老三啊，你最大的優點就是講義氣，最大的缺點也是講義氣。」「文革」期間，羅援在某軍作訓處當參謀，他所在部隊的軍長因造反派迫害，被關了起來。羅援說：「但我認為他確實是個好人，身體力行，把整個部隊的作風帶得嗷嗷叫。」一次，羅援利用休假的機會回到北京，並通過自己的母親輾轉將軍長夫人寫的一封信交到鄧穎超手上，希望能讓高層領導瞭解這位元軍長的一些真實情況。因為這件事，羅援被部隊劃入「保皇派」行列，甚至有幾次差點「被轉業」。但羅援說，對這事他從未後悔，自己並沒有私心，只是說出了想說的話。像這類拔刀相助的事，在羅援的軍旅生涯中並不少見。
「只要在這個陣地上，就要發聲」
羅援繼承父親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愛學習。
在部隊時，羅援一有空就抱著本書看，或者往閱覽室裏鑽，戰友們都戲稱他有「知識饑餓症」。「一得到機會我就學習，什麼都想學，學外語、學中國文學、學軍事理論、學軍事技術。」羅援說，他特別迷戀軍事理論，經常給軍事科學院主辦的《軍事學術》雜誌投稿。「當第一篇論文變成鉛字的時候，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我永遠忘不了，幫我修改第一篇學術論文的是一位叫張晶的編輯，他雖然已經去世了，但我非常懷念他，是他將我領進了軍事科學的最高殿堂。」
「文革」後，軍事科學院很多部門急需補充人員，已經在《軍事學術》雜誌發表過很多文章的羅援自然成了選拔對象。1978年，羅援正式調入軍事科學院，從事科研工作。羅援曾在總參測繪學院、石家莊高級陸軍學院、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防大學深造。在石家莊高級陸軍學院，他是少有的幾個全優生之一。後來，他回到軍科院專門從事戰史、戰略和外軍研究工作。
沒想到，理論戰線後來竟成了羅援真正的戰場。「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我們在進行著無形的拼殺。現在雖然一時難見分曉，可一旦狼煙乍起，我們平時理論的積累就會對戰爭的勝負起到重要的作用。」
羅援的各種「敢於言戰」的聲音，也曾經招來人們的質疑。有人曾冷嘲熱諷：「羅援，你這麼強硬，總忽悠別人上戰場，你自己會不會上戰場？」還有人說：「你們這些『紅二代』是不是都把財產轉移到了國外，子女也早就送到國外去了吧？！」
對此，羅援專門做過回應：「我認為我有底氣說硬話，因為我上過戰場，知道生與死、血與火的滋味。如果祖國需要，我仍然可以義無反顧，慷慨赴命。我不貪不腐，不可能在國外有存款。我的女兒、女婿也都在國內，我常跟他們說，一旦國家有難，你們就要響應號召，沖在最前面。」
上過戰場，這確實是羅援的經歷。就在調往軍科院前不久，他參加了抗美援老（撾）戰爭。1973年春，羅援作為軍工組成員，率自己所在的高炮部隊跨過邊境線，進入老撾戰場。「部隊換上老撾人民軍軍服的時候，我的內心確確實實升起一種慷慨赴死的感覺。我很清楚，自己即將在戰場上接受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羅援說，很多學者提起那個年代的戰爭，總說中國是以中世紀的武力與現代化的外國軍隊抗衡，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和戰友們面對的就是美機的密集轟炸。
剛出國時，由於經驗不足，一次，羅援和戰友們將洗好的床單晾曬在高炮陣地上，不想卻成為美軍的轟炸目標。警報拉響後，戰友們本該及時跑到防空洞裏避險，但他們愣是紛紛沖向陣地，架起高炮，向敵機射擊。狂轟濫炸中，不少戰友將生命留在了異國他鄉。那悲壯的場景，羅援至今難以忘懷。
羅援說，作為一名軍事科研人員，他現在只能智力報國，展現自己的「軟實力」，通過在媒體上發表言論或者上書國家建言獻策來發揮作用。「老一代革命家說過這樣一句話，叫『人在陣地在』，我也有這種堅定的信念。輿論戰這個陣地，我們一定要占住。如果失去了發聲的機會也就拉倒了；只要我還在這個陣地上，我就要為國與民鼓與呼。」
（肖瑩、張健魁、王鍾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