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之爭：「解放」還是「人民」

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由於各解放區流通的貨幣名稱各異，「蘇幣」「抗幣」「邊幣」林林總總有250種之多，而且比價大相徑庭，幣值很不穩定，直接影響社會秩序的恢復，影響金融、市場、物價及百姓生活的安定。為此，成立中央銀行與發行統一貨幣被擺上了議事日程。1947年4月，統管根據地財經的專門機構——華北財經辦事處在河北省平山縣組建，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董必武起草了《華北財經辦事處組織規程》，其中第五條明確指出「籌建中央財政及銀行」。毛澤東收到報告審閱後，不改其睿智幽默的本色道：「這個意見我很贊成。如果解放了北平、天津，我們還拿著各自花花綠綠的票子進城，不就像八國聯軍進北京了嘛。」

即將誕生的中央銀行及貨幣，應該取個什麼名字呢？一時間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有人提議，未來的中央銀行由解放區相關銀行合併組成，可稱「解放銀行」或「聯合銀行」，發行的貨幣就叫「解放幣」或「聯合幣」，以適應革命統一戰線的發展和解放戰爭進程的政治軍事經濟之需；有人主張，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就是永遠為人民服務，不妨稱「中國人民銀行」，莊重大氣，又接地氣，貨幣則順而沿之叫「人民幣」……董必武比較傾向取名人民銀行的提案，他在發給中央的電文裏表示：「銀行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是否可以，請考慮示遵，名稱希望早定，印鈔時要用。」

其時，毛澤東正率領中央機關轉戰陝北，接到電報後即會同周恩來、任弼時等人推敲商議，很快予以回復。查考電文草稿資料，最初有「至於銀行名稱，用中國解放銀行或中國人民銀行均可」字樣，正式複電時改為「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足見中央領導人是經過斟酌再三之後才拍板敲定的。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告成立，同日華北人民政府發佈通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在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首批人民幣剛剛出爐，票樣被立即送到西柏坡，毛澤東手持嶄新的人民幣讚不絕口：「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裝，有了自己的政權，現在又有了自己的銀行和貨幣，這才真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

題字之惑：名人還是素人

首套人民幣付印在即，票券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請誰題寫？時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後來成為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的南漢宸自然想到了董必武。理由有二：一是新的中央銀行機構的創建和人民幣的發行都是在董必武的直接領導下穩步推進的；二是董必武一手剛勁挺拔、俊俏舒逸的「柳體」，在解放區有口皆碑。起初，董必武自謙「字寫得不好，還是請林老（指林伯渠）來寫吧」，後來拗不過南漢宸的幾番懇請，加之印鈔迫在眉睫，他讓夫人何蓮芝找出一套乾淨的襯衣，沐浴更衣，虔心恭寫，揮寫了滿滿一整張紙，除了行名，還有各種貨幣單位及數位，經設計製版人員篩選後，神采倍添地出現在第一套人民幣的圖案上。

嚴格來說，按照「解放一個地區，發行一個地區」的原則，第一套人民幣在各地先後印製發行了62種版面，其中一枚1000元耕地圖券上的行名卻不是董必武題寫的。這張與眾不同的鈔券系委託東北局代印，由於未能及時獲得董必武的手跡，遂請東北銀行印鈔廠一位票版設計師摹寫，儘管也用柳體楷書揮毫，但兩相對照，還是能夠明顯鑒別出不少差異。

1949年後，為了適應迅速發展的經濟形勢，消除第一套紙幣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最大面額為50000元）、圖案要素五花八門、印鈔品質良莠不齊等問題，南漢宸行長決定籌備發行第二套人民幣，題字是否要換，他不敢擅作主張，當下請示了周恩來，周總理表示：「人民幣代表了國家形象，馬虎不得。」

一天午休，在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室工作的馬文蔚被南漢宸請到了辦公室。南漢宸特意從故宮博物院借來一支宮廷用筆，也沒說明意圖，神秘兮兮地讓馬文蔚書寫行名與相關面額漢字……直到第二套人民幣面世，馬文蔚對那天行長的良苦用心才恍然大悟——這位民國時期曾經擔任中央造幣廠要職的老學究怎麼也沒想到，他的墨蹟一直被沿用至第五套人民幣 （個別字體因推行簡化字而由北京印鈔廠設計師作了精心挖補修正），為幾代數十億人所使用和珍藏，一不小心成為當世作品流傳最廣的「書法第一人」。

當時人民幣的設計印製屬於國家機密，當事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對家人都緘口不言。三十年後，這個謎團終於揭開。

油墨之疑：紅色還是黑色

1955年第二套人民幣發行沒多久，人民銀行收到各地群眾雪花般的來信，對新版人民幣的印刷品質提出批評意見，反映紅色1元券在流通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變色、掉色、掉墨以及油墨溶化變黏等現象，造成百姓難以辨別新幣真假，貨幣流通市場一度風聲鶴唳。問題上傳到國務院，周恩來作出批示：儘快查明原因，確定究竟是政治原因造成的，還是技術原因造成的。

