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在新中國文藝舞臺上，誕生了一部影響巨大、意義深遠的經典作品——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它以磅礴氣勢與恢宏場景，激情洋溢地展示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英勇奮鬥、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生動形象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一年後，由八一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聯合將其成功搬上銀幕，使之更為豐富、宏偉、完善，也更具民族風格與民族氣派，成為「紅色經典」的峰巔之作。
總理親自部署
作為新中國首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量身定制」的。追溯由來，始於1960年，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赴朝鮮訪問，看到一台名為《三千圼江山》的大型歌舞，其內容大多由戰爭年代曲目改編而成，乃於回國後組織空政文工團編演了《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選取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歌曲46首，配以舞蹈表演。上海市文化局又循此基礎，組織編創更大規摸的歌舞表演《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以紀念上海解放15周年。首演於1964年5月23日開幕的第五屆「上海之春」音樂節，上海專業文藝院團、戲劇院校和部分業餘合唱團、童聲合唱團共2000餘人參演，贊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奪取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氣勢十分宏大，引起熱烈反響。經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推薦，周恩來總理親蒞觀看甚為感奮，遂設想搞一台這樣的大型文藝晚會，供慶祝建國15周年獻禮演出。中宣部、文化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等有關負責人一致贊同，迅即組成工作小組，調集著名詩人、作曲家和舞蹈家進行創作，組織北京、上海等地方和部隊系統70多個文藝單位母音樂、舞蹈和舞臺美術工作者，以及北京工人、學生等業餘合唱團成員共3500人參加，僅一個多月時間就完成編演準備工作。遵照周恩來確立的「努力做到用藝術形式將中國革命這首史詩再現在舞臺上」的主旨，以歌唱、舞蹈和戲劇相結合，全面反映近百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的偉大革命歷程，共分八場：「東方的曙光」「星火燦原」「萬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蔣家王朝」「中國人民站起來」「祖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由30多首革命歌曲和20多個舞蹈組成，包括5個大合唱、7個表演唱，還穿插18段朗誦，定名為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1964年10月2日晚在首都人民大會堂隆重推出，當歷時兩個多小時的演出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大合唱聲中結束時，大廳內燈火通明，上萬名中外觀眾全體起立，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10月6日晚，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後，表示非常滿意，16曰下午又專門親自接見了參加創作演出的全體人員，並親切合影留念。
《東方紅》首演產生轟動效應，國際友人等各方面人士紛紛要求拍成電影，以產生更為廣泛有效的宣傳作用和教育功能。周恩來對此十分重視，10月16日陪同毛澤東接見《東方紅》全體創作人員之後，即把有關負責人召集到中南海西花廳商議，希望電影工作者與舞臺工作者努力協作，使國內外觀眾都能夠得到觀賞機會，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並將任務交由在京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一起承擔。各廠紛紛調集最強藝術力量，積極投入準備。
1964年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上旬，四屆政協一次會議和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京召開。周恩來利用這一機會，專門召集電影界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與三個電影廠負責人及攝製主創人員等，圍繞電影拍攝進行座談，特別邀請彭真、周揚、江青等參加。與會電影藝術家們就未來電影如何既保持舞臺演出優點，又能發揮電影藝術特長，展開熱烈討論，各抒己見獻計獻策。
