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在回憶文章裏，說父親「由一個大山裏走來的少年漂泊者成長為一個革命戰士」，「天然地認為他和這個革命和事業是血肉相連的」；忠實於黨，忠實於人民，就成為他的兩大人生信念與藝術信條。對此應該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郭小川後來到了知識份子成堆的中國作協，始終格格不入，除了他確實看到許多知識份子的弱點之外，更和他因對知識份子總體評價上的偏見而產生的戒備心理直接相關。但郭小川同時也面臨一個矛盾：儘管他竭力將自己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區分開來，因為他自身只是師範生，至多算個「小知識份子」，但他自己身上根底上的知識份子氣質、情趣、積習以及由此產生的與知識份子之間理不清、剪不斷的精神聯繫，卻是無法掩蓋的，客觀上的改造者的地位，理性上的疏遠與情感上不自覺的親近，使他時時陷入困境。
以寫作為終身追求的郭小川，他也自有困惑：一方面，他完全認同黨所提出的「首先是革命者，然後是作家」的定位；另一方面，他又特別強調和自覺追求文學藝術的創造性。這構成了郭小川文藝思想的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面。
1957年，「怎麼也跟不上」的尷尬
郭小川在他1957年日記的頭一篇裏，這樣寫道：「1957年恐怕是整個思想戰線鬥爭最尖銳的一年，這就有許多事情可做，有很多戰鬥等待我們。我將日夜不停地工作。用的武器還是詩和雜文，……總之是為了鬥爭。」他還特意談到自己的工作 （他從1955年10月調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秘書長，1956年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工作本身是繁重而令人憂慮的。……文藝界的複雜情況，負責人總是處在尖端上的，決心守住原則，注意團結，別的都在所不計也。」
這一段年初預測，可議論之處頗多。一是郭小川憑著他高度的政治敏感 （這是他曾經擔任王震這樣的高級指揮員的秘書以及多年從事黨的新聞工作所訓練出來的），對1957年全國思想戰線鬥爭形勢與動向作了準確判斷。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中大概很少有人有他這樣的清醒估計與自覺意識；二是人們通常關注的是運動的受害者一方的命運，卻很少有機會探視運動中的左派與領導者的思想、心理反應。而這正是我們最感興趣的：這一年，郭小川這樣的正統、主流知識份子在想什麼，做什麼呢？
郭小川1957年1月28日的日記裏，即記載了「陸部長 （按，指中宣部部長陸定一） 傳達最近省市委書記會議的一些內容」。主要是毛澤東講話的精神，講面對「人民鬧事」這一「新問題」（毛澤東說：「過去革命，人民內部矛盾不大，現在階級快消滅，人民內部鼓起眼睛來」），黨應該怎麼辦？對此毛澤東講了兩條。
其一，「不要以為天下太平」，「思想 （要） 有準備」：「反革命分子是存在的，有些地主資本家，還有富裕中農，資本家不講話，地主不講話，地主的兒子出來鬧，幹部出來鬧」。其二，「我們不怕鬧」，「不犯路線錯誤，不會出大亂子，即使出大亂子，也不會亡國，國家會更鞏固」。因此，對付亂子的辦法也有兩手。一是「不採取抓人」的方法。鬧了事，「第一態度歡迎，沒鬧夠，就不收場，如不鬧夠就收場將來還會鬧，對壞人採取孤立的辦法」，「不要輕易開槍抓人，武裝鬥爭除了反革命暴動以外，不要弄。段祺瑞，三一八，開槍，就垮臺」。二是「要管思想工作」，「工人成分改變了，有些地主進去了」，「黨發展太大不好，團大也不好，太大了，一點作用也沒有，匈牙利90萬黨員，大了，沒有模範作用。」其實這是毛澤東對1956年10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的反應。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5日講話裏，就已經指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了。」在稍後 （1957年3月1日） 的講話裏，毛澤東又把匈牙利事件的產生原因作了一個概括：「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份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前後三次講話表明，毛澤東從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兩條教訓，一是黨的官僚主義會脫離群眾，導致黨的危機；二是知識份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沒有鎮壓，也會導致危機。因此，面對中國工人、學生、農民「鬧事」（1956年下半年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還有許多農民要求退社） 也是三條：其一是很多鬧事都是由官僚主義引起，正好借群眾力量反對黨內的官僚；其二有的鬧事背後有反革命，讓它鬧夠，徹底暴露；其三，要加強思想工作，改造知識份子。