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周恩來命運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惡化，排出大量鮮紅的血尿。3月10日，他住進玉泉山施行第一次電灼術治療。令人欣慰的是腫瘤甚小，術後幾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總理很高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設「烤鴨宴」答謝醫生護士，他以為自己已經康復了。

不料，7月和11月，兩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劇惡化。第一次「批周」後，再次發現全程血尿，膀胱癌復發，大夫的意見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會，使大夫們只能望病興歎。二次「批周」後，腫瘤迅速增長，每天的出血量由幾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來終於告別了西花廳，住進３０５醫院，直到去世。

兩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離的親歷者。別說是大紅門內的歷史，就是在共和國的歷史畫卷上，這兩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濃重的一筆。我們多麼希望在章的書中能看到這段歷史的真相，遺憾的是，驚心動魄的政治風雲被淒美、哀豔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兩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離的親歷者。

第一次「批周」源於外交部《新情況》上的一篇文章。周恩來第一時間看到了該文，十分讚賞。可當有人把文章拿給毛澤東看時，毛卻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療，毛召見王洪文和張春橋，說：「你們兩位是負責（十大）政治報告和黨章的，今天我請你們來談幾件事。」於是海闊天空地講了一席話。其要點是——

都說此文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原話是「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

我這幾年名聲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馬克思一盞明燈是在歐洲，那個地方放個屁也是香的……「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看。凡是這類屁文件我照例不看。總理的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當晚，張春橋通知周恩來，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的講話。周遵命主持會議，傳達了對自己的批判。其實，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經把談話內容通知了周恩來。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來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協禮堂開完章士釗治喪會後：

一輛汽車疾駛過來，我當時的那位「通天」朋友從車上下來，急匆匆找到我，說來給我「打招呼」。她說在我離開北京的一周內（章要去香港迎父親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傾錯誤是肯定的，喬冠華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說要我有思想準備，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線一邊，還是死心塌地跟喬老爺走。（《十年風雨情》）

和周恩來不同，王海容是把章當「自己人」來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邊，和周、喬他們劃清界限。但那時，章和喬已然打得火熱，用章對喬的話說：「如果你是賊船，我早已上了這只船，下不來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過程中，「冠華的處境一直十分困難，而我卻必須周旋於兩種勢力之間」（同上）。

「周旋」一詞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與被批之間。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劃進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時上邊傳下來的話，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外交部要摻沙子」。自稱「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裏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摻進來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曉得，這一次是沙子被帶上了賊船，還是賊船靠沙子上了岸。章雖不便明說，細心人仍不難看出端倪。

「批周」後周恩來沒有參加十大政治報告的起草，而「冠華被指定參與起草十大報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內容，即「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世界形勢。「開完十大，冠華當選為中央委員」，按章含之的說法，這場鬥爭「莫名其妙地逐漸消失了」

然而，「批周」卻並未消失。第二次「批周」，源於周恩來與基辛格的會談。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士談話，對周恩來在會談中的「右傾錯誤」嚴加申斥：「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毛親自擬定列席政治局會議的名單，即四老：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四小：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羅旭。章由此成了「批周」會上的「小人物」之一。

從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開會「批周」。會議是怎樣的驚天動地，只有參加者才會知道。但章含之卻說：「作為當時參加會議者之一，我自然明白會議的全過程。但是我寧願把這段歷史留給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讓後人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結論。」（《昨日舊事殘夢》）被與會高層人士慨歎為「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會議記錄，據說已經付之一炬了，而參加會議的人卻寧肯讓局外人去研究，後人又怎能「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結論」呢！

作為局外人，我們只能從相關人員的回憶中，感受到會議的緊張、激烈。

一次，警衛戰士張樹迎進會場送藥，見「總理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面擱個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他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鬥的架勢」（《我的伯父周恩來》）。一位服務員進去送水，目睹現場，「她驚呆了，把幾杯水倒翻在地，哭著跑了出來」（《周恩來衛士回憶錄》）。

「往日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地打招呼，現在……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現冷淡，大概為了表示劃清界限吧！」（《周恩來的最後十年》）

在會場外，周的警衛、保健大夫也備受冷落，「多數領導人的隨員，見到我們或低頭而過，或扭頭避免彼此目光接觸……即使擦肩而過，也不理睬我們」（同上）。

隨員們甚至做好了蹲大獄的準備：「我們的直感是……像要動手殺牛了。」 （《周恩來衛士回憶錄》）

別看是政治局會議，左右形勢的還是「小人物」。就是調門最高的江青，也免不了不得要領。如她說周是霍查，主張兩個拳頭打人，顯然是把上次「明燈」的談話挪了過來，急得一位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說「把問題弄反了，搞顛倒了」。小人物比政治局委員還明白，蓋是身份使然，王海容、唐聞生是毛澤東的聯絡員，口銜天條，自然了得。張穎聽一位與會者說，周恩來癌症在身，右手發顫，想讓一位小人物幫忙記一下。那位小姐杏眼圓睜，怒斥道：「是批你還是批我？自己記！」（《外交風雲親歷記》）

忝列「小人物」的章含之，自然比不上聯絡員風光，充其量不過是「偏師借重黃公略」罷了。但章和喬的批判，恐怕也可圈可點。章曾這樣剖析：「我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前程’，隨著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此話倒有幾分當真。章和喬確實是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當時究竟是真心還是違心，現在已無從查考了。至於做一點減輕壓力的事，那原本不難，譬如葉帥，散會後會找到張佐良（總理保健醫生）用力握一下手；紀登奎則會悄悄地問張一句：「怎麼樣？還好吧？」一握手，一句話，暖遍了周家人的心。章和喬，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喬冠華是總理從1940年代一手提攜起來的幹部，二人關係情同父子。到關鍵時刻，也是真刀真槍啊！倒是江青的護士小趙，總理不過是解了她一次難，「批周」時她竟在大會堂對著張佐良說：「張大夫，你還不知道呢，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總理，……他們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張要她輕點聲，她說：「張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說話，我負責，我說的全是真話，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喬的表現未免令人寒心。

據章說，1975年一次會見外賓後，喬曾向總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並得到了總理的諒解。但就在那次會見後，工作人員要求與總理合影，章、喬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總理忽然大聲說：「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叉。」有學者認為，這是在點喬。我也想，周大概不會去說那些工作人員吧！

我很欣賞章書中的一句話：「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虛偽和背叛。」沒經歷過疾風驟雨的政治鬥爭，斷然寫不出如此深刻的語言。

（孫言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