承擔印製紅色1元券的上海印鈔廠倍感「壓力山大」，迅速組織展開調查，收集了部分存在嚴重品質問題的1元券加以研究，並向主管部門專題彙報。人民銀行還向中國科學院「搬救兵」，請來專家會診分析，查找原因，中科院經過兩個多月潛心試驗，終於找出了1元券油墨溶化變黏的癥結是品質問題，而非「階級敵人暗中破壞」。明察秋毫見真章，中國人民銀行遂向國務院請示報告：鑒於當前流通的1元券所用的紅色油墨存在嚴重缺陷，經過對各種顏色的鈔票進行試驗，感到黑色油墨的性質最為穩定，具有耐酸、耐鹼的性能，較其他鈔票色墨均勻，因此建議將新版1元券用黑色油墨印製，另以暖色地紋襯托，以便票券能經久耐用。

然而，原本票券上的紅色天安門倏然「變了顏色」，卻是非同小可。人民銀行自然不敢怠慢，在想方設法改良工藝的基礎上又印製了紅色和黑色兩種1元券樣張供國務院領導審閱，從純技術角度，實事求是地陳述各自利弊，並援引「蘇聯老大哥」的貨幣實例為佐證，即蘇聯100盧布券的克里姆林宮圖案，也是採用黑色印製的。

綜合各方面意見，1956年2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陳雲擺出觀點：之所以需要改版，就是因為紅色1元券在流通使用中耐酸、耐鹼、耐光的性能較差，給群眾造成了困擾，從改制後的樣品來看，黑色的鈔券墨色穩定，也比較清晰大方，利弊相較，利大於弊。周恩來最終亦批示同意。新鈔上市後，細心的市民對比發現，紅色1元券的天安門城樓上懸掛了八盞燈籠，而改印黑色油墨時卻被悄悄「摘掉」了……

版別之謎：進口還是國產

也許你未曾想到，基於當時國內製造業基礎薄弱及人民幣防偽能力欠缺，第二套人民幣中的3元、5元、10元三種大面額票券中的「高技術含量」重任，只好仰仗「蘇聯老大哥」的援助。經中央批准，人民銀行派出4人小組隨中國國際經貿促進會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中蘇雙方於1953年8月正式簽訂了委託代印人民幣的合同。保密起見，合同以「全蘇木材出口聯合公司」與「中國化工雜品進口公司」的名義簽訂，遮罩了任何關乎人民幣的字眼。沒過多久，首批滿載3元券人民幣的列車從莫斯科駛抵滿洲里，貨物標注「技術裝備」。

但隨著中蘇關係日趨緊張，人民幣的發行也受到很大影響。為防貨幣流通秩序可能遭遇的侵擾局面，1964年 4月 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關於限期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知》，規定蘇印 「三種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場上流通，一律回收銷毀，限期1個月內到銀行兌換成其他面額，逾期未收兌的一律作廢。在召回蘇聯代印人民幣的同時，人民銀行馬不停蹄開始發行自主印製的5元券人民幣。這是第二套人民幣的最大面值了。

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推出第三套人民幣呈箭在弦上之勢，原計劃從蘇聯引進技術的設想無疑「泡了湯」，中國制鈔專家克服重重困難，硬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下，運用自製設備和自主技術生產出中國第一批固定浮水印印鈔用紙，第三套人民幣終於呱呱墜地，結束了「進口鈔票」的尷尬時代。

頭像之論：亮相還是回避

讓毛澤東主席的形象出現在 「國家名片」——人民幣的票面上，是老百姓的樸素情感與願望，同時，採用領袖像也是各國貨幣圖案設計的慣例。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民銀行經常接到反映類似呼聲的群眾來信。然而，毛澤東主席在世時發行的三套人民幣上均未見其頭像，緣由何在？

籌備發行第一套人民幣時，華北財經辦事處參照解放區部分「邊幣」票面設計，將毛澤東頭像印在人民幣上。正在陝北的毛澤東得知後當即反對：票子是政府發行的，不是党發行的，現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麼能把我的像印上去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套人民幣的後續品種接踵而至，南漢宸行長可沒忘了這個茬，趁著去中南海開會的間隙請示主席，毛澤東依然沒有鬆口：進城前開會已經作了決定，我不能違反。毛澤東指的是1949年3月「進京趕考」前召開的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拍板的六條規定，即「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沒轍，南漢宸只得訕訕而退。

第二套人民幣繪製時，央行設計團隊試圖「兩全其美」，既不違反中央規定又能順從民意，對票面作了匠心獨運的設計，諸如2角券「毛澤東號」火車頭上繪有領袖掛像，1元券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主席畫像，5元券歡慶節日的各族群眾高舉寶像參加遊行……送呈國務院審核時，這些善意的「小動作」被微察秋毫的周恩來一眼識破，向人民銀行傳達了毛主席不贊成票版圖景上出現個人畫像的意見，並建議「中國人民銀行」書寫排列應改為從左向右。這樣，1955年3月問世的第二套人民幣，同樣沒有出現毛澤東像。

20世紀80年代經國務院研究批准，從第四套人民幣開始，票面上才陸續出現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形象，而當下正在流通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幣採用毛澤東風華正茂時期的正面畫像，更是被人們親切地稱為「毛爺爺」了。

（黃沂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