這樣，郭小川對毛澤東的講話作出正面的、積極的反應，就是很自然的。郭小川在聽傳達這一天的日記裏，就這樣寫道：「關於‘百花齊放和‘人民鬧事部分，最啟發人，毛主席關於矛盾論的一些意見，簡直讓人歎為絕唱。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但如果仔細分析郭小川在1957年初的日記和發表的文章，又可以看出，郭小川雖然在理智上提出要開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要左右開弓」，但真正牽動他的感情，引起他高度警戒的，卻是各種「錯誤傾向」，他更在意的是要反右。日記裏就不斷提出：「對那些小資產階級情緒不批評是不行的。批評這種片面性，引導他們走上理智和清醒的路，有什麼不好呢？」「（某某）知識份子氣極重，個人主義的棱角很多，缺少共產主義者的忠誠，這人是絕不會成大器的。」對於當時文藝界發表的一些文章，他也在日記裏表示了反感。如對 《星星》 詩刊發表的流沙河的 《吻》 《草木篇》，郭小川更作出強烈反應：「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實在令人擔憂，他們的思想實在已經具有反動的傾向了。」
郭小川在 《官僚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偏激》一文的最後，鄭重其事也頗動感情地寫了這樣一段話：「近年來，我們讀到一些描寫青年人和官僚主義者進行鬥爭的小說。作家看中了這樣的主題，當然是無可非議的。可是，當我們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種小資產階級偏激情緒的時候，我就捏了一把汗。我想，我們的作家是引導我們——青年人—— 去作有效的戰鬥呢？還是引導我們去做一件有危險性的遊戲？最後是引導我們年輕一代去做社會主義事業稱職的接班人，還是讓我們學習一種不切實際的浮誇散漫的作風，以致把前一輩辛勤締造的家業在我們手裏蕩盡丟光？我們把這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出來，恐怕已經不算太早了。」熟悉這段歷史的人們很容易就看出，郭小川這裏所指，主要是發表於1956年《人民文學》9月號的王蒙的小說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郭小川顯然把問題看得很嚴重：這是一個「做社會主義事業稱職的接班人」，還是將先輩創造的家業「蕩盡丟光」的原則問題，一貫以捍衛革命成果為天職的郭小川和他的作協戰友 （郭小川在日記裏曾經透露，他和林默涵、劉白羽等作協主要領導，「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看法是一致的」）自然要挺身而出。
於是，就有了一個大動作：在郭小川的提議和主持下，1月29日召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專門討論王蒙的小說。發言者有不少都是延安老戰士，他們如此慷慨激昂，顯然認為這面對的不僅僅是文藝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郭小川是會議的主持者，因此沒有發言，但他在當天日記裏，仍然作了一個概括：「總的認為這小說是有毒素的。」這自然也是他自己的意見和態度。
黨組會議上的眾口一詞，激烈反擊，其實是反映了1957年上半年的整風鳴放期間，黨內許多黨員、幹部，特別是來自延安和軍隊的老幹部的內心是不滿與焦慮的。郭小川後來在談到他這一時期的政治態度時，曾說到自己「在匈牙利事件後，確實看到我國知識份子日漸走向右傾，因而有走向滅亡的危險」，為此而不安。因此，當軍隊的四位老幹部陳其通 （時為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 等於1月7日在 《人民日報》 發表 《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批評「在過去的一年中」，「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裏光彩暗淡了」，這些判斷都引起了郭小川的共鳴。他在1月8日的日記裏寫道：「幾個月來，文藝界又在某種程度上釀成了小資產階級的風潮」，「昨天 《人民日報》發表的陳其通等人的文章，就是對這種現象的不滿的表現。」後來郭小川在一篇檢討裏，也明確承認，自己「對其中的某些提法雖有微詞，卻基本上支持他們的主張」。