周恩來強調，「我們創作《東方紅》，總的指導方針是學習和傳播毛澤東思想。拍成的電影要有一個更明朗的線索，要貫穿毛澤東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搬上銀幕要進行再創作，把舞臺上的缺點彌補起來。」還提出具體要求，「史詩要用史詩的寫法，不是寫故事性的劇本」，「要敢於標社會主義之新，立無產階級之異」，「要走群眾路線」等。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也為了電影拍攝工作的需要，會上決定擴大和調整原《東方紅》組織指揮小組（又稱大歌舞「總指揮部」）領導成員，除原有的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文化部代理副部長兼藝術局長周巍峙外，增補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3個電影廠的負責人王牧、李牧、彭後嶸等，仍由陳亞丁擔任總指揮，確定八一廠王蘋和北影廠李恩傑為導演，八一廠薛伯青、北影廠錢江和新影廠張邵濱、董健擔任攝影。拍攝電影的具體組織領導以八一廠為主，八一廠黨委陳播、張景華、王牧負責領導。無論從哪個單位抽調的人，都歸八一廠領導，為了加強電影的藝術領導，指揮部還專門成立了「電影導演團」。
精益求精臻善
正如周恩來所強調的，將《東方紅》搬上銀幕，並非簡單地把舞臺演出拍攝成電影膠片，而是重新進行一次藝術再創造的創新過程。在其親自主持座談後，參與該片拍攝的電影工作者與原主要編演人員通力合作，用了幾個月時間，聽取各方面意見，對原舞臺演出精心加工完善，組織為攝製電影的觀摩彩排，進行相關藝術與技術試驗，以及其他一系列準備工作。
原舞臺演出雖然取得成功，為拍攝電影奠定了基礎，但因創作排演時間短促，還有不夠精細之處，因而對原有內容予以修改，成了準備工作的重心所在。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根據毛澤東主席觀看後意見，演出結束在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就要將原來的八場壓縮為六場；二是一些重點場次如「秋收起義」「遵義會議」等，要進一步加強；三是其他一些節目內容和藝術處理，包括朗誦詞作調整加工。修改工作量很大，並且均須得到周恩來總理最後認可。當時採取的辦法是，改一場審查一場，一直延續至1965年3月上旬，全劇才正式定稿，方轉入電影臺本創作，同時進行試拍。
如同《東方紅》舞臺演出誕生，周恩來自始至終親自過問，在修改、排演、試拍等各個環節，都給予直接指導和具體幫助，被親切地稱為「總導演」。
《東方紅》是一部政治性、歷史性都很強的作品，相關歷史事件的評價以及在戲中所占份量，如黨的誕生、秋收起義、遵義會議等，都是周恩來最為關心的，不但要求突出表現，而且在藝術上盡可能完美。最後一次六場聯排審査演出結束已是午夜12時，周恩來仍隨即與指揮部領導和主創人員談意見，對改得好的地方充分肯定，特別是「遵義會議的光輝」一場，對前面加了一段「紅軍想念毛主席」歌，認為這個設想很好，反映了毛主席領導地位的確立，正是群眾意志的集中。結尾的大船（即象徵中國革命航船乘風破浪的舞蹈造型）也想得好。但是舞蹈不整齊，需再排練排練。
隨後，周恩來逐場逐節提出意見，大小共有20多條。大到涉及黨的政策或重要時代背景表現，例如「長征過彝族區」中把給紅軍帶路的彝族頭人改成彝族老人，認為不對，因為少數民族的頭人在當時也是受國民黨壓迫的，而且如不團結頭人，你就過不去那個地區。又如「打土豪分田地」中對地主的處理，認為改成三個地主，增加得好，比一個地主清楚，但用梭標押下場，像是要把他們殺了。當時在毛主席領導下，殺的很少，還是處理成戴高帽遊鄉好些，不要讓人家看了，以為我們抓了就殺。對「井岡山會師」中的旗幟，指示南昌起義部隊的旗幟可以不要，會師兩邊（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都用紅軍的軍旗，都寫「中國工農紅軍」，這段的朗誦詞圼已經提到「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兩次革命武裝」這就行了，又一次以謙虛態度對待他所領導的南昌起義這一歷史事件，強調這是黨領導的，不是我周恩來個人領導的，重申不能同秋收起義相提並論，並且南昌起義失敗了。小至如背景一條標語、旗峽，一句口號，演員一個化妝等細節處理，只要有不當之處，都一一指出給予糾正。「苦難的年代」中背景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牌子，字應從右到左寫或者上下寫，現在從左到右是今天的寫法；「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中，旗帳上的「工人萬歲」，還是改回「勞工神聖」，有鮮明的時代感；「井岡山會師」中，蘇區女赤衛隊長要梳短髮，一條大辮子不合乎當時的情況等。
試拍階段遇到器材、技術等難題，同樣是在周恩來大力關照下得以順利解決。當時我國電影拍攝基本都是使用國產膠片，其性能比國外膠片要差，電影局為支持《東方紅》攝製，特意設法調配英國的「伊斯曼」和西德的「阿克發」彩色膠片，分別供拍攝寬窄兩種版本，試拍後發現所使用的「阿克發」品質不好，「伊斯曼」則已過期，不能達到色彩明朗、顏色鮮豔的效果，而且兩種膠片同時使用，由於性能要求不同，拍攝、洗印均很麻煩，攝製組建議重換膠片並改為一種，但電影局限於條件無力做到。周恩來聽了彙報後，當場表態：「你們去找外貿部副部長林海雲，就說是我說的，讓他從英國進口原裝的伊斯曼膠片。寬窄兩種都要，專供大歌舞攝制組用。但這回要買到新貨，不許出問題，要和外商簽訂合同，保證是好的。」
