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前後，美國一直尋求與中國對話的機會。美國外交官甚至在華沙追逐中國外交官，試圖與之搭話。這被稱作是世界外交史上最富幽默性的事件之一。

美國人想纏住中國外交官

1969年12月3日夜間，波蘭首都華沙大雪紛飛。在中央車站東側的文化科學宮地下一層，由南斯拉夫大使館主辦的一場外貿服裝展示會正在進行，受邀前來觀看的各國外交使節人頭攢動。從簽到後的第一分鐘起，美國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及其隨員、使館二秘西蒙斯就在尋找一個熟人——中國駐波蘭大使館譯員駱亦粟。自從一年多前上一輪中美大使級會談無果而終後，他們已經有很久沒有跟中國外交官打過照面了；對1969年6月抵達華沙的中國駐波蘭使館新任負責人、臨時代辦雷陽政務參贊，美國人也是僅聞其名、未見其人。但在最近幾次有限的直接聯絡中，西蒙斯獲悉參與過大使級會談的譯員駱亦粟依然在任，因此急欲找到這位老相識。

在展廳的另一個入口附近，美國人看到了兩張東方面孔；盡管略顯陌生，但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已經明示了其國籍。「我見過那個人中的一個，似乎是中國使館的翻譯」，西蒙斯用手一指。斯托塞爾興奮地說道：「另一個大概就是新來的代辦了。機會來了，讓我們趕緊去纏住他們﹗」

「臉厚症」略顯嚴重的西蒙斯並不知曉，此時代已經犯下了一個想當然的錯誤。雷陽代辦和駱亦粟的確都在華沙，但當天晚上他們正在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出席一場宴會；在文化宮會場裡觀看時裝展示的兩位中國外交官，一位是新任二秘李舉卿，另一位較眼熟的則是資深譯員景志成。在一年多以前的會談中，西蒙斯和景志成曾經有膪幾面之緣，因此把他誤認成了另一位翻譯駱亦粟。景志成對西蒙斯也略有印象，但並未見過一旁的斯托塞爾。當他發現兩個美國人正朝著自己指指點點時，立即向李舉卿做了報告，後者當即決定：「美國人說不定要耍什麼花樣，不要理他們。活動一結束，我們馬上離開﹗」

8時許，當最後一位著婚紗的服裝模特出場進行壓軸表演時，李舉卿和景志成悄無聲息地站了起來，朝入口處走去。兩個美國人也跟了上去。

匆忙間的對話

在地下展廳的樓梯盡頭處，有一個供觀眾存放大衣的小接待處。斯托塞爾和西蒙斯首先到那裡取回了自己的外套，隨後才小跑著走上樓梯。而一開始就沒有除下大衣的李舉卿和景志成走得飛快。已經到了樓梯中段。

西蒙斯快步追上前去，擋住景志成，氣喘吁吁地嚷道：「先生，這是我們國家的大使，他有話要對你說﹗」而精通波蘭語的斯托塞爾來不及借助翻譯，直接自報家門：「我是美國大使，我想和你談談」。

在此過程中，三個人都沒有停下腳步。走在最前面的李舉卿因為沒有搭理美國人，此時已經穿過樓梯，來到了文化宮後門，徑直朝停車場走去。斯托塞爾擔心「中國代辦」就此離開，繼續對落單的景志成喋喋不休：「不久前我回了一趟華盛頓，見到了總統。我想告訴你，總統十分嚴肅地希望與貴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因為我們希望與你們國家改善關係。請把這一情況報告上去，我樂意聽到你的回音﹗」

景志成發現李舉卿已經走得老遠，擔心就此被美國人纏住，也是一邊小跑一邊低聲回復道：「我會轉達﹗我會轉達﹗我一定把這個情況匯報上去……」

在「鐵幕」以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的大使不顧外交禮儀，冒雪追逐另一位理論上還屬於敵國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外交官，要求進行直接會談，在整個外交史上都是相當罕見的特例。

日後周恩來曾開玩笑地告訴來訪的美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我們的同志幾乎被你們嚇出心臟病。」它的直接結果，是12月11日雷陽邀請斯托塞爾造訪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使後者成為1949年以來第一位獲准進入中國駐外大使館的美國高級外交官。

而以華沙追逐事件為契機。中美不僅得以恢復中斷近兩年之久的大使級外交會談，還開啟了日後被稱為「外交小步舞」的多層次、全方位直接接觸。之後才有基辛格秘密訪華。

中美蘇形成「大三角」

1969年3月初，剛剛就職不久的美國新任總統尼克森及其幕僚班子突然接到蘇聯大使多勃雷華的通報：在中蘇兩國交界的烏蘇里江邊境，發生了「中國蓄意挑起」的軍事衝突。莫斯科當局希望瞭解，倘若衝突升級，美國政府採何種立場？

若美國對此視而不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隨後，就將遭到本國最大戰略對手的入侵甚至控制，從而徹底顛覆尼克遜政府意圖建立的亞洲均勢的基礎。有鑒於此，在1969年9月5日，白宮發表了一分措辭嚴厲的聲明，宣稱美國對中蘇衝突「極為關切」。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査德森受尼克遜之名發表講話，宣佈「我們不會利用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敵對求取利益……但我們不得不對此深表關注，因為這一爭執的逐漸升級將破壞和平與安全」。

日後基辛格在回憶錄中指出，這是一種微妙的「正話反說」——在美蘇仍處於「冷戰」狀態的背景下，宣稱「不會利用中蘇敵對」，恰恰是暗示美國具備這種能力；而對軍事行動「深表關注」，則是告訴克里姆林宮：一旦蘇聯主動實施對華核打擊或大規模入侵，美國更傾向於為中國提供幫助（儘管幫助的方式不明）。美國正面表態願為尚無會外交關係的中國提供戰略支持，無疑是一個破天荒的舉動，在中美蘇之間的「大三角」博弈由形此現出雛形。

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在局對蘇聯採取進攻性遏制政策的同時，利用「柔性」方式促成中國兩對外政策發生改變。但在朝鮮此戰爭擴大、第七艦隊開入臺灣海開峽「協防」後，則對中國實施「遏制與孤立」並舉的新政策。

考慮到其時中蘇關係極為了密切，蘇聯公開表示願以核武器反擊美國對華的戰略訛詐，而美國公眾和軍方都不願因中國問題與莫斯科開戰；從1954年初開始，艾森豪頂住極端仇視共產主義的國務卿杜勒斯的壓力，批准在第三國與中國代表展開直接接觸。1955年7月底，兩國政府同意將該會談升格為大使級別，1958年夏天以後又將談判地點轉移到波蘭華沙。在長達10餘年的時間裏，兩國代表進行了100餘輪會談。

到了1968年初，隨著美國進一步在軍事上介入越南以及中國國內環境的動盪，華沙大使級會談瀕臨中斷。而此時，一度親密無間的中蘇兩國間的關係卻在走向裂變。中美蘇「大三角」的形成正當斯。

由毛澤東、尼克森拍板定局，周恩來、基辛格具體負責的中美高層司，在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兩條管道中取得了秘密聯絡。此外，中國領導人還別出心裁地開創了影響力更為巨大的乒乓外交。經過不懈的努力，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一行正式踏上了訪華之旅。

（劉怡／文）