但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戰鬥」，在毛澤東看來，都是在反對他的鳴放方針。毛澤東對此有過一個估計：「陳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黨內的大多數，百分之九十」，而他提出的「放」的思想與方針，「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想法抵觸」。於是，就有了一次郭小川說的「意外的會見」。他在2月16日日記裏，這樣寫道：突然接到通知，叫到中南海頤年堂，「剛脫下衣服，主席就出來了」。「已經太久沒有這樣近地見他了。他握了手，問了姓名，說了很多詼諧的話」，「以後人越來越多了」，原來這是一次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青年團負責人會議，「大家坐下來，他就談起來」，主要是針對王蒙的小說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和對它的批評，主要是李希凡和馬寒冰的批評。「主席特別不滿意這兩篇批評，認為它們是教條主義的。他指出：不要倉促應戰，不要打無準備、無把握之戰。在批評時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評時，應當是又保護，又批評，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是錯誤的。」對照 《毛澤東傳》所公佈的毛澤東2月16日講話記錄，郭小川的記錄有遺漏，如毛澤東說：「有的同志批評王蒙，說他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毛澤東講話還提到了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隨後，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和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陳其通的文章也一再挨批。
毛澤東借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以及對王蒙小說的批評，指明黨內有人試圖阻礙鳴放，發出如此嚴峻的警告，這大概是完全出乎郭小川的意外的，而且給了他極大的壓力，因為他正是作協批判王蒙小說的組織者，他自己也是贊同陳其通的文章的。郭小川這樣的老延安戰士，忠心不二地要捍衛黨的原則；現在，突然從批評裏，發現自己干擾了領導的戰略部署，這其間的尷尬，是可以想見的。後來郭小川在回顧這段歷史時，還沉重地寫道：「我當時思想混亂了，認為自己搞錯了，心想我們真是跟不上了嗎？」「跟不上」，對郭小川這樣的以「緊跟黨幹革命」為人生理想、職責的老黨員，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
不過，郭小川還是努力跟上了。那一代人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當自己的想法和組織的觀念發生衝突時，幾乎本能地就先否定了自己，發生問題的，只會是自己；更重要的是，不管思想通不通，都要服從。作為老黨員，郭小川在受到批評以後，迅速調整自己的思想，完全按照部署行動，是沒有多大思想障礙的。以後，郭小川又不斷從周揚等人那裏，聽到毛澤東的想法、動向，如「據周揚談，上海黨內老同志情緒普遍不好，‘左得厲害，主席曾在浙江開了三天會，苦口婆心講了很久」（4月9日）；「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 登的 《人民文學》 怎樣修改了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同時認為 《人民日報》 也是不好的，《文匯報》、《光明日報》 辦活了，《人民日報》 在反胡風時是‘書生辦報，現在是‘死人辦報」。郭小川在瞭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更加堅定、自覺地支持、貫徹「放」的方針。在此前後，他們已經在作協內部積極組織鳴放。在鳴放高潮時，作協內部有些人受北大鳴放影響，也張貼大字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郭小川卻積極支援，並且認為「北大基本是健康的」。—— 在以後批判郭小川時，這就成了他的重要罪狀。
後來郭小川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又說到了自己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因為「知道毛主席是主張‘放的」，因此和作協領導一起「一再提倡鳴放」；「另一方面，因為有許多人在鳴放中把矛頭對準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準舊作協黨組和我個人，我的情緒上受到壓抑，時有反感」，以至於提出「我們也辦個雜文刊物，主要批判資產階級」。郭小川在鳴放期間的壓抑感，在他這一時期的日記裏也有反映。如「我對這種知識份子實在是厭惡的，他們忽左忽右，推波助瀾，自己永遠‘正確，對別人則只知道責備，倒好像永遠受了人家的‘壓制，而自己種種不當行為，則永遠被解釋成為‘委屈」；「下午二時半開給部長提意見的會，空氣壓人。艾青簡直是一種被迫害的狂人，說了些關於我的莫名其妙的事。我很激動」；「幾天來，整風很激烈，每天都聽到不少令人激動的意見，心情真有些不安。但能經得起這次鍛煉，也是個長進」。這裏說到了「鍛煉」，大概是能說明郭小川這樣的左派當時的心理的。郭小川後來曾回憶說他「有時也很憂慮著慌，但只要聽到黨的鎮定而堅強的聲音，我又確信，‘冬天既已到來，春天就不遠了。我們顯然用不著大驚小怪，但究竟掌握什麼火候，心中卻沒有底。就在這種情勢下，我開始是等待時機，暫且‘歇手」，一月以後，再也沒有寫戰鬥雜文了。