全體主創人員有感於周恩來為《東方紅》所傾注心血，在拍攝準備工作將竣，不約而同提議請其題詞並書寫片名以作存念。周恩來看到領導小組報告後，欣然揮毫書寫了「精益求精，後來居上」八個大字，既是對大家親切勉勵，也是拍攝工作真實寫照。至於題寫片名，周恩來建議以毛主席別具一格的書法字體組合而成，這樣更有意義。
戮力同心結晶
1965年6月10日，影片《東方紅》正式開拍。為確保預期國慶日出片，攝製組分成3個攝影隊，在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北京體育學院囝徑館和北京電影製片廠大攝影棚同時進行拍攝，得到這三處場所的全力支持。人民大會堂管理局特地同意拆掉大禮堂的座椅，以便鋪架移動軌和升降車；北京體育學院新建田徑館，自己一天沒用就拿了出來；北影廠本身生產任務很緊，仍騰讓設施完備，條件優越的大攝影棚。為還原舞臺演出現場盛況，除原參加舞臺演出的首都和部隊以及全國70多個單位的音樂舞蹈工作者外，位於舞臺兩側的合唱隊伍仍由首都部分大專院校挑選出來的600餘名大學生擔當，這其中就有當年曾是清華大學學生合唱團團長、後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土木工程系學生胡錦濤。另外，還專門邀請北京工農商學兵等各條戰線以及少數民族人員，組成上萬人的觀眾群體。協調、聯繫、指揮工作非常繁雜，但召之即來、有條不紊。全體攝制人員三地奔波、穿插交替，日以繼夜、辛勤奮戰。正值北京天氣炎熱，居於攝影場地頂層操作的照明人員，長時間經受攝氏40度高溫，但毫無怨言。每個人都以充沛的激情、謹嚴的精神、負責的態度忘我工作，努力實現所確立的目標：「要使電影《東方紅》毫無遜色地表現舞臺上所獲得的成就。」在當時強調「革命化」背景下，所有拍攝人員仍像舞臺演出一樣不予署名，僅在影片最後字幕極其簡單備註一行說明文字：「首都文藝工作者及工人、學生業餘合唱團三千餘人集體創作並演出。」
為了體現周恩來提出的電影應讓觀眾「像坐在大會堂裏看《東方紅》的演出」要求，導演、攝影精心設計和拍攝了一組氣氛鏡頭置於片頭：暮色蒼茫、華燈初放，天安門廣場分外莊嚴雄偉，巍然屹立的人民大會堂敞開大門，盛情迎接紛湧而至的廣大觀眾，以一派國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景象，烘托即將拉開帷幕的氣勢磅礴、叱吒風雲的演出。繼而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進入燈火輝煌的大會堂，採用主觀鏡頭敍述方式，表現觀眾信步穿越大廳拾級而上，來到演出所在的萬人禮堂，營造身臨其境的真實親切之感。隨後又用特寫鏡頭代表觀眾視角，仰望大會堂猶如繁星摧璨的頂燈，再搖下落至觀眾席上拿起的說明書，伴隨延續漸強的音樂，《東方紅》片名赫然入目，極為自然而又隆重地把觀眾帶入演出中去。與之呼應的片尾，別具匠心地讓全場萬餘觀眾與舞臺上的演員有機結合，共同高唱《國際歌》，不僅以此表明演出結束、觀看完畢，而且昇華了《東方紅》全劇的意義，顯示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鬥爭終於屹立在世界東方，決心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拍攝工作至9月18日基本結束，攝製組趕制出混錄樣片。周恩來總理與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等，連夜審看後予以充分肯定，同時也提出修改意見，主要是全片的內容進程及氣氛節奏，如何做到有張有弛、有起有伏，要為一般觀眾考慮，把每一個時期、每一個段落分得清楚一點，使得影片的情節結構、脈絡分明。周恩來熱情而親切地勉勵說：「請大家再加一把勁，使它達到完美境界，爭取提前完成，在國慶日上映。」主創人員認真加以分析研究，採取修改補拍措施，並在後期剪輯制作中精雕細琢，終於圓滿完成任務。
在10月1日國慶日到來之際，影片以寬窄兩種銀幕幵始公映，各地觀眾反響熱烈好評如潮，認為《東方紅》「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革命歷史教科書，並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強烈的感染力，是一部融音樂、舞蹈、詩歌、美術於一爐的好影片」，「把中國幾十年的革命鬥爭過程全部搬上銀幕，要讓觀眾看得懂，而且有興趣看，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方紅》的確是一部巨大的藝術作品。」
然而，1966年2月，江青與林彪共同謀劃並由江青主持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竟然全盤否定建國17年來文藝戰線所取得的成就，攻擊由周恩來親自主抓的《東方紅》「問題不少」，摒於優秀劇碼之外。待到「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江青又利用躋身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職權，將電影《東方紅》與其他眾多所謂「毒草片」一起，統統打入冷宮。直至1977年初，《東方紅》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批恢復公映影片，重返銀冪大放異彩，此時周恩來逝世已有一年，而距影片拍攝則逾12載，印證其經受檢驗而愈久彌堅。
（朱安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