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逝世。在當局的監視下，上海灘萬人送行。眾多挽聯中，女性鬍子嬰的一對，最為平實而真摯：「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斷咒駡；悲痛中別無他說，只好勸大眾繼續鬥爭。」

魯迅。

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記》的短篇小說下面。

這是一個專門用來發出洪鐘般巨響的名字。

無聲的中國，從此有了一個震耳的聲音。周樟壽是一個人，而魯迅則是一副骨頭，又硬又韌的骨頭。

朋而不比，周而不黨。在眾人沉睡的鐵屋裏，放聲呐喊；在千夫所指的曠野中，荷戟彷徨。

毛澤東說，「魯迅先生沒有一絲奴顏和媚骨」。

越來越深的黑暗

魯迅，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不回答，因為他幾乎從不描畫未來。

「城頭變換大王旗」，對專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他的重要行動，但他始終堅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裏的污穢，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歷史任務。

他說，中國社會就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去什麼東西，結果都變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國沒有希望。「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

歷史按照他的預言在進展。

共和沒有帶來更好的社會，袁世凱復辟，禁絕言論；北洋政府把手伸向學術，在學校裏玩官僚專制。一些文人學者被豢養起來，以上流社會的優裕嘴臉，蔑視一切大眾的權利與抗爭。

政治的壓制越嚴酷，社會的抗爭也越激烈。

用小說思考中國無疑更為從容，但身在旋渦的人無法從容。現實迫使魯迅日漸轉向了「雜感」—一種最直接、有力地對現實發聲的文體。

也正是這種被稱為雜文的文體，讓魯迅擁有了越來越強大的戰鬥力。

他是一個天生的思想戰士，只要有紙和筆，加上一卷紙煙，獨自一人就能力抗一整個集團勢力。

在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徐志摩的論爭中，他以一己之力直打得對方發文求饒，呼籲「帶住」。而他卻說：「我還不能帶住。」

他是一個「火鴉」，無論去到哪里，放火燒社會，也燒自己。唯有在戰鬥中，他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筆墨終究無法對抗槍彈。

1926年，劉和珍、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在「三•一八慘案」中被段祺瑞執政府殺死，魯迅被通緝。

悲憤之餘，他在《紀念劉和珍君》裏寫道：「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三•一八」這一天，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但後面的經歷，卻證明這一判斷過於樂觀。

1926年9月，他受朋友林語堂之邀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又辭職離去，經孫伏園牽線轉到廣州中山大學。

南下的魯迅是懷著憧憬的—因為領略夠了北洋政府的黑暗，他的南行帶著尋找光明的意圖。

南方的革命策源地，應當別有一番氣象罷。然而廈門的4個月，帶給他的是寂寞和厭惡，廣州的8個月，經歷的則是徹底的幻滅。

初到廣州時，北伐正酣，革命氣氛濃厚。在黃埔軍校演講時，他還不自覺地流露出對革命的樂觀。

「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一段時間裏，魯迅認為「文學無用」，「改革最快，還是火與劍」。

隨後發生「四•一二政變」，一大批原本的同志—共產黨員被屠殺。清黨運動中，中山大學一些學生被抓走。魯迅試圖動員學校高層組織營救無果，憤而辭職。

革命，革命。

半生追尋革命，但魯迅發現有的人「革命」喊得越響，天色就變得越黑暗。即使北洋軍閥，也從未敢像號稱「革命」的國民黨那樣地殺人。

這一年，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可惡罪」—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凡為當局誅者皆有罪。」

後來魯迅曾對斯諾說：「民國以前，人民是奴隸，民國以後，我們變成了前奴隸的奴隸了。」

「阿Q現在在管理著國家哩。」

整個1920年代，如果說魯迅在人生中收穫了什麼真正的喜悅，也許就只有和許廣平的愛情。

許廣平是廣州人，因抗拒包辦婚姻，遠離鄉土，先到天津再到北京，入讀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成為魯迅的學生。曾經她是和秋瑾一樣的熱血巾幗，主張以暗殺推動革命，在寫給魯迅的信中，有一段話可謂豪氣幹雲。

「仗三尺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殉。」

1927年10月，魯迅攜許廣平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魯迅死了嗎？

在上海等著他的，是另一種過去不曾應對過的局面。

在思想和行動上，魯迅一直是不斷革命的，他離開廣州，是滿懷著對犧牲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對「獨夫」「屠伯」的義憤的。