陷入「整人的人」的煩惱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 發表 《這是為什麼》 的社論，由此發出開展「反右派鬥爭」的號召，強調「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
郭小川在當天日記裏寫道：「願望實現了。」作為堅定的左派，他早就等待著這樣的反擊了。
但冷靜下來，他又感到了不安。因為儘管他對鳴放期間許多人的言論感到不滿，但只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偏激」之詞，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並沒有看成是「階級敵人別有用心的進攻」。當他終於明白時，再一次痛感自己又「跟不上」了：「其實，主席的意思是放手讓毒草出來，放出來再加以撲滅。我誤解了主席的指示，我的思想情緒於是更向右的方向發展」。後來在1960年作「思想總結」時，他用「時‘左時右」來概括自己1957年的思想：「在對待王蒙的小說 《組》 上，我開始比較‘左，對這篇小說很反感，然後受到主席批評（主席指出不應對王蒙圍剿，小說有正確的一面）。我誤解主席的精神而轉向右傾。」其實，郭小川這樣的知識份子，即使是革命詩人、革命戰士，他們知道的只是書本上的革命與政治，而對實際革命與政治是完全茫然的，他們永遠也「跟不上」，忽左忽右是必然的。悲劇在於，郭小川始終認為自己懂政治，熱衷政治，以服務於政治為天職；但直到碰了無數的釘子，包括一次次地因跟不上而檢討，到「文革」後期，才承認「我不懂得政治」，「我政治上很幼稚」。但為時已晚，而且還要繼續緊跟。
在1957年的現實政治裏，郭小川仍然是要緊跟的，並隨時據此來調整自己的思想與行為。郭小川是真誠的：他並不回避自己曾經有過的迷惘。於是，就有了寫於1957年7月的「急就」章 《射出我的第一槍》。他真誠地懺悔：「當那偽善的暴徒/挑起了戰端，我沒有立即跳進戰壕/射出子彈」，「母親啊，我的人民！可以寬恕我嗎？」他真誠地自責：「過分的老實，在複雜的情勢下麵/陷入迷惘」，「過分的忠厚/識不破那般狐狸的/狡猾的伎倆」。他真誠地宣誓：「從現在起/我將隨時隨地/穿著我的戰士的行裝，背上我的詩的子彈帶/守衛在/思想戰線的邊防」。但主觀上的真誠，並不能改變一個客觀的事實，這也是郭小川多年後才意識到的：「我在反右期間，是一個整人的人。」真誠地整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也是一個嘲諷。
反右運動後期的處理工作，郭小川也有自己的煩惱。其實他早就有了擔心。在8月29日的日記裏，這樣寫道：「今天幾個人都有一個反映，鬥爭似乎要擴大下去。表現了一種厭煩的心情，也表現了對它的擔心，怎樣才叫徹底呢？」「右派（確實） 不少，但如個個批判，那真是要垮了。每人可採取不同方式解決才行。」隨著運動的進展，他又提出「現在既要防右，又要防左」的問題，這都顯示了某種隱憂。以後他又對「把鬥爭庸俗化」不滿，為自己批判發言「過分尖銳」而「不安」。現在，在最後定性、處理階段，他就更加小心謹慎，在劃不劃右派、處分掌握的分寸等等方面不斷在領導層內部和其他人發生爭議，也不斷受到批評，他後來檢討說：「我總希望鬥爭對象越少越好，只要別人不揭發，我就不提出來作為鬥爭對象。」在處理時總是力爭給被批判者有一個較好的出路，為此而積極地為丁玲、艾青能到部隊農墾場勞動而多方聯繫。這都顯示了郭小川的另一面：當他處於鬥爭第一線，寫戰鬥詩歌，作批判發言時，他是急進、激昂，非常左的；但回到日常生活，處理具體問題時，他又是穩健、溫和，多有人情味而顯得右的。郭小川本性中的溫情並不能適應政治鬥爭的需要。
於是，這位反右運動的左派，領導成員，到運動終要大功告成時，卻陷入若有所失的無名的苦惱、煩悶之中，在日記裏不斷談道：「近來，在鬥爭中，不時也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批鬥會上發言以後「反而有些空虛的感覺」；「精神上有一種悵惘的感覺」，「這些天來，真是失去了平衡似的，生活是多麼複雜，而工作的任務又是何等艱巨啊！」他終於感到厭倦：「反右派鬥爭的詩，已經寫了不少，現在實在不想寫了。」郭小川似乎覺得，反右派這樣的政治鬥爭並不是他真正追求的。
他心之所屬在哪里呢？9月10日鬥爭還在進行的時候，郭小川和他的朋友陳笑雨和同為作協領導人的林默涵，突然「談到男女關係這個問題」，郭小川大發感慨：「這是多麼豐富的生活啊！人，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如此敏銳，妻子對丈夫的一舉一動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是喜歡叔叔，男孩子都喜歡阿姨，異性之間的這種奇妙的關係，是作家寫不盡的。」於是郭小川「精神上興奮」起來，「又是為了寫一首動人的歌」：他決定寫「共產黨員如何處理愛情生活」的「故事」。他在日記裏寫道：「人總是這樣，一要寫東西，心情就激蕩起來。」原來，生活，人，詩，才是郭小川真正需要的！儘管組織要求郭小川，郭小川也是這樣自我定位：「首先是革命戰士，然後才是詩人」；但他內心深處，還是把「詩人」放在第一位的，這是他與革命政治真正矛盾之處。
（錢理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