但一到上海，面對的卻是創造社、太陽社一群「革命文學」青年的群起而攻。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蔣光慈、錢杏邨、彭康……

一擁而上。

「以趣味為中心」「蒙蔽一切社會惡」「對於社會認識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實」「麻醉青年」「老頭子」「陰陽臉的老人」「文壇的老騎士」「中國的堂吉訶德」「反動的煽動家」「夢遊的人道主義者」「最醜猥的個人主義者」……

無數的帽子飛了過來。

他們宣佈，「阿Q的時代已經死去」，「魯迅也死了」。

魯迅對於這一波攻擊是莫名其妙的，而因其原因複雜，至今也難以一言定論。

在當時的文壇，罵魯迅是一個很好的擴大影響的辦法。在廣州時，中山大學學生籌備出版刊物，希望魯迅為創刊號寫文章，這樣可以增加銷量，支援刊物的可持續運轉，魯迅就說：「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罵我的文章，銷路總是好的。」

魯迅不怕戰鬥，害怕的正是缺少戰鬥的物件。

五四過後一片沉寂，他就寫過「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在所謂「反省五四」的調調下公然懷念戰鬥的激情。在廣州，有人約他寫文章，他則表示因為生活過於平靜，沒什麼可寫。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挑釁，喚醒了他的孤傲和好鬥。

「我倒覺得有趣起來，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挨多少刀箭。」

在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成批發表的文章中，充斥著革命浪漫主義的空洞口號，對魯迅的攻擊也非常淺薄，令他倍覺孤獨。

1928年5月4日，他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說：「大家拼命攻擊，但我一點不痛，以其打不著致命傷也。以中國之大，而沒有一個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革命文學」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但回看文章往來，魯迅顯得更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他在「革命」再次幻滅後獲得的新的理論修養。

他認為這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其實不懂馬克思主義，於是在幾個回合的交手之後，乾脆轉而譯介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以此表明態度。

正因認清了空洞口號的大而無當，後來他曾對馮乃超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麼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擔！

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從作者到受眾，他都看不到影子。

1930年，為了要成立左翼作家聯盟，「革命文學」緩和了對魯迅的口氣，魯迅也和其中的一部分人冰釋前嫌。

比如，其中攻擊最烈的馮乃超，因其展現的真誠忠厚，魯迅馬上就放下了一切恩怨。

魯迅對左聯傾注了熱情與心血。

過往加入或「被加入」的社會組織，他都很少參加會議和活動，而左聯的會議和活動他基本上從不缺席。

然而這樣一個政治意味濃厚的組織，從根本上說也不適合魯迅的性格。內部的派系爭鬥、「由同志從背後射來的冷箭」讓他不勝其擾，也更感到灰暗。

這樣的日子構成了他最後的人生。

但也有慰藉。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在上海的日子與中國共產黨人有了頻繁的往來。馮雪峰、胡風、馮乃超、柔石都是他的好友。

柔石是一個忠厚純潔的青年，他的犧牲讓魯迅疼痛得無以復加。正如林賢治先生在《人間魯迅》裏寫的那樣：「浩瀚的心海頓時嗚咽起來……」

共產黨人中，和魯迅交情最深的是瞿秋白。高層領導人，他早年就和陳獨秀、李大釗並肩作戰，後來又接觸過李立三，但真正引為知己的只有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一幅字，就是寫給秋白的。

共產黨人中，對魯迅評價最宏大而深刻的是毛澤東，但最知心的則仍是秋白。他說，魯迅是萊漠斯，是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紳士階級的貳臣。他詛咒自己的過去，竭力地要肅清這個骯髒的茅廁。

1935年，秋白也被殺害了。

魯迅的一生，是「忍看朋輩成新鬼」的一生，陳天華、徐錫麟、秋瑾、陶成章、范愛農、劉和珍、楊德群、畢磊、柔石、楊銓、瞿秋白……「耳際頻聞故人死」。

柔石死後，魯迅寫：「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楊銓死後，魯迅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他至死都保持著戰鬥的激情，從未改變過自己的立場。當胡適、林語堂、周作人等舊日戰友都紛紛在思想和文字上變得面目全非時，魯迅仍然是魯迅。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逝世。在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上海灘萬人送行。

眾多挽聯中，女性鬍子嬰的一對，最為平實而真摯：「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斷咒駡；悲痛中別無他說，只好勸大眾繼續鬥爭。」

（李少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